西方科学教育价值取向的四段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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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 晶
摘要：西方科学教育的价值取向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历经了四段历程：科学通识教育、科学精英教育、职业生计教育、公众科学素养教育。分析西方科学教育价值取向的演变历史可以为我国科学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科学教育；公众；目的；历史
一、科学教育价值取向的演变历史
(一)以宣传科学知识为目的的科学通识教育
呼吁科学通识教育的先贤是逻辑实证主义创始人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A.Comte)以及其继承人斯宾塞(H.Spencer)。孔德认为，随着学科的不断分化，由学科教育主导的学校教育所培养的专科人才已不太适合于大革命后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社会的重建。所以，孔德提出了“一个以实证的科学知识为主体的通识教育的构想，以培育能够把握科学知识的实证取向的通识人才”，而科学教育在通识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实证性科学知识的发展趋势。”其后，斯宾塞在其重要教育改革著作《什么知识最有价值》(1859)一书中正式提出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古典虚饰性的人文教育应该让位于实用性的科学教育。在斯宾塞看来，通识教育是普及科学实证知识、追求秩序进步的操作性实践，是“人性文化性”过程的提升。科学教育则是通识教育的文化基础，是获得可以解决社会无序问题的实证知识的前提。
在执行科学通识教育功能阶段，科学教育的地位要高于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因为具有综合性质的科学教育联结了每一个学科的发展，所以最晚达到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言的实证科学阶段。科学教育的关联性特征使获得了解每一学科实证知识的通识教育成为必然。“所有的学生，无论是否为自然科学专业，都应该了解有关科学发展的通识知识以及它所引起的文化变革……例如，哥白尼日心说对宇宙图景重新定位的意义，伽利略与牛顿在方法论上的贡献，牛顿将空中星体与地上物体统一起来的引力定律对人类价值观的影响，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对理解生命本身的作用。”对获得通识教育的主体而言，科学教育的学习可以增加科学的历史知识、引起对科学的形而上学思考，“是获得科学真实图景的重要手段”。
以宣传科学知识为目的的科学通识教育理念一直持续到大约20世纪20年代。虽然科学在这个阶段已经不再冠名为自然哲学，并且由综合转向分析与分科，但科学教育依然体现在对科学与科学知识本身以及相应的社会条件等方面的综合。以传授科学通识知识为主，弥补了由科学知识的分化所带来的缺陷与不足。科学通识教育通过对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更好的宣扬了科学理性与科学的单向度功能。17世纪之后牛顿机械论所推崇的科学至上理念，经过近两个世纪科学通识教育的公众普及而达到极致，并且导致唯科学主义的长期流行。
(二)以培养科学精英为目的的科学英才教育
进入20世纪之后，受尼采(F.w.Nietzsche)“权利意志”和“超人”哲学影响，熊彼特(J.Schumpete)、米歇尔(S.Marshall)等人提出的精英理论(Elitism)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非常流行。精荚理论认为，“精英”既是权利与身份的象征，又是在其活动领域内能力水平最高的人。精英给社会带来贡献与影响要远远高于大众。这种精英意识自然地被移嫁至培养精英的学校教育体系中。为了培养足够的科学家与科学精英，尤其是针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所展开的政治、军事、科技、经济竞赛，社会对更高级甚至是最高级人才有迫切需求，科学教育的目的更倾向于达到某种预期结果，例如，培养少数科学英才。
科学英才的目的在于能够为社会进步作出创造性贡献，并尽可能在历史进程中留下痕迹。从这一层面而言，科学英才的培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而不是社会需要，更不是个人需要。所以，英才教育所创造的精英们都具备很高的学术造诣，但更引人之处往往是他们学术价值背后所能带来的政治利益。在英才教育理念牵引下，高等学校的科学教育是为了培养爱因斯坦式的顶级科学家，而中等学校的科学教育就是为这些未来的科学家们做准备。以美国为例，20世纪前半叶的高等教育均以培养科学精英为主要教育目的，几乎不包含任何面向大众的职业教育，而相应的社会结构也保持着明显的阶层差异。原哈佛校长科南特(J.B.Connat)甚至倾向于推行天才教育，要求对3％左右的有高度天赋的高中学生做特殊安排，铺垫精英之路。在精英崇拜阶段，科学教育的角色一方面是培养精英，更重要的是要唤起公众的精英意识。
此时的科学教育具有一定的功利主义特性，以塑造少数个体的心志与个性为目标，而不是大众的通识教育，不具有面向公众层面的权利与义务含义。接受高等教育在这一阶段几乎成为出身较好或天赋较高或两者兼备的人的特权，而整个社会似乎也渴望被这样的少数精英团体来掌握、操纵或改变。科学教育开始出现教育不公平现象，并从主体上割裂了普通民众与少数精英，强调质的绝对强化，却忽视了量的增长。随着战争的结束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基于功利追求的科学精英教育逐渐引起公众的不满与批判。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以英才教育为理念的科学教育一开始就沦为满足某种利益的工具，遮蔽了科学教育内在的精神价值与人性价值，也注定很快会再次发生功能转变。
(三)以获得职业技能为目的的科学专业教育
20世纪60年代以后，科学的社会功能被极大放大。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整个社会对应用型人才与具备一定理论知识的技术工人有迫切需求，学校教育输出的少量精英在数量上难以满足蓬勃发展的市场需要，传统教育制度遭遇危机。科学精英教育开始逐渐向大众教育转向，以职业技能为目的的专业教育成为科学教育新理念。1971年，美国前联邦教育总署署长马伦(S.P.Marland)在改革全美科学教育体系时提出生计教育(Career Educa-tion)构想，旨在培养公众的谋生技能，以维持个人或家庭生活的需要。从此，以职业生计教育正式进入各国教育体系并成为教育发展战略的重点。科学教育再一次回归为大众教育，培养具备较高素质的劳动者，肯定并强调普通大众的社会价值。
在以职业技能为目的的科学教育阶段，普通人对职业技能的需求强化了科学教育的功能――培养当下社会所需要的各类职业人才。职业生计教育指向市场，联结学校教育与企业的生产需要，教育从此不再仅仅是形而上学的纯学术行为。很大程度上，职业生计教育并不是为了提高某一特定专业领域内极其专业的技术能力，而是在于培养广泛职业都需要的一般职业技能。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渐普及，科学教育的目标指向被正式定位为大众需求，培养职业型、应用型、市场型普通大众，以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同时也能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70年代相继问世的各类专修学校，以实学、实用、实践为目标，突出教学与生产的结合，提供各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
是科学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要载体。
