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时尚理论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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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年来国内管理学界涌现出多种本土化管理时尚,使得中西方管理思想既对立又统一。本文从管理时尚的定义、特征、类型与其他管理理论的关系方面进行述评,总结了管理时尚在中国扩散的动机和应用情况,并对未来研究方向做出展望。
关键词:管理时尚 生命周期 管理创新 中国管理理论
引言
在传统企业探索新的管理和营销模式进程中,管理时尚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样,企业管理变革过程也受到管理时尚的影响,如全渠道竞争、大数据驱动、独角兽企业、O2O等新名词频频出现在媒体、学术论文以及讲座中,大量企业开始运用这些新的管理技巧实施内部变革,然而这些管理时尚的产生使基础管理理论市场陷入两难处境。企业关注这些时尚热点却忽略经典理论成果,新型管理时尚技巧应用的失败又反过来让企业责怪传统学者(马俊等,2015)。本文结合管理时尚的定义、特征、类型与其他管理理论的关系方面进行述评,对其进行理论补充,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管理时尚基础理论回顾
学术界主要从三个角度定义管理时尚。首先,Abrahamson(1996)认为,管理时尚是位于管理学前沿的管理技巧,拥有短期被普遍认可的能力,无好坏之分,并为管理时尚赋予合法性和先进性的称号。其次,基于逻辑学里的种差视角,Carson等(2000)定义:管理时尚的理论观点是新颖的、创新的、合理并有用的,旨在通过实施管理技术或者创造象征性意义,提高企业组织绩效并发挥短暂价值。最后,基于价值获取角度,Birnbaum(2001)认为管理时尚是可获利的商品,可以复制和自我繁殖,管理者将其作为减轻痛苦的安慰剂。尽管视角不同,学者们下定义的时候主要总结了管理时尚的特点,区别是对管理时尚的定义存在反差。前者重在根据管理时尚初期良好的发展势态进行界定,而后者则根据发展后期出现的部分负面情况进行界定。
管理时尚体现特定时段管理界对特定管理技术的广泛认知(李玉辉,2004)。虽然不同时期管理时尚在持续时长、发展规模以及造成的结果等方面存在差别,但仍有相似之处:短期性,管理时尚往往在风靡一段时间后,其崇拜者与关注者的数量会大幅下降;集体性,管理时尚是需求者在相互影响下主动或被动的选择结果;针锋相对(王圆圆,2013);新瓶装旧酒。Miller和 Harcwick(2002)回顾过去40年的管理時尚后发现,不论存在的问题有何差异,管理时尚总能给出统一答案,不依赖事实验证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假如某管理理论不够标准,也许还会产生消极作用,但符合管理时尚的许多特点,那么很大程度上它就是管理时尚。
基于理性和非理性要素,Abrahamson(2000)认为管理时尚受到社会-心理要素和技术-经济要素的共同驱动。社会-心理要素指同行业对管理时尚的采纳引起其他企业争相效仿,属于非理性因素,并未对企业绩效产生实质性影响;技术-经济要素则指基于经济等因素造成的实际和预期绩效之间的差距,从而产生对管理时尚的需求,属于理性考量;从战略目标角度看,管理时尚由成本导向的时尚和差异化导向的时尚构成;从作用对象以及变革意向看,可分为生产型与变革型。生产型管理时尚旨在提高生产效率,忽略对变革的需求以减少员工对变革的抵制心理;变革型则反之。于企业而言,核心管理思想非常关键,决定企业文化和办事风格,也掌控着企业成败。因此,管理者们应该理性地甄别并跟随管理方法,选择适合企业的管理时尚方法。
管理时尚具有高实践性,也具备一般管理理论的特点,表现形式既有系统化理论,又有不成体系的理念、准则、程序、措施、技巧等(Hamel,2006)。管理创新的真正价值需通过较长时期的实践检验,并遵循幂律分布(Hamel和Breen,2007)。约有10%的管理创新通过严格考验,成为管理理论的经典之作;约20%的创新理念运行结果较好,被公认为一般管理方法和技术;剩余的70%尽管一定程度上合理又先进,由于实践效果较差而昙花一现,成为管理时尚(王圆圆,2013)。所以说管理创新与管理时尚相辅相成,管理创新依赖时尚的技术方法装扮自己,而管理时尚也想要披上创新的外衣造福企业。
管理时尚传播动因及生命周期研究
(一)传播动因研究
管理时尚的传播受社会-心理因素和技术-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Abrahamson等,1996;1999)。其他管理技巧的衰退、组织绩效差以及研究者夸大企业问题都属于外在需求(Abrahamson 和 Fairchild,1999)。此外,市场、企业社会网络、政府部门、咨询专家等外部环境和企业特质、组织类型、管理者水平、仿效行为等内部因素对管理时尚的需求再次助力(Birnbaum,2001)。经济周期、战争、法律等宏观因素也不可忽视(Spell,1999)。总的来说,除宏观因素之外,企业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共同促进了企业对管理时尚的需求。
