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想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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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为美国作家贝米拉的长篇小说《Looking Backward》的首个中文节译本，《回头看纪略》的汉译发生、翻译策略以及文本接受显现了晚晴社会对于现代化图景和实现路径的想象。在实践意义上，其以社会改革蓝本的提供积极参与到晚晴现实变革进程中来。在文学创作意义上，其为晚清文学垂范了“未来完成式”的叙事方法，提供了现代化的文学想象方式。
　　 关键词：《回头看纪略》汉译;想象;“现代化”补写;“未来”叙述
　　 现代国家不是先有大地、人民、政府，而是先有“想象”。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需要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也是其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在期间，“小说”作为重要的想象形式之一，为想象的呈现以及确立想象在人群中的信服提供了媒介[1]。李提摩太在《回头看纪略》的汉译中，也试图发挥“想象”的这一效用，力图在对源文本“现代化”叙述的留存与补写中激发晚晴社会的现代化想象，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现代社会发展模型。
　　 一、《回头看纪略》的汉译发生
　　 《回头看纪略》所依源文本是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社会空想小说《Looking Backward，2000—1887》。原书出版于1888年，发行后曾风行一时，在美、英等国销量逾一百万册，并被译为德、法、俄、意等多国文字。贝米拉在写作该书时正值美国垄断资本高速发展时期，社会制度中的矛盾和弊病已现端倪。在书中，作者以主人公伟斯德一睡百年、醒来后发现身处百年后的波士顿城并体察到“惊人变化”的经历，描绘了想象中的二十世纪美国的新型社会组织模式与生产制度。
　　 《Looking Backward》在出版的第三年便被译介到中国，虽在其后有过多个汉译本，但译介时间多集中于清末民初。1891年12月到次年4月，《万国公报》以五期连载的方式刊发了该书的节译本《回头看纪略》，这也是其首个中文译本。1894年，广学会将已发表的译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印制2000册，并易名为《百年一觉》。
　　 1898年6月，裘维锷在本人主编的《中国官音白话报》第7-8合期上，以《百年一觉》为题发表节译本，但仅刊载一期便无下文。1904年5月起，《绣像小说》在“政治小说”栏刊载以《回头看》为名的译本，共刊十二期。
　　 1905年2月，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回头看》为题的译本，并收录进“说部丛书”，且于1913年12月和1914年4月分别再版[2]。其中，在1914年的再版本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在小说封面的显著位置标注其为“理想小说”，在小说内页的题头位置标注“政治小说”，[3]这正反映了这一时期该书在中国的译介面向，即提供一种“乌托邦想象”和现代国家模型。第二是，相较于先前的译本对于原作二十八章的章节结构的保留，该书将其改编为十四回，对于源文本的情节整合、结构调整更为明显。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译本均属于节译本。直至1963年，才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以《回顾》为题的汉译全本。
　　 《回头看纪略》作为该书的首个中文节译本，其在“万国公报”发表时署名“析津来稿”。而对照其后发行的单行本《百年一觉》，可发现其译文内容较之连载版并无改动，仅在各章节前添加一组四字标题，而此书的译者正是英国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信息的高度重合使得李提摩太被指认为这位来自“析津”的《回头看纪略》译者。关于李提摩太为何不在译本初次刊载时署名，可能是由于当时《万国公报》正同时连载李提摩太署名的宗教著作《救世教益》，故出于编辑策略的考虑隐去其姓名。再者，彼时李提摩太刚任“广学会”督办，忌讳过分张扬也是情理之中[4]。
　　 对于《回头看纪略》的预设读者，李提摩太将之设定为思想较为开明的上层官吏和知识分子。同时，关于该书的总体翻译策略，李提摩太在译本标题中就已经注明，即“纪略”。“纪略”作为一种文体，其主要的特点在于“以纲目体叙述”。李提摩太在译文前的短序中，也指出“今译是书，不能全叙，聊译大略于左”。故而在该文本汉译过程中，译者采取了节译方式，选取其主体框架和关键情节进行叙述。
