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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与社会责任

作者:未知

  摘    要:乔纳森·弗兰岑在《强震》中探讨了自由市场环境下的商业伦理问题。他揭露部分企业肆意排污,破坏环境的做法,提出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并将希望寄托于个人伦理意识的觉醒。他的创作回应了现实问题,同时延续了社会小说的批评传统,为当代美国小说的现实主义转向做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乔纳森·弗兰岑;《强震》;商业伦理;生态危机;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2095-7394(2019)01-0028-06
  “商业伦理”(Business Ethics),又称“经济伦理”,指“商业环境中影响个人行为的(伦理)准则和标准”[1]。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业伦理研究逐渐成为应用伦理学的重要分支,为人文学科的伦理转向做出了重要贡献,并间接推动文学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小说出现了明显的现实主义转向。以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为代表的一批小说家,对商业伦理表现出浓厚兴趣,试图通过文学创作唤醒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们的作品继承了19世纪社会小说的批评传统,又融合后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以“直面现实”、“严肃化”和“多元化”为特色,因此,又称为“新现实主义小说”[2]。
  《强震》(Strong Motion,1992)是弗兰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态度最为激进的作品。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强震》就像是他扔出的“瓶装汽油弹”[3]。遗憾的是,此前的研究者往往以欠缺艺术性为由,贬低其成就,进而对其中的社会问题一笔带过。这样的看法显然有失公允,故本文拟从商业伦理视角切入,从生态危机、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个人的社会责任三方面剖析弗兰岑的创作意图与伦理立场,对这部作品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
  一、生态危机
  《强震》的故事背景设在波士顿,围绕两条叙事线索展开情节。一是女主角勒妮·赛切克对地震原因的调查,二是男主角路易斯·霍兰德的家庭矛盾及其本人的精神危机。两条线索汇聚在一起,矛头指向化工企业斯威廷-艾尔德伦公司。后者将有毒废液直接排入地下,导致当地频繁出现强震,最终引发工厂大火,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强震》中的生态危机并非凭空捏造,其原型是著名的“拉夫运河”(Love Canal)事件。“拉夫运河”是位于纽约州的一个住宅小区,原先是准备为尼亚加拉河分流开挖的一条沟渠,后来成为化工企业处理废弃物的场所,胡克化学品公司(Hooker Chemical)在此倾倒了数千吨剧毒化学废料。之后这一地块被出售给当地的教育委员会,后者在此建立学校,并开发住宅小区。此后的二十余年,当地频繁发生恶性疾病,且女性流产率远高于美国平均值。70年代末,在真相被揭开后,当地居民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议活动,要求政府清除土地中的危险化学品,并提出“生态正义”的口号。
  借助媒体和舆论的力量,“拉夫运河”事件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出现了遍及全国的“反对有毒化学品运动”,数千家地方性社区组织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全国性网络。同时,这一事件也为一些作家提供了创作灵感。比如,唐·德里罗(Don DeLillo)《白噪音》(White Noise,1985)、简·斯迈利(Jane Smiley)《一千英亩》(A Thousand Acres,1991)和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收获》(Gain,1998)都涉及化学品污染问题。
  和上述作品相比,《强震》的特点在于直面现实,以类似新闻调查的叙事方式展开情节,唤起读者的相关记忆。美国环保运动先驱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指出,化学污染泛滥的源头在“生產具有杀虫特性的人造化工业的突然崛起和迅猛扩张”[4]。在《强震》中,斯威廷-艾尔德伦公司的发展轨迹验证了这一论断。20世纪50年代起,这家公司开始生产杀虫剂,并为参加越战的美军提供脱叶剂,从中获得丰厚利润。然而,在成为经济支柱的同时,这家公司也给当地带来严重的污染。为保持低廉的成本,并在市场竞争中压倒对手,该公司采取非法手段,将剧毒废液直接排入地下深井。多年来,这一做法无人察觉。直到长期渗水引起地层结构变化,导致波士顿地区频繁发生地震,真相才得以揭开。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指出,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人类已拥有了足以毁灭自然的力量。如果继续滥用这股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自身也将因生物圈的破坏而遭到毁灭。[5]《强震》中的地震描写印证了这一点。当一次小规模的地震发生时,自然的力量就像一只愤怒的手,“把天花板上的石膏抓下来,甩到桌子上”,还“把家具的门都拉开,把东西都打翻,地板上到处是瓷器的碎片。起居室里挂的画被猛拽了一下,门栓坏了,墙壁和天花板都开裂了”。[6]82
