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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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多年关注大学教育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有不同于教育学学者看问题、谈问题的方式。除了对体制建设以“世道人心”的试金石进行探索，他同时也会特别重视文化风气的营造，对于他来说，这其中最有信心、最有资格去讨论的，当然就是读书，尤其是以兴趣为出发点的读书。前几年，陈平原先生已有一部（（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从“大学”和“读书”两个话题进行结合，突出高等院校本来应有人文气质和文化氛围，苦口婆心，令人感佩。据说，网上流传的“陈平原教授名言”，第一句就是“如果过了若干年，你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好长时间没读书，而且没有任何负罪感的时候，你就必须知道，你已经堕落了”，其出处之一，就见于此书同题文章。这个意思，自然是从黄庭坚所说的“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苏轼所记，《晚香堂苏帖》）化来;其实也可对比于古罗马学者奥卢斯·葛琉斯（Aulus GeWus）的（《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前言，谓不能秉烛夜读之人，在书籍中找不到乐趣，视为畏途，就好比是“噪鸦不解弦琴，秽豕远离芳草”。而强调“负罪感”和“堕落”，其警醒之处，更有现代感受。
　　“读书是件好玩的事”，是陈平原先生新近出版的又一部“劝学”“劝读书”的散文随笔集书题。“好玩”，早就是作者治学生涯里著名的口头禅。“我把‘读书人’看得比‘专门家’还高，除了学问，还有趣味”（《读书的“风景”》，第32页），“有趣味”与“好玩”一样，作为读书的动力，尤其是打破禁忌或习见的有效依据。“序言”中说的：“比起传授各种专业知识，劝人读书或教人怎么读书，显得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就是有待打破的禁忌或习见。有别于对“风景”的评价，此书更专注于作者自己的心得感受以及批评关怀。全书四十三篇文章，或长或短，分成了四辑：第一辑属于新作，围绕着对于读书生活的个人感悟，最直接贴近书题;第二辑尽是旧文，主干是20世纪80年代末《东方纪事》刊物“读书俱乐部”栏目的“敲边鼓”系列文章;第三辑的文章与图书生产、传播、收藏和评论活动有关，属于作者关心的学术史研究领域的“边角料”;第四辑收入的是为他人书籍作的序跋。整体看下來，陈平原先生关于读书的“好玩”之志趣背后，所寄托的情怀，所体现的眼光，在这部文集中得以充分展示。
　　比如（《我爱读的书》（作于1990年）这篇文章里提到，作者当年为了写清末民初小说史的研究论著，“草草翻阅的作品不下干种，其中绝大部分是硬着头皮读下去，没什么乐趣可言”。这是学术研究性质的读书活动中最容易产生不适之处，其情形不仅近代小说如此，专注于任何时期的具体一类文本，都会因同类阅读样本的相似性和平庸感而出现疲劳和厌倦情绪。然而非如此经历一番艰苦卓绝的跋涉，不能亲自体验到发现其中独特有趣之风景的惊喜，那样的话，你只是人云亦云地走向热闹的景点去随喜一番而已。诞叟（钱锡宝）的《祷杌萃编》（书中排版漏掉书题一字）就是令陈平原先生“刮目相看”的冷门佳作。钱锤书对于这部小说也很是看重，读书笔记难得摘录的几种晚清小说中就有这部，而且《容安馆札记》两处引及小说人物揭露并批判男女情爱道德说教之伪的言词，正与陈平原先生此处关于“真小人”“伪君子”之辨的阅读感想相通。
　　由此而言，教人读书并不难，说出自己独辟蹊径而发现到别人不知的好书，这在陈平原先生这里也不难;难的是，如何在今天信息发达的时代保持这种读书的习惯，如何陶铸培养认识到何为好书的鉴别力？
　　书中有些文章，所感慨往昔可以随性翻阅书籍的那种文化气氛，业已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消逝。在《书海邀游之梦——我与北大图书馆》《徜徉乎书库之间》两文中，陈平原先生对于从前在北大图书馆“逛书库”的读书生活表达了深情怀念。“当你自由自在地在书海里邀游时，你就不会因为自己是文学系或哲学系出身就不敢翻阅社会学或经济史的著作……能在书库里随心所欲地翻阅各类图书，跟只是查卡片借书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诚然如此，但晚生如我，是否可以再有这种在大馆库府中“随便翻翻”的福气了呢？“只能寄希望于图书馆能有人力财力改进管理机制，早日让读书人真正到书海里邀游”，这是1992年陈平原先生发的愿，只可惜的是，至今那几个著名图书馆的书库也毫无这方面的动向。这使得我们今天无法重走前辈师长的读书道路，或许也预示着自由泛览以成就学问基础的时代过去了，代之以方便精准检索定位却无法宽泛悠游的数据库，只合适今天在专业领域内深耕细作的学者了吗？
