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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溢出效应研究

作者:未知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中部、东北以及西部四大地区第二、三产业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1978-2016年我国30个省市相关数据,使用GVAR模型检验了四大地区之间第二、三产业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从地区层面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溢出效应较为明显,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溢出效应较小,说明我国四大区域经济之间目前并不存在经济发展联动性;从产业层面看,东部地区及东北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其它地区第二产业发展的溢出效应明显,并且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相互促进机制,而四个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溢出效应均较小,另外,四大地区第二、三产业间的溢出效应也不显著,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发展机制。
  关键词: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溢出效应   GVAR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827122亿元,比2016年增长6.9%,比1978年提高了224.84倍,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从第二、三产业发展情况来看,继2013年第三產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后,2017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进一步增加到51.6%,比第二产业高出11.1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产业结构在逐渐发生变化。但是,经济数据表现向好并不能掩盖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学者们对此多有讨论。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带来了经济增长,但是我国内部经济问题特别是区域之间发展关系的问题也逐渐突显,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让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虽然成功使东部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也同时造成了2016年我国各省市人均GDP最高与最低之比达到了4.28的局面,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畸形,无法支撑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此大背景下,“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形成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实际上对我国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很早就已经被重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等都是针对这一问题而采取的国家发展战略。目前已有很多学者研究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多是基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情况(即所使用的指标上多是GDP增长速度、人均GDP增长速度等)进行的,而本文尝试从产业角度对不同区域的发展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其意义在于,我国目前不仅要解决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同时还面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问题,从产业层面来理解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的溢出效应,更有利于各地区充分合理配置生产资源,也更有利于深化地区之间的经济互动,促进形成沿海-内陆联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相关文献综述
  很多国内外学者已经对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Ying,2000;Browsher,2002;Groenewold et al. 2007;柯善咨,2010;潘文卿,2012;朱虹等,2012;李敬等,2014;张勋和乔坤元,2016;张友国,2017),并获得丰硕研究成果。例如,Groenewold等人(2007)使用VAR方法检验了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溢出效应,发现东部地区对中部和西部地区有很强的溢出效应,中部地区对西部地区也存在溢出效应,但是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及中部地区则没有溢出效应;朱虹等人(2012)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方法比较研究了北京和上海两大中心城市对周边腹地辐射模式的差异,研究发现北京对环京地区的辐射模式主要以“空吸”效应为主,而上海对周边腹地则表现为“反哺”效应;李敬等(2014)运用网络分析法和QAP方法解构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特征及影响因素,指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在空间关联上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和“门当户对”的特征。
  上述学者们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中国不同地区综合发展情况的角度开展,潘文卿(2015)研究发现,对于中国部分地区来说,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对地区间溢出效应增加的贡献不容忽视,说明中国不同产业地区间的关系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是目前少有学者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国内大多数学者对产业间的关系研究都集中在同一区域内不同产业间的关系上,例如,肖文和樊文静(2011)基于全国层面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数据,研究发现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发展程度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正相关;刘书瀚等(2010)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大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之后,余典范和张亚军(2015)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刘书瀚等人(2010)结论并不一致,他们也用中国投入产出表进行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的溢出效应要高于制造业,其对于制造业发展的支持作用非常明显,而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则较小。
  综合已有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对中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是对不同产业之间关系的研究,都已经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是也可以发现,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对于第二、三产业发展的跨地区溢出效应研究则显得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与前人研究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本文在产业层面上检验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使用世界上常用的研究地区间经济关联性的全局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该方法是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方法而来,但是GVAR方法相对于VAR方法最大的优点是考虑了地区间经济互动行为(Sun,et al.,2013)。
  变量选取及分析
  (一)变量选取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将中国30个省市划分为四大经济区域(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并没有包括我国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以及湖南,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本文同时选取了1978-2016年以上所包括的省市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数据,并经过价格指数调整获得以1978年为基期的实际生产总值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由于数据的可得性,使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而在实证检验中,本文对该数据获得的第二、三产业数据进行取对数并做一阶差分处理,获得第二、三产业的增长率,并基于第二、三产业的增长率进行脉冲响应分析。   (二)我国第二、三产业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二、三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同时也在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首先,四大区域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表现出三个明显特征(见图1左):第一,四大区域第二产业比重有一个收敛的趋势,第二产业在四大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渐变得相同;第二,1978-2011年,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有上升趋势;第三,2011年之后,四大区域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均有明显下降趋势,表明我国目前优化产业结构的任务取得了一定成果。
  其次,四大区域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也表现出三个明显特征(见图1右):第一,四大区域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有了很大提高,其中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在2015年就已经占了GDP一半以上;第二,在2004年之前,四大区域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变化趋势类似,但是在2004-2011年,东部地区与其它三个地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变化有了明显差异,表现在东部地区第三产业比重持续的增加,而其它三个地区则表现出微弱下降的趋势,表明在2004-2011年,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重新加大了对第二产业的依赖,这与图1的变化趋势一致;第三,2011年之后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又恢复了增加的趋势。
  通过对四大区域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取得了很大进步,四大区域之间的第二、三产业发展长期来看同步性较为明显,但是这种同步性仅表现在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变化上,并不能反映出四大地区之间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关系。因此,本文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实证模型实证检验四大地区之间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关系。