有需求就必然会有供应,管理时尚的提供者是咨询公司、商学院、各界权威、传媒组织以及管理精英们的集合体(Abrahamson,1996),受到供需的互相影响,管理时尚产生并循环传播,数量越来越多,形成了管理时尚市场。在社会心理与技术经济要素的共同推动下,管理时尚融入特定国家时,该国家的制度规范提供了合理先进的营销市场。其次,生产者改善其修辞,进步其技术,需求方选择运用,并通过实践检验形成使用社区,同时反馈信息,供方再次包装加工并供给需求方,形成供求闭环。
(二)生命周期研究
学界有关生命周期的研究成果颇丰。尽管这是一项事后研究,对加强企业的判别及预防能力的效用不大(Birnbaum,2001),但王圆圆(2013)提出分析生命周期能提醒那些跟随时尚动态的企业,管理时尚并非一直发挥积极作用。持周期论观点的学者认为较早产生的管理时尚在制度和文化之间的摆动间隔约为20-30年(Barley 和 Kunda,1992)。Carson等(2000)归纳了西方盛行的16种管理时尚,认为它们均以10年为周期出现。Micklethwait等(1996)认为,管理时尚的改变从曾经的10年一个周期减少为一年甚至再短;持阶段论观点的学者Ettorre(1997)提出时尚的成长分五个阶段:发现、普遍接受、领悟、醒悟和坚持,且依次进行。Fink(2003)创造出管理时尚生命周期矩阵并划分成四个阶段:预测期、先行期、普及期与基础期;不过,王圆圆(2013)认为科技互联和国际交流的不断增进,加快了时尚的更迭速度,管理时尚在国际间的输出时间变短,在海外的生命周期也变短,并从扩散过程分析认为管理时尚的传播分为行业理性时段、社会潮流时段和社会理性时段。很明显,时尚的生命周期通常以充斥的热情为开端,随后普遍流传,之后慢慢消沉,最终以被彻底抛弃为终,故而Heusinkveld等(2001)指出管理时尚的生命周期表现为钟形,并伴有短周期、高峰值的趋向。王圆圆等(2005)则认为管理时尚的生命周期轨迹呈雁形,后续也对管理时尚生命周期的雁型模式做了进一步阐述(谭力文和王圆圆,2006)。尽管学界对管理时尚生命周期曲线的假设大同小异,但对于管理时尚能否在企业发挥价值存疑。 应用管理时尚的企业类型
Abrahamson(1991)基于应用原由划分企业为四类:效率型,这类企业追求绩效,非常关心产出投入比,并主动排除外界因素的干扰;被动型,这类企业基于外在要素被动选择是否在企业内应用管理时尚;顺应潮流型,企业根据诸多不确定因素而非实际需求,跟风模仿;犹豫不决型,这类企业认为外因不能影响企业做出选择,但模仿其他企业无可厚非。按影响因素划分,效率型企业和犹豫不决型企业不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具有主观性;而被动型、顺应潮流型企业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再者,根据内部影响因素划分,效率型企业和被动型企业认为模仿过程不能影响企业做决策,而犹豫不决型和顺应潮流型企业则认为该过程可以影响企业决定是否采纳管理时尚。从观念层次和行为层次划分:行为方面,管理时尚的制造者创造管理时尚并进行营销以吸引企业;观念方面,制造者向使用方传达新的目标理念并将之销售给企业。
管理时尚在中国企业的应用及其失败原因探析
当下影响企业变革的时尚主要体现在组织变革、营销策略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Suddaby 和Foster(2017)认为,组织变革是管理应持续关注的重点。陈春花(2015)分析了苏宁等企业实施组织扁平化和网状结构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持續变革在水样组织中的重要地位(陈春花等,2017)。梁宇和李朋波(2015)以苏宁云商为例,证实组织结构变革与公司整体战略转型的动态融合,说明战略与结构的非静止关系和事业部制结构的重要性。刘黎明等(2017)则认为,相较过去的营销模式,零售业社媒营销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对于传统零售企业或者进行了部分电商业务的零售企业意义非凡。商业模式的创新,尤其是电商模式的运用也是零售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之一。刘文纲(2016)基于自有品牌战略的成长历程对传统零售业和网络零售商进行对比研究。郭守亭等(2016)运用模块思维,结合原磊(2008)的3-4-8体系和界面模块的重构,归纳了苏宁商业模式创新。
中国企业不断展现出的多元包容和国外管理思想的涌入,使越来越多企业践行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部分管理理论和技巧在中国情境下产生了一些冲突,导致使用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背道而驰(马俊和杨斌,2013)。原因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管理研究成果不具有普适性。Boyacigiller 和Doktor(1990)指出,管理时尚大多把管理问题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或者基于情境因素进行判断。然而管理学中探讨的情境要素还应包括超越研究分析单位但又与其相关的因素(徐淑英,2011)。中国情境管理的理论研究应从空间和实践的整合角度考察管理情境(王德胜,2013)。
其次是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谢佩洪(2008)认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在规范经济行为时仍占据主导位置,极易导致组织发展的外在环境不稳定。邹国庆和高向飞(2009)从文化角度分析认为,行为主体对文化的理解程度直接影响其经济行动的稳定性与意义,并改变其行动策略、预期与行为。中西文化在认知逻辑上存在区别,例如源于西方的“大五人格”和学者王登峰等提出的“大七人格”的差异。