　　 上述原则也影响了《回头看纪略》的译介重点和语言风格。首先，在叙述内容上，译本突出对“养民新法”介绍，在大幅删减情感叙写、对话议论，以及异域文化意象等内容的同时，切近于社会场景、政策制度的介绍。当然，文风也因为数不多的趣味性情节被删减而稍显呆滞。其次，在语言上，李提摩太选取浅近文言作为叙述语言。与之相映照的是裘维锷的译本，后者因将译本定位于“消闲解闷”、“比看那寻常的小说，正是好着多哩”的通俗普及读物[5]，因之采取白话意译方法。两者相较，李提摩太的译本在语言风格上更为雅正，也契合了作为预设读者的官员、士人的表达习惯。
　　 二、器物与时间——《纪略》中的“现代化”叙述与补写
　　 除了以世俗文学为媒介、宣传基督教救世教义的“天职”，作为传教士的李提摩太对于《回头看纪略》的汉译还有另外一重意图，即籍此展现西方社会的现代图景，激起预设读者的“現代化”想象，进行改革“献策”，进而以西方化模式改造中国。这一路径也在19世纪后期的传教士译介活动中颇具代表性。这批译介者大多并不满足于提供纯然脱胎于原作的汉译作品，而往往采用隐蔽或公开的方式干预作品、重构文本[6]。他们所看重的并非是以中文忠实地复现原作，而是如何使译作的文本有效地传达其翻译意图，即凸显其作为理想的政治、经济蓝图的功用，阐述西方“现代化”文明和信念，“打破中国的外壳”[7]。
　　 李提摩太的另一重身份使得他更着意于此。1890年，李提摩太接任“广学会”督办，此后他以“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为指导原则，加紧出版活动，干预中国政治[8]。也正出于“献策”的考量，在1894年，作为《回头看纪略》单行本发行的《百年一觉》，绝大部分被赠予官吏和翰林。 　　 正基于此，虽然因文体和篇幅的限制，《回头看纪略》删削了大量原作内容，但极力保留了关于现代化图景的叙述，甚至对之进行细节化增补。这一点在对现代器物、时间的强调上尤为显著。
　　 李提摩太在译介中注重保留器物的运作方式细节化、运作场景日常化的书写，并予以适当补写。如在原文中，对百年之后的商店购货方式有如下的描绘：
　　 With that she touched a button，and in a moment a clerk appeared. He took down her order her order on a tablet with a pencil which made two copies，of which he gave on to her，and enclosing the counterpart in a small receptacle， dropped it into a transmitting tube.[9]
　　 《回头看纪略》中，对这一场景进行了高度还原：
　　 其人一面听，一面写，写之时系上纸，而下纸已如板印者。于是扯下一纸与义狄，一纸置于送信筒中。立刻吸纸由筒进入分局账房[10]。
　　 通过对读可以发现，原文中现代商业模式的高效不仅得到了充分的留存和展現，而且译者还补入了部分自我想象的细节描写，如“写之时系上纸，而下纸已如板印”的复写效果，以及货单进入传送装置时被吸入的情状。为何在大幅删减故事情节的同时，译者却执著于对现代商业场景尤其是机械运用的高度还原？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是，不同叙述内容的展现方式各异，制度论争可以通过抽象概括的方式展现，而场景描绘难以适用概念化表述。第二是，该部分内容与译介目的相契合，且尚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如在原作中，账房作为枢纽的订单收集和分法工作力图展现的是信息网的运作。这种信息化作业如今借助互联网，也即虚拟的网完成。但在贝米拉的时代，限于文本表达和社会实际技术水平的差异，作者不得不以想象的方式进行书写，进而将这张“信息网”处理化为实体的“地道筒”，使之肩负起店铺与帐房间的信息传输任务。这种想象在今日看来不免失真、难免稚拙，却展现了走向现代化的尝试。这一点与李提摩太向读者传递现代“工业大军”力量的意图相契合，故而在译本中对相关细节予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同时，李提摩太通过补充部分带有奇异色彩的机械运作描摹，比如“吸纸”而入的表述，以及隐含的“地道筒”的传输方式，对现代化场景予以进一步实感化的呈现。
　　 而在日常生活领域，译者更是将机械作业明确为社会分工专门化的实现方式。以对于家务的料理问题为例，原作中仅说明洗衣餐饮、剪裁缝补交由公共店铺包办，以此体现社会分工专门化对生产效率的提升效用，但并未说明公共产业的具体运作方式。但李提摩太却在译本中插入一笔：
　　 均有机器做事。如作衣服、作饭洗衣等，事皆用机器，不过需人管理耳。至于家家生火，未有用木炭及煤者，均有电光。言至此，日暮昏黑，灯火皆是电灯[11]。
　　 译本中对机器在社会生产中的高效化效用的增补，使“工业大军”这一抽象概念得到具象的例证，渗透出“器物”的强大能量。同时，可以注意到李提摩太在译本中多次添加关于“电光”和“德律风”的描绘。除此例外，李提摩太还在“雨篷”一章补写入“并有电光照耀，不黑暗”[12]，在以义狄家庭为背景的叙述中补入学习使用“德律风”等细节。
　　 作为较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器物，电灯、德律风等在李提摩太以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为背景的叙事中被反复强调或补写。一方面展现了在高度现代化社会中器物文明的普及程度，另一方面通过对于已入中国但尚未普及的器物的重点描摹，为读者营造“初则惊，继而异，再继而羡，后继则效”[13]的心理效应，以此抵消作为预设读者的部分中国士大夫阶层视西洋器物为洪水猛兽的对抗心态。而这种心理效应也是中国民众接受西方现代性物质形式的典型步骤。