  小说结尾的另一次强震破坏力更为惊人,在波士顿范围内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还引起化工厂的连环爆炸,当地“像下雨一样洒下硝酸、盐酸和有机试剂,现场的高温、酸性环境就像金星的表面,但是毒性更严重”[6]472。此后,各种有毒物质又开始重新结合,变成一团四处飘荡的雾气,最终导致大面积的生态污染。
  上述情节虽属虚构,然而“拉夫运河事件”以及类似的新闻报道表明,弗兰岑的担忧并非无稽之谈。此外,他选择波士顿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具有特殊寓意。自建国之日起,波士顿一直是美国的文化中心,尤其在19世纪中期,这里更是文学重镇。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人的创作为当时的美国文艺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弗兰岑笔下的波士顿却颠覆传统形象,变成了一座污染之城,这里有“糟糕的天气”、“攀升的癌症发病率”和“堆积着下水道污物的海港”[6]120。更严重的是,这里的“全部土地都已发生改变”[6]191,水源遭到污染,基础设施散发着难闻的气息,生态危机迫在眉睫。波士顿的形象转变突显出这部作品的商业伦理寓意:现代企业拥有强大的技术力量,在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迫切需要监管和引导,由此所衍生的社会责任问题,更需公众的广泛关注。   二、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商业伦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其渊源与环保运动有密切联系。20世纪60年代,伴随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美国公众开始注意到企业排污造成的生态问题,不少人抨击这些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一味追求利润。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的一些商学院开始设立“社会问题”研究,讨论企业及经营者的社会责任。[7]1880年代中期,在新一轮环保运动的推动下,这一话题迅速成为当时学界和媒体讨论的热点。
  《强震》显然受到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弗兰岑在描写生态危机的同时,反复提出责任问题。这部作品也因此有别于一般的生态文学,呈现出鲜明的商业伦理特色。借助相关情节,弗兰岑对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观点提出质疑。早在1962年,弗里德曼就声称,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使用自己的资源,采取行动增加盈利”[8]。1970年,他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再次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就在于增加盈利”。具体而言,他认为“在奉行自由经营、私有产权的体系中,企业管理者……他的责任就是按照雇主的意愿经营企业,通常这一意愿就是在遵循基本社会规则(包括法律和伦理惯例)的情况下,尽可能多挣钱”[9]。他还强调,环境保护是政府的职责,企业只需按法律规定行事。如果企业的管理者减少污染排放的量超过企业的最佳利益,那么他就不是合格的雇员,因为他等于是拿着雇主的钱为公益事业做贡献。
  随着生态伦理和商业伦理研究的兴起,弗里德曼的观点遭到伦理学者的强烈质疑。乔·戴斯·贾丁斯(Joe DesJardins)批评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模式,认为后者实质上否认了企业的生态责任。在他看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遵守现有法律和惯例,且“有义务确保生态系统不会因此发生恶化”[10]。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也指出,企业应具有环境伦理意识,考虑股东的利益,还要考虑整体生态环境,要有面向未来的长远考虑。[11]
  弗兰岑的立场和上述两位学者类似,但他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叙事策略,既围绕化学品污染事故引出责任问题,又借助反讽和夸张等修辞手段,对环保署负责人和企业管理者进行“问责”。
  弗兰岑首先指出环保署的监管失职。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危险废弃物与固体废弃物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应联合行动,在危险废弃物的运输、存储和处理过程中,保护人体健康和自然环境。其中,环保署的职责是,建立废弃物处理技术,并为所有的废弃物运输、存储和处理设备颁发许可。同时,环保署应永久禁止使用土地掩埋的办法来处理某些危险废弃物。从理论上讲,环保署具有监管化工企业的职责。但在现实中,由于里根政府的政策变化,环保署在财力和人力方面都遭到削弱,无法做到严密监管,这也为部分企业的违规排放制造了条件。
