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黄春明短篇小说《苹果的滋味》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台湾的小说中，出现过很多卑微的小人物形象，可以说底层小人物代言也承载了伤痕累累的台湾所经历的历史苦难。黄春明作为台湾第二代乡土作家的杰出代表，具有着人道主义的关怀，对底层人民的生存和人性有着深切的关注。《苹果的滋味》正是寄寓了作者对小人物“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愫。
　　关键词：小人物 生存困境 “救世主” 人性尊严
　　
　　从小人物的角度隐喻台湾历史，描写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精神和物质文明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悲剧”[1]是台湾第二代乡土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黄春明乡土文学创作道路走上第二阶段，取材和风格皆发生了转向，创作视角也由农村移向了城市。1972年发表的《苹果的滋味》即是作家对离开故里，流浪到城市打拼的异乡人生存状况、精神寄托丧失的病态的讽刺力作。该作也是黄春明向鲁迅批判小说靠近的伊始，作家以小见大地以个人遭遇寓言美国经济殖民下的台湾的历史处境及个中关系。
　　
　　一、小人物的生存困境
　　
　　《苹果的滋味》的故事情节是简单的，台北市的某个清晨，一个叫做江阿发的建筑工人被美国人格雷上校的宝字号轿车撞断了腿。为了不得罪工人阶级，息事宁人，格雷不但让江阿发到了上等的住院治疗，同时承诺愿意负担责任，不会让江家因为阿发的残废而发生生活问题，并当场交给阿发两万块钱且主动提出送江家哑巴女儿到美国读书。而江氏夫妇面对肇事者的愤怒和悲伤没有持续太久，更多的反而是内心的愧疚和因祸得“福”的庆幸。
　　众所周知，美国曾以经济强国的姿态出现在台湾民众面前。这篇小说就是书写了在此阴影下的民众的心态，也由此可看出他们的生存状况。《苹果的滋味》里的主人公其实已在黄春明早期作品《癣》中出现了。在《癣》中这一家人还未离开农村，穷困潦倒连买瓶药水的钱都没有，作家此时流露的是对于乡村百姓无尽的同情；可是在《苹果的滋味》中，当阿发拖儿带女的来到城市打工时，作者在赋予同情的同时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嘲讽。
　　当阿发从麻醉中苏醒过来，阿桂对他说：“我告诉过你，当初你就不听。我说要是打工的话在哪里都一样，你偏偏不信，说什么我们女人不懂，到大都市可以碰运气……”对大城市抱着幻想的人都认为那是个满地黄金的地方，阿发举家迁到台北正是带着扩展生计的美好愿望，与当今很多农民工的出发点不尽相同，都认为在城里打拼有更多的生存机会，然而背井离乡的他们生活仍然艰难。在台湾接受美国物资援助和军事协防的当儿，台湾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相当辛苦，物质极度匮乏，生存环境也很恶劣。既使来到大都市阿发的旧境况仍艰难难以改变。文中是这样描写阿发一家的居住环境的：“一个年轻的外事警官，带着一个高大的洋人，来到以木箱板和铁皮搭建起来的违章矮房的地区。这里没有脉络分明的通路，一切都那么即兴而显得凌乱。他们两人在这里面绕了一阵子，像走入迷魂阵里打转。”“跟在后头的洋人，整个头超出这地方的所有房子，所以他看到的尽是铁皮和塑胶布覆盖的屋顶，还看到拿来压屋顶的破轮胎和砖，有些屋顶上还搁着木箱和鸡笼之类的东西。”而由于这样潦倒的生活困境，夹缝中的艰难，也使台湾民众在不知不觉中陷入精神的困境，向奴性屈服，媚外之余也丧失了人的尊严。
　　在作者塑造的人物中，阿桂就是在生活压力之下异化的典型。她贪图小利且善于装相。从坐上小轿车到在医院中，她的几次有些造作的哭泣着实让人印象深刻。第一次是她带着孩子们生平头次坐大轿车，“到了车旁，阿桂的哭声有意无意变大声了，至少她是有一种心理，想要美国人知道他们正在遭遇到绝境哪”。第二次是坐上车了，阿桂的头撞上了门沿同时又被车子里豪华的气氛怔住，一时“变得不讷不哭了”，可她不久就意识到自己从大哭到突然不哭的巨大转变有点唐突，不是发自内心的又开始低吟“逐渐放声纵情地大声嚎哭起来”。第三次是当警察劝慰她时，她更大声地哭起来，并且模模糊糊的说：“叫我们母子六个人怎么活下去？怎么活下去？”第四次便是她在修女面前的又一次悲从中来。作者不厌其烦的多次写道阿桂的“哭”，而她的“哭”大多又是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她很希望能依靠这样的方式博取美国人更多的同情，贫穷的生活已经压迫她不得不使用虚伪的手段来得到更多的好处。当得知可以获得丰厚的赔偿时，又破涕为笑，对美国人感恩戴德。
　　江阿发用象征着独立自由行动能力的双腿换得了生活上暂时的改善，不以为祸反以为福。自尊与自信的缺乏，又让阿发和他太太不觉得赔偿是应该的。如此黑白颠倒的心理状态，隐射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以美国马首是瞻的现实。作者巧妙地利用这样的喜剧创作手法完成了他的讽刺，哀悼小人物欣喜外表下的深层不幸的同时，更是怒其不争。
　　