  实证检验
  (一)GVAR模型
  GVAR模型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已经大量用于研究世界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已有部分中国学者采用该方法对国内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耿鹏、赵昕东,2009;余华义、黃燕芬,2015;纪晗、董加加,2016)。GVAR模型三个前提假定条件是:本地区变量Xit与对应的其他地区变量的当期值和滞后值相关;各地区变量又受到共同外生变量的影响;第j个地区受到的当期冲击会对第i个地区的经济变量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误差的协方差矩阵中。所以对每个地区而言,其经济变量与该地区对应的其它地区加权的经济变量以及共同的外在经济冲击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本文采用Dees等人(2007)以及张延群(2012)的GVAR模型构建方法来构建本文所用的GVAR模型,具体关于GVAR模型的推导见Dees等人(2007)以及张延群(2012),本文不再赘述。
  (二)矩阵构建说明
  GVAR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矩阵将各地区单独的模型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内部相互影响的系统,因此建立能反映各地区间经济关系的权重矩阵就显得尤为重要。使用GVAR方法研究国内问题时,学者们多采用地区之间的距离构建权重矩阵(余华义、黄燕芬,2015;纪晗、董加加,2016),而本文采用2007年中国省市间投入产出表进行构建,主要理由如下:用投入产出表构建权重矩阵相比用地区间距离构建权重矩阵能更好的反映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只利用了2007年的数据,而且Dees等人(2007)认为,虽然贸易权重矩阵的变化是逐步显现的,但是长期变化通常会被同步变化的宏观经济变量相抵消,所以在计算国内变量对应的国外变量时,变化的贸易权重矩阵和固定的贸易权重矩阵计算结果非常接近。对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进行加总处理,最终得到四大区域权重矩阵,如表1所示。
  (三)模型检验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变量的单位根情况、协整情况以及弱外生性情况等进行检验:通过对四大区域相关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部分地区的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增长率序列存在单位根的情况,但是经过差分处理后,所有地区所有变量均满足没有单位根的假设,说明一阶差分后数据是平稳的;对单个地区模型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四个地区均存在协整关系;通过对各地区对应的其它地区变量的外生性检验,发现中国四个地区所对应的其它地区第二产业增速及第三产业增速均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四)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图对我国四大区域第二、三产业发展的溢出效应进行分析。
  东部地区脉冲响应图(见图2)。对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增长率施加一个标准差单位的正向冲击,会对本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产生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从跨地区溢出效应来看,也会对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发展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会长期稳定的存在,说明东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已经能够对其它三个地区第二产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从跨产业溢出效应来看,东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在短期内能影响到本地区、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是长期来看影响并不显著,说明东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与第三产业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并不能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对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增长率施加一个标准差单位的正向冲击,当期内会对本地区第三产业发展产生正向影响,从跨区域溢出效应来看,短期内会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长期来看影响并不显著;从跨产业溢出效益来看,东部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所有地区第二产业发展的影响均不显著,更加说明第二、三产业互动发展情况并不理想。
  中部地区脉冲响应图(见图3)。对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增长率施加一个标准差单位的正向冲击,短期内会对本地区第二产业产生正向影响,从跨区域溢出效应来看,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发展短期会对其它三个地区产生溢出效应,但长期来看影响也不显著;从跨产业溢出效应来看,无论短期还是长期,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发展对任何地区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均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   对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增长率施加一个标准差单位的正向冲击,短期内会对本地区第三产业产生正向影响,从跨区域溢出效应来看,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中部地区均不能对其它地区第三产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从跨产业溢出效应来看,同样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也不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东北地区脉冲响应图(见图4)。对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增长率施加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会对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发展产生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从跨区域溢出效应来看,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发展也能促进其它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表明作为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第二产业也能起到带头作用,而且能与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发展互相促进;从跨产业溢出效应来看,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发展对本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有着显著的长期稳定溢出效应,同时会对其它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短期影响。
  对东北地区第三产业增长率施加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会对本地区三产业发展在短期内产生促进作用,从跨区域溢出效应来看,也会对其它三个地区产生短期溢出效应;从跨产业溢出效应来看,东北地区第三产业的溢出效应长短期内都并不显著。
  西部地区脉冲响应图(见图5)。对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增长率施加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短期内会对西部本地区第二产业产生正向影响,长期来看影响不显著,从跨区域溢出效应来看,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还是处于被动地位;从跨产业溢出效应来看,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发展对任何地区的第三产业均没有影响。
  对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增长率施加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仅会在当期对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而对本地区第二产业影响不显著,同样也没有产生任何显著的跨区域及跨产业溢出效应。
  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对我国四大区域第二、三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各地区第二、三产业发展近年来有相似趋势,第三产业占比逐年提高,之后利用全局向量自回歸模型对四大区域第二、三产业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地区层面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溢出效应较为明显,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效果显现,能对其它地区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东北地区溢出效应也同样显著,但是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的溢出效应则较小,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四大区域之间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经济发展联动机制。
  第二,从产业层面上来看,东部地区及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发展对其它地区第二产业发展的溢出效应明显,并且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发展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机制;而我国四个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溢出效应均较小,说明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不足以产生溢出效应。
  第三,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溢出效应不显著,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第二、三产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相互促进发展的循环机制。
  总之,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从本文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及东北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有益于全国经济发展,因此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第二产业的发展,也应该注意到我国目前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之间的互动发展机制并不完善,如何进一步推动第二、三产业的关联互动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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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来源:《商业经济研究》 2019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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