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对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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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采用综合指标熵值法对安徽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运用莫兰和吉尔里指数检验了安徽县域就地城镇化的空间相关性，并基于2005-2014年我国安徽60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产业集聚对于安徽县域就地城镇化的影响。结论表明：安徽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且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第二产业集聚对于县域就地城镇化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第三产业集聚正向作用不明显，并提出了促进安徽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就地城镇化   熵值法   产业集聚   空间溢出效应   空间面板模型
　　引言及文献综述
　　我国以人口迁徙为主导的“二元式”城镇化模式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大中城市，从而带来了如城市承载压力、两栖农民工、农村留守儿童等问题，并且出现了“异地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之争。不同学者对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概不相同，少数学者从实证角度研究了就地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发展途径及其水平测度等问题。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产业集聚区内的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能够显著推动城镇化建设。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关系做了较多研究。Futagum（2003）等研究指出市场上存在着最优的生产规模有助于城镇化的发展;陈立泰（2013）等研究表明第三产业集聚有助于推动城镇化发展进程;沈正平（2013）等从影响机制着手研究，深层次探讨了产业集聚如何影响地区城镇化水平;另外有学者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对于城镇化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本文在分析县域产业集聚对就地城镇化发展影响机理的基础上，运用综合指标熵值法对安徽2005-2014年60个县市就地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了安徽县域就地城镇化和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并利用空间面板模型研究了安徽县域产业集聚对就地城镇化影响。
　　产业集聚对就地城镇化的影响机理
　　产业集聚对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可从经济、人口、就业、生活质量、公共服务以及城市空间六个方面进行描述（见图1）。产业集聚能够提高集聚区企业的持久竞争力，集聚区内信息畅通，企业间交流便捷，有利于降低企业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产业集聚具有规模经济及外部经济效应，其集聚效应能够有效推动县域产业发展，从而提升县域城镇化水平。产业集聚为当地提供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外来人口形成人口集聚效应，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就业问题，同时也提高了聚集区就业者的工资水平，增加了县域居民收入，提高了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产业的集聚加强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了县域公共服务水平。产业集聚还促进了就地城镇空间结构的优化，这促进产城融合，实现了县域产业集聚与就地城镇化的协同发展。
　　安徽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
　　由于关于就地城镇化测度研究较少，主要采用单一指标方法测度（陈晓红等，2015），本文结合前述影响机理分析，基于2005-2014年安徽60个县市的面板数据，从人口、就业、经济、生活、公共服务和城市空间六个方面构建了安徽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其中人口就地城镇化用非农人口比重衡量;就业就地城镇化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本地就业率衡量;经济就地城镇化用人均GDP、人均固定投资、非农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衡量;生活质量就地城镇化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年末金融机构人均各项贷款余额衡量;公共服务就地城镇化用普通高中学在校学生数比重、人均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人均社会福利收养性床位数、固定电话用户数比重、三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衡量;空间就地城镇化用非农用地率衡量。本文采用熵值法测度，首先对每一年数据进行标准正向化处理，然后利用客观赋权法中的变异系数法来确定权重，最后计算安徽各县市各年度就地城镇化的综合得分，以此作为判断依据。结果表明：一，整体上安徽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呈上升趋势，但2009-2011年多数县市呈下降趋势，而2012年后呈上升态势;二，安徽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水平地区间差异明显，皖北、皖中和皖南三大区域的就地城镇化发展水平依次增高，且波动性或波动幅度也依次增大（见图2）。
　　产业集聚对县域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及单位根检验
　　被解释变量：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水平，采用综合指标的熵值法计算获得，用surb表示。
　　核心解释变量：县域产业集聚水平以各县市第二产业区位熵和第三产业区位熵测度，分别用lq2、lq3 表示。
　　控制变量：農业现代化水平，采用单位第一产业农业机械动力，用pamp表示;商贸流通水平，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百分比来衡量，用rsp表示。对所有变量进行LLC、IPS、Hadri—LM检验，除rsp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余变量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变量是平稳的，可以进行面板数据回归。