以职业技能为目的的科学专业教育是一种广义的终身教育，既包括正规的学校教育也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迄今为止一直是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也是教育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一个重要体现，对整个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基于生计目的的科学专业教育通常以实用主义为价值取向，过分强调实用与实践，经验与就业，往往忽视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也不很强调人文素养的培养；看重的是技术知识传递的效用与结果，而不是科学理念传播的过程与方法。这种极具针对性的实用教育理念，很容易导致人文精神的遗落与人的全面性的缺失。
(四)促进科学传播为目的的公众科学素养教育
如今，科学已经发展到需要公众参与的阶段，基于科学实证利益前提下的科学研究想要获得公众的支持，就必须寻求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公众需要对科学的社会功能、技术的社会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伦理等诸多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审视与反思、充分了解科学的相关议题并进行参与。公众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则成为前提。1984年，英国学者博德默(W.F.Bodmer)受英国皇家学会理事会委托撰写了一份题名为“Public Understanding Science”的报告，强调公众理解科学前提下科学与社会的普遍利益。这份报告引起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注意，拉开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序幕。而以职业技能为目的的科学教育看重专业知识培养与技能训练，往往容易忽视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为了迎合“公众理解科学”这一新的社会需求，科学教育再一次发生目的转向――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理解科学本质、促进科学传播。
公众的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反映了公众对科学的基本理解。不恰当的科学的技术运用以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加深了公众对科学的误解与对立，也唤醒了公众的主体意识，毕竟，并不只有职业科学家才能享受科学带来的喜悦和承担对科学的责任。而公众对科学的误解甚至是拒斥很大程度上缘于公众缺乏对科学的理解，所以，公众需要理解科学与技术，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的关系，理解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科学基本史料与科学研究过程等等。同时，公众作为纳税者有权利参与科学的研究过程，通过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来实现公众与科学家的对话。公众只有理解科学，才能消除对科学的非理性恐惧，科学才能正常发展。这也是科学共同体的一致信念：科学的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程度。
而公众理解科学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科学传播。“科学传播”并不是“科学普及”的一个新潮名词，也不仅仅在传统科普中引进和运用新的传媒工具。传统科学普及是一个科学知识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过程，即由掌握科学知识的人群向没有掌握科学知识的人传播。科学传播却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科学家向非科学家大众传播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公众也参与科学知识的创造过程，参与评价、分析与鉴赏科学，与科学家共同塑造科学的恰当的社会角色。科学教育在促进科学传播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工具角色――培养有科学素养的公众。接受过一定程度科学教育培训并拥有一定科学素养与科学意识的公众，能够对科学做正确的理解，并能够从价值无涉角度评判科学的双刃剑功能。
二、对当前我国科学教育的一点启示
科学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培养更多的科学家，而是培养更多的有科学素养的公众。长期以来，我国的科学教育课程无论从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来看，均有较大的精神缺失。科学教育只重视科学的工具理性，将科学教育异化为科学知识的教育，看重的是科学知识的传授，忽视了科学方法的培养。我国虽然颁布了《科学课程标准》(2001)，对科学教育提出了以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为总体目标，但将科学素养在科学教育中得到落实的路径依然没有很好的解决。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我国科学教育改革应该重点加强两方面教育：
(一)重视STS教育
STS系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缩写，中文译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在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左右每个个体的生存环境，既能给社会带来福祉又会产生难以消除的负面效应，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双刃剑”功能。而科学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让公众正确的理解科学，理解科学与技术的社会价值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将科学置于社会大系统中，能够使公众对科学产生全面的认知，形成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增强公众的社会责任感，也可以促使越来越多的公众意识到参与社会决策的重要性。STS教育是国际科学教育改革的新理念，也是我国科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我国的STS教育已经全面开展，也取得了实际性效果，但与发达国家将STS教育与素质教育等同起来的教育理念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二)重视HPS教育
HPS系history，philosophy＆sociology of science的缩写。中文译为“科学史、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在更宽的视野中解读科学，将科学放在历史、哲学与社会学背景中，公众可以更好的理解科学的本质。利学的基本史料可以让公众了解科学概念的进化与科学理论的发展规律；科学的哲学思辨可以增加公众的理性判断能力，引起公众对科学做形而上学思考；科学的社会学教育可以让公众了解科学与社会的互动，了解科学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社会要素的相互关系，等等。HPS教育是联结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重要桥梁。但HPS教育目前还没有正式进入我国科学教育领域，对HPS教育研究仅处于介绍与呼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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