　　 除了注重机器的运作方式细节化、运作场景日常化的书写，译者还补写了机器对于劳动生产方式的变革效用。如对于国际贸易问题，原作中仅强调各国货价均一，但译者又补入了“今凡大家所用之物，皆归制造厂制办。一人可作百人之事，尽以机器为之”。李提摩太在译本中为晚晴社会展开了极具现代色彩的社会化大生产图景。
　　 李提摩太所依凭的这种以器物为媒介的现代化想象方式，也是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和普通民众由器物学习起步接受西学的路径的契合。与思想传播所需要的文化系统的契合不同，器物文明因其赋予了可供中西民众共享的现代质素[14]，而比“精神”层面的现代性更易被民众接纳。
　　 在作为实体的现代化标志——器物之外，李提摩太还注意到了一个稍显抽象化的现代化标志，即“时间”。作为现代性基本来源之一的“现代”二字，其本身带有的对于时间的当下性以及未来趋向的强调就传递了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在这一时间观念中，有着经由过去、走向未来的直线前进的趋势。[15] 《回头看纪略》的译介中，李提摩太不仅对于时间性内容基本保留和多次强调，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写，以期完成对“现代”感的传递。
　　 在译本中，涉及“时间”的内容表述特征主要有两点：其一是重视对于现代时间表述形式的引入。虽然为了顺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者将“银行”译作“汇兑庄”、“银钱庄”，将“阵亡将士纪念日”译作“上坟日”，但在涉及到时间点的表述时，却可以看到诸如“汝又睡十二点钟”、“手指五点钟处”以及“今日是礼拜日”、“礼拜五晚刻”等表述。对于前者，译者以现代的二十四小时计时法取代了传统的地支表述法。而对于译者执意保留的“礼拜五”、“礼拜日”等概念，虽然看似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计时制度，但其背后指向的是西方的“星期休息制”，这是以年、月、日为时间节点的中国传统历法体系中所不具备的。
　　 对于“星期休息制”，其主要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作为西方宗教衍生品，身为新教传教士的译者对“礼拜日”这一概念以及礼拜仪式的保留必然带有宗教宣扬的意图。但同时，不应忽视其另一个面向，即象征了现代工业文明观念下，对“生产”与“闲暇”的关系认定。对于这一作息制度的不断译介，也引发了改革者的关注，如维新派创立的社会团体大多实行星期日聚会或休息制度，以讲求“中西一律”。而在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国目睹民众劳作状态后，指出的“来复日休息”是决定工作效率的关键因素这一观点，[16]更明确了以星期为周期的时间观念保障现代社会生产效率的效用。 　　 除引入现代时间的表述方法之外，李提摩太还重视保留“时间”的节点划分。在译本中的时间节点，不仅划分明确，而且对用途、规划也进行了明确的标注。诸如在微观的日常时间中，“此刻安上，至明晨八点钟即作乐声耳”，对定时、报时功能以及对应事项的凸显体现了对于时间的规划性。而在宏观的人生阶段的划分中，译者多次将“四十五岁”作为时间节点，并在部分内容中补写这一时间节点，诸如出塾学事“粗工三年”、“一年学专门技艺”、直至出力任事至“四十五岁”。在此处，原本匀速流动的时间被确立节点、进行划分、赋予意义，且每一行动周期都以既定目标为终点。
　　 对于时间的重视与精确把控，以及直线向前的时间概念，将日常生活世界的变化、转型和发展全部纳入时间目的论的轨道[17]。这正是现代社会及现代性所充斥的节奏感和紧张感传导至“时间”领域的表征。
　　 在《回头看纪略》中，译者李提摩太以对器物和时间这两个现代化意象的凸显，为晚晴社会铺陈了一幅实感化的现代图景。在这里，“现代”和“文明”的生活不再仅是现代化叙事的背景，而已被作为直接描摹的对象。
　　 三、《回头看纪略》的影响与接受
　　 《回头看纪略》在晚晴的影响与接受主要有两个面向，其一，对于晚晴改革者而言，《回头看纪略》以“养民新法”的形式，提供了囊括“工业大军”、器物文明、贸易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多面向的现代社会想象模型，为社会改革提供了参照。其二，对于清末民初的文学创作而言，其提供了“未来完成式”的叙事结构方式。
　　 李提摩太力图通过《回头看纪略》为晚清社会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现代社会发展模型。为使这一模型更贴着现实走，面对原作中所叙述的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及对策与晚晴中国的实际间存在的差异，李提摩太有意识地将其转化为“养民之法”的叙述，并将书中所描写的空想社会主义图景称为“大同世界”。
