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界的“新国防族”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孙　辉　林晓光

　　“国防族”由来已久
　　
　　
　　“国防族”是日本国会里五花八门的“族议员”之一。所谓“族议员”，就是与某些特定政府部门和社会利益集团结成深厚关系的国会议员团体。如“外交族”、“农林族”、“环境族”等。顾名思义，“国防族”就是与日本国防、安全、防卫政策相关的“族议员”，他们是活跃在日本安保政策领域的政治家，而不仅仅是在防卫厅、自卫队任职的军职或文职人员。
　　“国防族”政治家大致由三部分人组成：１、曾经担任过防卫厅的长官或政务次官者，即使卸任后仍参加国会里有关防务政策的专门委员会，并凭借在防卫厅任期内积累的丰富的业务经验和广泛的人脉关系，对政府的防卫政策指手划脚。２、曾在自卫队任职，退出现役后进入政界者，日本媒体称之为“制服组”。这些人往往具有很深的“国防情结”，是“国防族”中嗓门最响、主张最激烈的一部分人。３、自民党政策调查会和国会众参两院所属的“国防部会”成员，他们精通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相对而言比较年轻，经常代表所属政党就防卫问题在国会进行讨论，向政府部门提出质询或建议，参与制定涉及防卫政策的法案。
　　“国防族”在防卫政策上向政府施加压力的事例举不胜举。最突出、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１４日日本内阁制定下一年度预算之际，２５名自民党“国防族”议员突然联袂造访首相官邸，迫使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同意增加国防经费。“新国防族”的年轻议员也曾于２００３年６月造访首相官邸，敦促首相为使“本期国会通过有事法制”而奋起。
　　“国防族”的政治家群体中鼎鼎大名者是曾担任过自民党副总裁的金丸信（已故）。金丸信在担任福田内阁的防卫厅长官期间，下决心要全力以赴发展日本的防卫力量、更新国家的防卫政策。为此，他网罗了一批退役的自卫队高级将领和资深的军事问题专家，于１９８０年３月成立了堪称“国防族”智囊团的“日本战略研究中心”，并亲任会长。
　　
　　“新国防族”崭露头角
　　
　　
　　世纪之交，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逐渐在日本国内各界掌控了权力中枢，包括“国防族”在内的各个“族议员”也大多更新换代。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起，山崎拓开始成为“国防族”的新一代“掌门人”。山崎拓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得意弟子，曾在１９８９年担任宇野内阁的防卫厅长官，从此与“国防族”结下了不解之缘。１９９７年，山崎拓在担任自民党政调会长期间大力推动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针对周边国家的质疑提出了“周边有事”只是一个“事态概念”，并非“地理范围”的解释。但日本媒体对于山崎拓时代的“国防族”并未前缀一个“新”字，从这个意义上看，世纪之交的日本政界“国防族”，还只能是“新”、“老”之间的过渡阶段。
　　“新国防族”真正崛起是在２００１年的秋天。９．１１事件以后，如何维护日本的安全保障体系，成为日本政界争论的热点和媒体与国民关注的焦点。当时担任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委员长的武见敬三，召集一批年轻议员，于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成立了“确立新世纪安全保障体制年轻议员之会”。其政治立场之“右倾”，政策观点之鲜明，意见言辞之激烈，活动能量之充沛，远远超过以往的“国防族”，日本媒体遂称之为“新国防族”。它的主要特点是：成员年龄大多在３０～５０岁，年轻气盛；政治理念保守右倾；多数人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有较完备的国际政治知识；主张引进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实现日本的再武装等。在有关防卫政策立法审议的过程中，“新国防族”摇旗呐喊，毫无顾忌地发表各种“出格”的见解，为推动国会通过以“有事立法”为标志的一系列战争法规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日本媒体对此忧心忡忡地说：今日之政界，对战争毫无体验的“新国防族”的影响力日趋增强。
　　“新国防族”中最活跃、最引人注目的大将有前任防卫厅长官石破茂（４９岁）、现任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５２岁）、前任防卫厅长官中谷元和前防卫厅政务次官浜田靖一（５０岁）、参议员山本一太（４８岁）、自民党“防卫政策议员联盟”会长米田建三等人。
　　
　　“新”“老”有别
　　