  在小说中,女主角勒妮·赛切克与当地环保署主管苏珊·卡弗的一段对话反映出环保监管的窘境。勒妮是哈佛大学的地震研究专家。她凭借专业知识,判断发生在波士顿地区的地震属诱发性地震活动,并推断原因很可能是斯威廷-艾尔德伦公司的违法行为。她希望环保署能介入调查,但苏珊并未重视她的举报,反而一再强调分身乏术,因有些企业“每小时向河口倾倒半吨镉和水银”;有的企业“收到含有大量多氯联苯、甲苯和氯乙烯的油料”,然后把这些油料“埋在废弃的加油站地底下”;有的垃圾填埋场“即将破坏地下水,涉及到差不多整个州的土地”;也有个别企业“不在乎法庭判决,最终他们破产了,留下几百亩遭到永久污染的土地”[6]253。苏珊的答复表明环保署的工作难度,也揭示出生态污染的严重程度。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于,相当数量的企业经营者唯利是图,缺乏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在小说中,弗兰岑以反讽方式,对这类人的不道德行为提出强烈批评。约翰·克纳汉是斯威廷-艾尔德伦公司的副总裁,正是他决定挖掘深井,把污染物排入地下。当下属表示质疑时,克纳汉不动声色地回答,“据我所知,没有哪条法规对此构成妨碍”[6]397。克纳汉说这话的时间是60年代末,正是环保运动兴起之时,但他毫不在意,心里计算的只有成本和利润。
  小艾尔德伦是地震发生时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当他得知继续排放废液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公司将因此失去成本优势。在他看来,继续保持低成本是斯威廷-艾尔德伦公司在化工行业的激烈竞争中取得领先的关键。其他公司有的把废液直接排入海里,有的用船把废液运往非洲掩埋。要和这样的对手竞争,他的公司绝对不能提高废弃物的处理成本。
  同样讽刺的还有公司的新闻发言人里奇利·霍尔班,这是一个善于睁眼说瞎话的人物。当地一位居民声称她的家人死于白血病,附近的化工企业是罪魁祸首。对此,霍尔班坚决予以否认。他声称公司具有“本行业最好的环保记录”,致力于“回收,而不是排放有毒废弃物”[6]91。他还强调,在出现化学品泄漏的地区,该公司“已经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排放过任何工业废弃物”[6]92。霍尔班义正辞严的态度和公司的实际行径构成了鲜明反差,愈发突出此中的反讽意味。
  弗兰岑塑造的这些人物形象反映出当时美国民众的普遍看法。据调查,绝大多数人认为,企业管理者的道德水准明显低于普通人,许多灾害都和他们有着密切关系[7]23。因此,在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办法时,很难指望这些人有所作为。
  三、个人的社会责任
  面临严峻的生态危机和难以信赖的企业管理者,弗兰岑最终将希望寄托在普通民众身上,期盼个人伦理意识的觉醒能推动周边社区的转变。这一立场源自其父亲,后者受到传统新教思想熏陶,担心年轻一代耽溺享乐,忽视了必要的“良知和责任”[12],因此,在弗兰岑的成长过程中始终坚持灌输个人责任的重要性。最终,弗兰岑也将这样的人生态度带入创作。
  在《强震》中,弗兰岑塑造了三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正面人物。首先是男主角路易斯的父亲鲍伯。他是60年代民权运动和环保运动的亲历者,后来成为左翼知识分子。到80年代末,他虽感慨大规模的社会抗争已难以实现,却依然尽其所能,实践他本人的生态理念。他在自家前院种了一排白松,每逢周末他都要照看这些树木,用一杆长靶子把风吹来的垃圾从树顶取下,“那些松树摇动的样子就像毛发蓬松的大狗安静地享受梳理”[6]355。他还拿着软管对着树干浇水,清洗掉表面粘附的空气污染物。在后院,鲍伯“让自家的土地故意退化,和伊利诺斯州的草原融为一体”。他总对家人强调,草原的历史要比欧洲移民更悠久,这片幸存的草原躲过了“欧洲人带有浪费性和破坏性的农业经营”[6]355。 因此,他宁愿让这片草原保持原有的生态平衡,让各种野生动物继续在那里生活。鲍伯的努力虽只是个人保护行为,但其中传递的信念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真正能行之有效的环境伦理,必然包含对所有其他生命体的尊重。在人类有权利追求自身利益和生活方式的情況下,也应允许其他生物种群以各自的方式繁衍生息。[13]   另一位热心环保事业的人物是女主角勒妮。她深切关爱周围的生物,曾救助一只野生浣熊,帮它疗伤直至回归山林。和鲍伯相比,勒妮的态度更加积极。在明知危险的情况下,勒妮坚持对地震原因展开调查,因她认为自己有能力阻止而不去做,她就会“感到良心不安”[6]163。
  此外,弗兰岑用大量笔墨描写男主角路易斯的转变,借此向读者传递重要的伦理信息。有论者指出,路易斯的身份具有象征性。他的父亲是左翼知识分子,曾参与民权运动;母亲却是拜金主义者,刚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且这笔钱源自污染企业。因此,在路易斯身上呈现出两种对立的生活态度:一是60年代激进政治的思想遗产,一是8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理念。[14]小说开篇,路易斯处于人生的迷茫阶段。他刚从大学毕业,不知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受左翼思想的影响,他痛恨商业社会的欺诈本质,却又迫于生计,不得不接受雇佣工作。这样的异化生存导致他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在第一次波士顿之行中,路易斯眼中的商业区毫无生机。人行道上的几个老年妇女“就像莫名停滞的昆虫”[6]18。商业街的窗户颜色暗淡,千篇一律,“新的砖墙、新的水泥路和新的窗户”看起来很不真实,“似乎是靠着胶水的力量才把这些墙壁和街道黏在一起,免得坍塌”[6]19。在著名的旅游景点法纳尔厅,面对物质丰盛的消费世界,路易斯反而觉得更加迷茫,他望着山下的市区,感觉“整座黑漆漆的城市就像是内心孤独的外在投射”[6]19。
  路易斯的转变源自勒妮和鲍伯的帮助。他在勒妮身上体会到什么是责任感,这原本是他最缺乏的精神特质。当勒妮告诉他,必尽快查明地震真相时,路易斯大吃一惊:“你真的相信这些东西?为全人类服务之类的话?”[6]163 在明知调查具有相当危险的情况下,勒妮坚持追寻真相,即便受伤也不肯放弃,这种勇担责任的行为促使路易斯深刻反省自己。同时,父亲也对他进行开导,最终他突然醒悟,“就好像他大脑里有个特定的器官,在极端刺激下产生爱的感觉……一个人有可能发现自己爱上敌人或者无家可归的乞丐或者荒唐的父母……对于这些人,如果在某个情感虚弱的时刻,他爱上了他们,那么他就将从此担负起永久的责任” [6]367。