　　二、台美关系中的“救世主”情结
　　
　　台美关系可以说是黄春明创作这出“喜剧”的深层真相。车祸发生在台湾市民与美国人之间，肇事者格雷上校礼貌、热情的对待阿发及其家属，并给与丰厚的物质和金钱补偿，他的彬彬有礼让阿发一家受宠若惊。其实在“电话”那一节中，已经可以明显的发现这样的友善只不过是虚伪的伎俩而已，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江阿发这个工人的生死，因为“这件事情我二等秘书就可以决定”，其真正的目的是“不想双脚都陷入泥沼里”，不想得罪亚洲唯一最与之合作的地方。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美与台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的平等、友好，台湾民众实则是在用仰视的角度看着他们心中“救世主”的扮演者美国的。当所谓的“主”出现在阿发一家的生活中时，他们不觉得应该争取自己的权利得到赔偿，反而“只觉得做错了什么事，对不起人家似的不安”，感激涕零的连声说“谢谢！谢谢！对不起，对不起”。
　　同样地，与江家同属不幸阶层的其他人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心理。比如当警察看到格雷对阿发一家提出的补偿措施时，对阿发说“这次你运气好，被美国车撞到，要是给别的撞到了，现在你恐怕躺在路旁，用草席盖着呢哪”；修女护士第一次出现在阿桂和孩子们面前时，孩子们竟然把她与卡“片上带翅膀的天使”联系到了一块儿；工头和工人代表陈火土来探病时竟一句慰问都没有，仍“和平常一样嘻嘻哈哈地”，开口便说：“哇！阿发你这一辈子躺着吃躺着拉就行了。我们兄弟还是老样，还是做牛做马啦，谁能比得上！”这些人都没有意识到一个工人，一个家唯一的经济支柱在遭到意外车祸而终身残废后对个人、对家庭是怎样莫大的悲哀，而是把用双腿换来的赔偿当作天上掉下的馅饼，“主”的赐福。修女护士的那句“信主的必定有福！”其实是暗藏玄机的。
　　
　　三、关于人性尊严的思考
　　
　　小说题名为《苹果的滋味》，苹果这一意象自然在文中举足轻重，可是它直到文章快结束时才出现，即是在整个故事大致情节都已交代清楚之后才被提出来，想来是作者故意为之，也是点睛之笔。“咬到苹果的人，一时也说不出什么，总觉得没有想象那么甜美，酸酸涩涩，嚼起来泡泡的有点假假的感觉。”可以说这种感觉就是江家人因祸得福，从绝望到意外得福的心理过程的真实写照。灾难的发生是痛心疾首的，无论如何不可能立马忘记阿发残废的事实，苦涩的滋味肯定还有些残留，所以他们虽然面对“主”的赐福仍会感到“没有想象那么甜美，酸酸涩涩”。而所谓的“好事”又似乎来得太突然了，让这一家人一时不能完全接受，于是就有了一种“假假的感觉”。而后，当得知一只苹果可以买四斤米，“突然味道又变好了似的”这无疑不是在暗示着实际性的补偿以及高级食品的享受和工友们羡慕的言辞之后，阿发一家心理的又一个变化。即使之前仍有遗憾、难过和伤心的成分，可是当想到两条腿交换到的是超出它们的主人所能想象的价值之后，他们便很“听话”的从心底接受了这种“变好”的感觉。可见苹果这一小小的载体承载的是远远大于它本身的实际意义。品尝它的滋味的过程就是江家人品尝车祸一事的心理变化过程。这些小人物来到异乡，他们无依无靠、无权无势，暴露在城市的钢筋水泥和车辆横行的丛林中，生活的艰辛让他们变得愚蠢、变得麻木，失去了对于人的认识。阿发遭遇车祸，肇事者当是理亏。得到补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江家反而觉得不好意思；失去双腿，却欣慰于换得的一切。
　　文章一开始说：“一辆墨绿的宝字号轿车，像一头猛兽扑向小动物，把一部破旧的脚踏车，压在双道黄色警戒线的另一边。”美国人的车子如此凶猛、迅捷的杀伤力正是在隐射着美国经济控制对台湾影响力之大。相对于美国的富足，当时的国人在衣不足、食不饱的状况下自然容易生出自卑之心，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对美的依赖和崇拜心理。黄春明表面上只是把眼光集中在连活下去都有问题的工人江阿发一家身上，实际他是想透过这些小人物窥视民族文化心理的病态。作者在对这些小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的同时，希望争取到的更多的是对于人性尊严的思考。相对生活资源的匮乏，精神思想上的贫瘠才是最可怕的。
　　
　　注释：
　　[1]公仲主编：《世界华文文学概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参考文献：
　　[1]黄春明著.看海的日子[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
　　[2]公仲主编.世界华文文学概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王衍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330031）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952095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