　　从人员构成上看，“新”、“老”“国防族”最大的区别首先是，“老国防族”是清一色的自民党人，而“新国防族”却是一个跨党派的集团。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中负责安保的“大臣”、现任党代表前原诚司（４４岁），就是公认的“新国防族”大将。前原与石破茂虽属朝野两大政党，但私人关系却很密切。２００３年３月，前原和石破茂在众议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上演双簧，鼓吹日本必须有军事之“矛”，防卫政策适当改变是必要的，被认为“是横跨朝野两大政党的‘新国防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幕”。日本媒体指出，拥有军事专业知识的超党派年轻议员就防卫政策达成一致意见，将中国军事力量视为“现实威胁”，主张采取“毅然对策”抑制中国的强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次是政策主张的不同。“老国防族”的活动目标主要是维护防卫厅和自卫队的利益，精力集中于如何保证防卫厅的预算不被削减，如何保证自卫队每年都能更新装备，军工企业每年都能得到足够的订单等。在安全保障政策方面则墨守成规，轻易不越雷池一步。而“新国防族”却有着新生代政治家的明显特征。他们没有战争经历和历史包袱，也没有思考“禁区”，国际视野更为广阔，因而更自信，更直言不讳，毫不忌讳外界的反应。如果说，“老国防族”往往只注重防卫预算、防卫合同等微观政治的话，“新国防族”则更多关注国家安全战略、防卫政策和国防法等宏观政治。尤其在行为方式上，他们不屑于墨守成规，往往主动挑起防卫问题争端，突破安保政策“禁区”，更强有力地引导和参与政策决定过程；他们不再满足于受日美同盟框架制约的“配合美军”行动，急切渴望冲破“和平宪法”的束缚，主动干预国际冲突。
　　
　　青出于蓝
　　
　　进入２１世纪，“新国防族”作为主要推动力量，不断提出新的安保政策思路和法理依据，积极推进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新一轮调整，调整幅度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新国防族”寻求的政策突破主要有：
　　
　　１、突破“专守防卫”政策。“专守防卫”是战后日本安保政策的基本原则。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７日，石破茂在众议院安全保障委员会的答辩中表示，应探讨日本是否需要有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并指示防卫厅研究引进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以便实现“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一言既出，舆论大哗，小泉首相不得不出面灭火，重申日本不准备放弃“专守防卫”政策。但内阁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却声称：“对迄今为止的‘专守防卫’政策究竟好不好进行探索理所当然”，并表示要同石破茂“并肩作战”。
　　
　　２、突破政府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日本政府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历来
　　是“有权”但不“行使”。“新”、“老”“国防族”对此都非常不满。在和平宪法修改前，“新国防族”就一直力图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解释”“集体自卫权”，要求修改关于“集体自卫权”的见解，探讨自主或集体行使“自卫权”的可能性，积极参加以联合国为中心的集团安全保障体系。
　　
　　３、鼓吹“核武装”。作为世界上惟一受核攻击的国家，日本政府在１９６０年代提出“不制造、不引进、不拥有”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小渊内阁的防卫厅政务次官西村真悟因主张日本应拥有核武装而不得不辞职。然而三年后的２００２年５月，内阁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又声称，日本拥有小型原子弹不存在法律障碍。官房长官福田康夫也应声附和说，如果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日本可以有核武器，“无核三原则”也可以修改。
　　
　　４、恢复征兵制。战后日本和平宪法明令禁止拥有军队，废除征兵制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意。１９８０年８月，内阁法制局在国会作证：征兵制不符合日本现行宪法。但２００２年５月，任自民党政调会副会长的石破茂却在众议院公然声称：恐怕除了日本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征兵制违反宪法的议论，征兵制和议会制是现代国家的两大支柱，全体国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实行征兵制、把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虽是“出格”之论，却道出了“新国防族”的心声。
　　总之，“新国防族”在日本安全战略的新一轮调整中，从制造舆论、鼓噪呐喊，到突破“禁区”，推波助澜，犹如刮起一股强劲的政治旋风，不能不引起亚洲邻国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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