　　 这一改写也得到了读者尤其是维新派的积极回应。不过在接受过程中，他们将自己思维理路中的“礼运大同”注入对译本中“大同理想”的接受，在对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想象中掺杂着认同上古的回溯模式。故而，谭嗣同在阅读此书后感慨：“若西书《百年一觉》[18]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盖国治如此，而家始可言齐矣。”[19]康有为则称该书“是大同影子，春秋大小远近若一，是大同极功”。[20]在康氏写作的《大同书》中，其思想观点和结构体式也有对于《回头看纪略》的承袭。他们带着自己鲜明的主体性，接受了《回头看纪略》中的政治观念和对于社会变革的前景预设。
　　 尽管《回头看纪略》在政治语境的接受中被掺杂进对上古的回溯，但在文学创作领域，它更多地提供了一种关于“未来”的想象和叙事方法。
　　 在中国古典的乌托邦叙事中，因袭的是循环历史观，即将“三皇五帝”时期视作理想模型，以对远古的美化和缅怀营构一种理想境界。而近代以降，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兴起与传入，进化论由自然界推及社会历史领域，以此为基点的线性时间观打破了原有的历史循环的时间观，“将未来而不是过去视为理想政治和道德实践的根源”[21]。就这一意义而言，《回头看纪略》“回到未来”而非“面向未来”的预言式写作契合了时势，对其的译介也引领晚晴文学衍生出一种新的叙事方法。
　　 王德威先生注意到了《回头看纪略》所示范的一种新的修辞语法——未来完成式叙述。这种叙述方式让作者不去处理在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而直接假设未来已经发生了的事。[22]故而我們看到，想借用“一起之突兀”入文方式的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开篇采用的恰是“倒叙”手法。其第一回记述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正月初一，南京举行维新五十周年祝典、上海举办大博览会，孔觉民老先生发表“中国近六十年史”讲演，并由此引出黄克强的故事，这种“幻梦倒影”的笔法正是《回头看纪略》影响的结果[23]。
　　 继《新中国未来记》之后，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5）、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等小说也纷纷开启对“新中国”的未来想象。这些试图以理想小说的样式启发民智的文本承袭了《回头来纪略》的寓言式的开篇和讲述未来的叙事形式，描绘未来中国的社会情境，并将改革、维新、立宪等社会政体的演变纳入其中。
　　 “未来”修辞在对新世界的急切渴望中形塑出一个光明的、美好的关于未来的“想象”模型。这一想象，一方面使受众产生对未来的向往，另一方面给予作者和受众借助想象之未来讽刺和批判当下的灵感和空间。但稍显遗憾的是，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未来想象小说，在关于想象之“新中国”的具体细节和实现路径的问题上语焉不详，多以政治辩论式的文字掩盖制度设计上的薄弱，显得“破”有余，而“立”不足。这也是贝米拉原作以及这类叙事共同面临的问题。
　　 尽管存有缺憾，但更需要承认的是《回头看纪略》所垂范的“未来完成式叙述”，为晚晴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文学想象方式，并以一种投身未来事业的姿态展现了裂变时期的历史意志。
　　 四、结语
　　 李提摩太在《回头看纪略》的汉译中所选取的译介策略，及其影响下的对于源文本“现代化”书写的叙述，是对于晚清社会选取的现代化路径的顺应与契合。同时，《回头看纪略》的译介，以现代社会发展模型的形塑为晚晴变革绘制蓝图，以“未来”修辞的垂范为晚晴文学提供想象方式，为未来中国的可能不断提出方案。
　　参考文献：
　　在《万国公报》刊载的译文中， 除1892年01期标注为“析津来稿”外，其他四期均署名“来稿”，但在五期（1891年12期-1892年04期）的目录中，均署名为“析津来稿”。
　　相较于《回头看纪略》，作为其单行本发行的《百年一觉》（广学会，1894）中添加的二十八章标题分别为：公争价值;延医入蛰;一睡百年;始通姓名;百工属国;人皆读书;新章无弊;薪水平允;前事难安;市面改观;货局新章;空室闻乐;历时需记;工省价廉;新机避雨;遍观新书;安慰闷忧;货局举君;老有所养;牢狱空虚;百年前物;人皆读书;新法富民;两美将合;昔日争端;男女并重;金胜于古;缔结良姻;诸苦必救。 　　笔者认为“析津”是地名。“析津府”是辽朝燕京所在地，原为唐代幽州治所蓟称。在这一时期的报刊中，常有如“析津邮述”（《万国公报》，1878）、“析津防务”（《益闻录》，1881）、“析津近事”（《知新报》，1900）等报道，部分报道在正文中又将其表述为“天津”。
　　该段落译文如下：她按了一下电钮，随即来了一位店员。他用铅笔在便笺簿上写下她所需的物品，一式两份，一份交给她，另一份放到一个小盒子里，接着又把小盒子投入一个自动输送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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