最后受社会因素影响。中国的社会结构呈差序格局,关系网实际上是血缘、地缘联系的延伸,因此企业配置资源的坚实力量就是人际交往和人际信任。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指在采购别国产品时,消费者脑海里会产生得当与否、道德与否的衡量(Shimp和Sharma,1987)。相比于他国品牌,具有民族中心主义倾向的消费者经常购置国产品牌,并看作是有担当且爱国的表现形式(Sharma等,1995)。广义上讲,企业基于爱国主义等民族情结,对西方管理时尚或多或少地产生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也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
从博弈视角分析,企业采纳管理时尚不为提高收益,而为降低亏损。受外部影响企业被迫运用管理时尚,因此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从修辞视角分析发现,修辞型的管理时尚替代技术型的管理时尚,只是修辞改变而实质技术不发生进步,无疑是新瓶装旧酒。
管理时尚未来研究展望
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对管理时尚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管理时尚理论研究的未来关注方向:第一,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研究。只有将管理理论和实践结合,才能提高组织绩效、实施管理创新并维持持续竞争优势(Damanpour,2014)。管理时尚的传播和应用通常会带来管理创新,企业要实现管理创新,应注重赢利的效率问题,但事实是创新活动的开展往往会冲击企业效率。虽然企业通过管理创新提升了效率(苏敬勤等,2018),管理创新仍存在较高失败率(Griffith等,1999)。如何通过管理时尚的应用维持持续发展范式,协同利益相关者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保持可连续发展的能力,是未来实证研究的重点之一。
第二,东西方管理理论的协同和融合研究。管理时尚曾在中国风靡一时,激起了国内学者对于对东方管理、本土化管理的呼吁并在国内形成了东方管理学派,随后学者不断探索并讨论管理理论体系。越来越多学者认为,管理文化的中西双融会为中国本土企业带来良好效益(苏敬勤等,2018)。实际上,不论从传统文化视角还是情境管理角度考量,东方研究的重要知识来源仍是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因此要吸纳西方管理思想的精华以完成本土管理思潮的创新(苏敬勤等,2018)。因此,想要促进管理体系科学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就是将东方管理思想和管理时尚有效融合。
第三,研究企业应用管理时尚的深层心理机制。不同于前文提到的社会-心理因素,此处强调的机制基于认知决策理论。之前的研究主要探讨管理者采用管理时尚的原因,并没有涉及决策过程方面的研究。因此,应该从决策过程、管理循证和复杂性理论三个方面去探索管理者选用管理时尚时复杂的心理机制。决策制定强调做出决策的认知过程,管理者做出最优选择后,就采取行动了(Gl?ckner 等,2010)。循证管理认为管理者运用最好的逻辑和证据决策时,能找到更好的管理实践方法(Pfeffer和Sutton,2006)。Smith等(2004)认为,复杂性理论强调环境特征引起科技、全球化、竞争等的复杂性变动,需要更合适的方法管理和组织(Saynisch,2010)。所以说管理者要引进新的管理时尚思潮,必须充分利用身边最好的信息和证据,结合复杂性理论进行决策制定。
管理时尚在管理理论及思想传播中具有重要意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也吸引时尚需求者应用并在实践中检验。当下组织与管理的重点是开发理论,使其成为类似于管理时尚的方法或技术,经大众媒介扩散后用于服务企业,结合管理实践打造高效的管理时尚市场。同时,学者也应更加深入地分析管理时尚与开放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挖掘其与网络创新、协作创新、外包创新、分布式创新等的本质区别,结合管理时尚构建中国管理思想,促进和弘扬中国管理学说,指导企业在转型中升级优化,让中国管理理论吸收管理创新与管理时尚的优势。
参考文献:
1.王圆圆,袁泽沛,张巧丽.管理时尚传播过程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5(9)
2.陈春花,刘祯.水样组织:一个新的组织概念[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7,39(7)
3.刘黎明,孙杨,刘凤奇.零售企业社媒营销与电子商务的创新融合[J].商业经济研究,2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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