　　其实，“逛书库”只是跨越专业界限的一种学院派的读书方式。和许多北大中文系教授一样，陈平原先生也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他认为应该提倡以审美为中心，培养青少年“发现的眼光”的读书方式。（《“发现”的乐趣》）相信今天很多重视素质教育（可对应德文Bildung）的人，都很认同这一观点。而这个意思也反映在作者关于“读名著”的论说中。从小便听说的道理是“开卷有益”，然而长大后才体会到，真正的窍门在于：开卷未必有益！关键就在于不能让自己做“书奴”，思想被书本牵着走。比方说来，读“名著”最为有益，但何为“名著”却是他人所定，未必合乎自己的口味和需要。（《读书，读什么书？》）向来有真正的经典传世之作，和名不副实的所谓“名著”。名不符实，包括了版本上的差异造成阅读效果的难以实现，也包括了由于某种外在因素而影响其成就知名度的书籍，因此“名著”未必就是好书，好书里的内容也未必能给你如实地转递出全部信息。才性、心情、立场乃至各种机缘都有可能影响你读书的收获，更何况还有“名著”之“名”的时效性、地域性，都会使贸然展卷的读者感到畏难或失望。由此想到，名声响亮并不是实惠可信的凭证，每个读者要想真正获益，还需要了解自己所需的是什么。“劝读书”之难，莫过于指引读者认识自己的局限和困境，从而认识到需要读什么书。书自有书的命运，谁说读书的人又不会在因缘际会中拒绝了他该读的书，或是一再沉湎于无益的阅读行为中呢？对于毫无自我节制力和甄别能力的普通青少年读者，“趣味”与“好玩”不应该是他维持阅读的唯一动力，因为即便是兴趣和感受也有高下之分，需要适当地引导和提升。很多人少年时代嗜读古代演义小说，自然会以《说唐》《岳传））《封神》（《水浒》等书为最有乐趣的，若是一直只对其中刀枪棒杆或是武艺幻术感兴趣，大有可能一辈子在武侠、修仙小说里打转，此即是等而下之的“好玩”。若是由以上这些小说的熏陶能够进一步认识到其主题的局限，发生进一步探索的兴致和计划，才可以不断提高“好玩”的境界。我们会认识到一切探索真理的过程皆有无穷的乐趣，加德纳的几何学习题、别莱利曼的物理学科普读物，提供的不仅是易懂的入门途径，更包含了进一步升级的阶梯。对于文史学科的经典名著，我们也迫切需要类似19世纪以来西方古典学家们所撰述的大量“学生读物”，包括完整原文的先进校勘，加之训诂、音韵上详尽的注疏，史实上的具体解释，义理上的周备诠说，以及生动精细的名物图像、精确的地图，进一步说还应该有详尽清楚的导读，包括对于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总结和目前学术研究现状的描述。由这“劝读书”之难，不妨也认识到目前出版业的缺失与不足。 　　既然主题是“劝读书”，当然也要看看规劝者自己会具体推荐什么书，看看他自己会赞许和阅读的书籍之范围与评价标准。陈平原先生书中收入的第三辑，收入十二篇为他人书籍所作序文，也许正可代表他书斋之“好玩”的持久趣味之所在。这些书籍皆为陈平原先生开垦过的园地，以内行读内行书的心情作序，自然格外精彩。这十二篇序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陈平原先生的日常读书兴趣，可看出他乐意推助流传的书籍，多与其自身的人生经历和治学心得息息相关。书序属于点题应酬之作;这十二篇序文虽有“人情”的成分在，但讲得出原书作者的苦心，强调该书写作的重点主题和优秀之处，说得实在不敷衍，就是吕祖谦所说的“随事以序其实”，自然是这种文体的上乘之作。而在序跋这类文体之外，涉及对于书籍进行评价的，还有书评这种带有现代学术气息的文体，则宗旨笔调大不相同。在《“批评”：文化生产的关键一环》（写于2000年）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他对书评的看法。首先指出整个批评界存在着“严重的信誉危机”，包括“瞎捧”与“酷评”两种表现;继而指出批评家需要专业精神、诚恳态度和高品味，需要有允许实事求是谈问题的空间和涵养，尤其说道：“中肯的批评意见，同样具有‘广而告之’的作用——有时效果更好”;最后对报刊媒体寄予希望，如何调节学院派意见和大众口味的冲突，营造内容丰富、分寸适度的言论环境，是值得认真思考的，特别是关于书讯（广告、报道）和书评的区别，作为具有不同功能的文体，需要媒体将之分开编排。当年胡适《书评序跋集》其实是以序跋为主，写的书评并不多，他主张书评不应以批评为主，1926年在《现代评论》发表《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开篇就说：“近来杂志上的‘书评’，似乎偏向指摘谬误的方面，很少从积极的方面绍介新书的”，这就是未将书讯和书评进行有意识区分。所言道理并不高深，而往往遭到忽视，即便是今天也仍有继续进行提倡“建立真正的批评，以及恢复批评的名誉”的必要。