　　（二）就地城镇化及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
　　本文构建0-1邻接权重矩阵，计算2005-2014年安徽省县域就地城镇化的莫兰指数和吉尔里指数（见表1）。可以看出，莫兰指数值明显大于零，吉尔里指数值明显小于1，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安徽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全局空间相关性。
　　本文利用莫兰散点图（略）进行局部空间相关性检验，发现安徽县域就地城镇化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以2014年为例，处于第一三象限的县市达到44个，占73.33%。其中低低集聚（LL型）区域22县市，主要为皖北和皖西南地区;高高集聚（HH型）区域22县市，主要为皖中和皖南地区。同样方法计算了安徽省县域第二产业集聚（lq2）和第三产业集聚（lq3）的莫兰指数和吉尔里指数（见表1），描绘了莫兰散点图（略），也表明其存在较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但与就地城镇化比较，其空间相关程度较低。 　　（四）空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见表2。从SAR模型的Hausman检验来看，SAR固定效应模型（5）更优。无论是从回归系数，还是从回归显著性，比较SAR和OLS估计结果发现，在不考虑空间效应情况下，OLS估计都明显地夸大了各变量的影响作用。
　　1.第二产业集聚对就地城镇化正向作用明显。SAR模型（5）第二产业区位商lq2系数符号为正，在10%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第二产业集聚对安徽县域就地城镇化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第三产业区位熵lq3系数符号为正，但没有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第三产业集聚对安徽县域就地城镇化促进作用不明显;第二产业集聚对就地城镇化正向作用明显，这与安徽经济发展现实是相符合的，安徽县域经济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各县市第二产业集聚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县域劳动力主要就业集聚地，第二产業是县域就地城镇化建设主要经济支柱;但安徽县域第三产业区位熵处于下降态势，第三产业集聚现象并不明显，没有对当地城镇化建设发展形成有效支撑。
　　2.县域就地城镇化影响的空间效应明显。表2中Spatial Rho or Lambda都为正，且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就地城镇化存在显著空间依赖性，即SAR模型变量回归系数不能单独解释为对就地城镇化的影响，需对空间面板SAR模型的空间总效应进行分解。根据表3系数计算，安徽本地区lq2、lq3、pamp和rsp对本县市就地城镇化直接影响效应分别占69.74%、68.75%、68.97%和68.04%，而本县市受临近地区间接影响占到30%以上，说明解释变量对县域就地城镇化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3.农业现代化对就地城镇化产生反向抑制作用。农业现代化对就地城镇化回归系数为负，主要是因为农业机械化导致农村劳动力剩余，当本县市无法提供有效就业时，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即对本地就地城镇化的贡献较小，对异地城镇化的贡献大。如处于就地城镇化的低-低（L-L）区域的安徽皖北地区该现象就比较明显。2015年安徽省外出劳动力本县区流动和流向外省分别占15.42%和67.04%，其中皖北地区的亳州分别占5.53%和84.52%、阜阳分别占3.76%和87.85%、宿州为9.00%和78.87%。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整体上安徽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时间和地域波动性。皖北、皖中和皖南三大区域的就地城镇化发展水平依次增高，且波动幅度依次增大;第二，第二产业集聚对安徽县域就地城镇化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但第三产业集聚对安徽县域就地城镇化正向促进作用不明显，农业现代化对就地城镇化产生反向抑制作用;第三，安徽县域就地城镇化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本县市就地城镇化受临近地区产业集聚等因素的间接影响达到30%以上。
　　（二）政策建议
　　第一，以产业集聚发展推进县域就地城镇化。产业集聚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就地非农转移、促进就地城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安徽县域产业集聚总体数量少，且发展水平低，多数产业以传统工业为主。这需要其依托区域资源禀赋优势，加快发展安徽特色产业集群，如围绕主导产业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产业链，加大县域科技创新和科技信息平台培育力度，打造安徽县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进园区产城融合，以此探索基于产业集聚的县域就地城镇化新路径。
　　第二，实行区域差别化的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安徽就地城镇化区域差异性较大，空间相关性显著，就地城镇化空间效应明显，为此需实行差别化的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从区域来看，皖北地区产业集聚发展落后，吸引就业能力相对较差，但交通便利，异地城镇化是其有效途径。而皖中和皖南地区经济较发达，且特色产业集聚发展较快，应支持其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从推进型产业来看，皖北地区可将农副产品工业化作为主导模式，而皖中及皖南地区则注重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主导，如打造特色小城镇，这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推进其县域就地城镇化。
　　第三，以四化融合发展推进县域就地城镇化。安徽县域“四化”不协调及互动性差的现象比较明显，农业劳动力就地非农转移困难。这需要各县市抓住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机遇，从全产业链和产业集聚的双视角，大力推进县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加快实施农业产业化工程，培育现代农业园区、家庭农场、电子商务示范村镇等新型农村组织形态，推进“四化”融合发展，以此解决县域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不协调问题，并充分发挥工业集聚和农业现代化对安徽县域就地城镇化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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