  路易斯的成长表明,弗兰岑的创作方式“正在发生转变”[15]。他着力塑造的不再是后现代小说那种类型化的角色,而是有血有肉的现实人物。在路易斯身上,弗兰岑寄托了他的期望。与其父一样,弗兰岑推崇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并坚信在某个特殊的时刻,个人的伦理意识将彻底觉醒。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伦理意识需要召唤,“唤醒和自我都是双向的道路”,因此“整个生命中,道德都是脆弱的。在成为道德的方面没什么事必需的。成为道德的是一个机会”[16]。当自我被唤醒,并决定为他者而存在,这就意味着道德自我的诞生。
  德国哲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认为,既然人类有能力改变外部环境,那么也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转变观念,以新的方式“认识自然以及我们在自然中所处的位置”[17]。经历过地震现场的刺激,经历过勒妮受伤的影响,路易斯最终体会到“责任感”的存在,并坚信自己对勒妮以及对波士顿这座城市都“负有责任”[6]490。这种责任感带给他最明显的变化是,他不再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在新的工作环境中,他深受同事的喜爱,成为所有人的朋友。
  小说结尾,弗兰岑让读者看到未来的希望。路易斯和勒妮来到一座拱桥上。走过拱桥的中间位置后,路易斯对勒妮说:“来吧,和我一起走吧。我们一直走下去。”拱桥显然象征路易斯的转变,他告别了迷茫状态,即将开启新的人生之路。同时,路易斯的召唤不仅针对勒妮,也是在向读者发出邀请。按韦恩·布斯(Wayne Booth)说法,文学作品“就像是我们在真实生活中将要结交的朋友”[18]。作为朋友,作品总是邀请隐含读者参与其中,对相应的价值观进行分析和解读。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也指出,小说这一体裁促使读者在具体语境中观察小说人物,并想象他们的生活状况。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品,有助于培养读者“移情想象的文学态度”[19],这对公共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作为社会小说的当代继承人,弗兰岑坚持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他“对当今美国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20]。就主题而言,《强震》充分展现出弗兰岑的商业伦理思想。在他看来,缺乏社会责任感是许多企业管理者的通病,而市场自由化加剧了这一问题,由此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已成为困扰美国社会的顽疾。因此,他反驳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唯盈利论”,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并将希望寄托于普通民众,期盼个人伦理意识的觉醒能由点带面,形成环保运动的新格局。在“后金融危机”的当下,弗兰岑的商业伦理思想依然具有积极意义,而《强震》这部作品也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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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logical Crisi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Business Ethics in Jonathan Franzen’s Strong Motion
  LU Y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China)
  Abstract: In Strong Motion Jonathan Franzen discusses business ethics in a free market environment. He exposes the unscrupulous practices of some companies to discharge pollution and damage the environment, raise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ins his hopes on the awakening of individual ethical awareness. His views about business ethics not only provide answer to real problems, but also renew the critical tradition of social novel, making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realist turn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Key words: Jonathan Franzen; Strong Motion; business ethics; ecological crisis;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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