　　似乎有些遗憾的是，我们在陈平原先生此书中看不到他自己表达“中肯的批评意见”的那种准确意义上的书评。但仔细读的话，却又在几乎每篇文章里都可以看到他对某些现象和问题的一种执拗而又独特的意见。其中，相对有“泼冷水”之意的书籍评论，见于《编辑的“积极”与“消极”——读<散文小说志>原稿有感》和《从“世纪人文”看中国出版的变革》这两篇文章。前者是对照作者自己从前的书稿和出版面目，一方面是勇于“自我揭发”，赞许编辑细心改正了很多作者自己的错讹，另一方面则又不满于编辑的“妄加改动”，将原本无误之处径直改成不正确的，列举出大量实例。后一篇文章谈的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在若干肯定性意见之后，也是在文末提出了一个“图文书”制作的问题，强调的是书籍配图要注意分寸和适用度。举出的例子就是“世纪人文”版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2005年）里的几个问题，包括常见图像资料来源不宜取用过频，图文配合不可“喧宾夺主”，原图裁剪需要体例合理。
　　如此说来，关于“读书是件好玩的事”这个命题，我们需要认识到“趣味”和“严肃”“专业”的统一。“好玩”，并非是取消读书人自己的判断力和质疑精神，不做任何触碰实质内容的一种精神游戏。“好玩”，恰恰是要“玩真的”，如相声里所说：“平地抠饼，对面拿贼”，这就容不得我们以书本之外的价值观来读书，比如名利、职称、社会地位，均不能干涉读书生活的游戏规则。这才会“玩”出理想的书评，我们才能拥有可以任意自由出入的书库，才会每个人开得出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经典书单。
　　陈平原先生文笔温润谦和，其中又不乏对于中国文化现状的忧虑和担心。他时常提出问题，却又随即自我解嘲并带着无奈的语气说些安慰读者的话，说这问题并非无解，只是目前难以落实。心肠热，感慨万端，虽知“说了也白说”，然而未能忘情，于是“白说也要说”。唯一可为的就是从自身做起，以力所能及的影响范围来言传身教。以“好玩”标榜，自然绝对不是“知不可为”后的故作轻松。我们发现，“好玩”恰恰是面对文化问题的一种有效解决方式，它树立了最为简易又公平的原则，吸引和接纳最大范围的人群，和解学院派和大众传媒的矛盾。从陈平原先生自己的角度看，“好玩”还意味着打破禁忌、破除陈习腐套、自我边缘化、“敲边鼓”、“门外汉看热闹”等这些姿态。在其中一篇文章里，作者提到自己在2000年编的《中国散文选》一书，就有选入《山家清供》这种饮馔类文章的“打破常规”之举，显然是颇为得意的先见之明。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至少在陈平原先生这里，“好玩”才代表了最纯正的专业学术态度，以及最高尚的文化理想。中国传统学问讲究的是一个“为己之学”，这源自《论语·宪问》里孔子的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重视读书所带来的利益、名声、地位，皆非为己之学，终归还是要从自身的直接获益、实现自我完善为标准。这种不假外物的治学精神，与作为“好玩的事”的读书，实在可说是同一个标准，具有相通的本质含义。
　　一代读书人有一代读书人的面貌。当年，陈平原先生终于摆脱学业、学位的束缚后，如此欢呼：“十年寒窗，赢得自由自在读书的权利，好不高兴！”（参看《读书无诀窍》一文）唯有不被名利地位束缚，真地懂得读书之乐的人才能体会这份喜悦的心情。然而在后来的科研院校体制化竞赛和绩效考核的压力下，我们今天也很难在博士学业完成后可以这样欢呼。此后等待读书人的尚有高频率、高强度的学术产出的标准和审查，以及不断的课题项目申请、规划和执行、评估，造成难以维持“自由自在读书”的生活。在先前出版的《读书的“风景”》中，陈平原先生已经说过：“今天的中国大学，过于忙碌，不敢正視‘闲暇’的意义，因此，也就没有谁在想那些‘遥远的、不着边际的、玄妙的问题’了”，“某种意义上，我欣赏‘爱美的’人文学者，就因其完全沉湎其中，更有可能兼及思想性、趣味性和批判性。”今天再看，尤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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