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成本收益的土地非粮化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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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土地非粮化多为农户根据市场波动做出的生产抉择，超出一定限度或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威胁。通过对比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和非粮食作物的成本收益情况，分析土地非粮化形成的经济原因，得出生产不经济是土地非粮化形成的重要原因的结论，并提出几点降低土地非粮化的粮食安全风险的建议。
　　关键词  粮食安全;成本收益分析;土地非粮化;建议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志码：C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19.13.015
　　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极端天气频发、城乡人口格局变动、人民生活质量提高都推高了粮食的刚性需求，再加上伴随农业供给侧改革而来的粮经种植结构调整，使我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指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显然将粮食安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统计，2017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12亿公顷，粮食产量达到6.18亿吨，但是粮食播种面积较2016年合计减少了81万公顷，粮食总产量略有上升，谷物产量却小有下降，区域土地非粮化趋势开始显现，粮食产销压力增大。长此以往，粮食作为农业发展“稳定器”的功能将不断被弱化，甚至从侧面危及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安全。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主要农作物成本收益的对比分析，揭示农民粮经种植选择的经济导向，以期明晰成本收益胁迫下的粮食生产特征并提出相应建议，这对于“把脉”农村经济、合理配置农业资源、提高粮食安全水平、保证农用土地收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回顾
　　粮食安全受到宏观粮食供给与微观粮食获取的共同作用，粮食供需结构性失衡被认为是当下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主要掣肘[1]。粮食安全虽在不同的定义下，最终评价的具体标准或许有所差别[2]，但粮食安全形势更加严峻的观点是大多数学者都认同的[3]，实施一个全新的粮食安全战略势在必行。
　　土地利用方式受到外部环境、农户个人禀赋等多方面的影响[4]，相对而言，学者们对外部经济环境等因素所起的作用给予了较多关注[5]。长期非均衡的社会经济发展某种程度上割裂了供需两端的联系，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形成的收益剪刀差日渐凸显[6]。特别是在非粮农产品结构性短缺与区域性矛盾日益凸显的今天，不少农户根据国内市场预期、国外农产品冲击及土地经营尺度把控[7]，改变种植策略、调整粮经种植规模，寻求土地产出效益的最大化[8]，这些行为无疑对区域粮食种植空间形成了进一步挤压。此外，区域之间存在的隐形政治锦标赛，及粮食产销区利益不平衡，也极大地制约了地方政府发展粮食产业的积极性[9]。
　　三权分置下的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我国长期施行偏向城市工业部门发展战略的制度纠偏[10]，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国家管控、集体所有和个体资产之间的利益关系，优化了农业产业资源配置结构，让农用土地实现规模经营有了更多可能[11]。但是，流转土地某种程度的粘滞性和不可逆性[12]，在增强了受转户规模经营信心的同时，其伴随高额流转成本而来的农业资本增密行为，以及土地集中现象[13]，亦加大了流转土地利用过程中的非粮化风险。为此，有学者做过专门的测算，土地轉让成本甚至超过流转土地利用现金成本的六成[14]。这种情况下，种粮相当“不划算”，唯有种植经济作物方能避免亏损，实现流转土地的经济效益[15-16]。
　　从以往的研究中不难看出，当前关于土地非粮化的粮食安全风险的相关探讨并不鲜见，但仍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定性研究，缺乏现实数据的定量验证，抑或缺乏对土地与粮食安全的关系梳理，难以表达问题的复杂性。因此，本文拟从不同农作物的成本收益分析出发，深入透视流转土地非粮化的经济学本质，尝试解析土地非粮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机理，期望找出切实可行的粮食供给侧改革之道。
　　2 数据与方法
　　2.1 作物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对粮食作物和其他作物的投入产出进行对比，综合考虑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作物典型性，选定了4种粮食作物（稻谷、小麦、玉米、大豆）、6种非粮食作物（油菜籽、棉花、甘蔗、苹果、茄子、萝卜）作为代表进行分析。投入产出等具体数据源自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7年）》。
　　2.2 成本收益分析法
　　农作物的投入成本通常为单位面积作物的生产成本（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土地成本之和;农产品收益则通常指单位面积作物所能获取的经济产值。净利润为单位面积产值与生产成本之差，其与总成本的比率（成本利润率）一般用以权衡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率。
　　3 结果与分析
　　3.1 主要农作物投入与产出比较
　　将主要农作物的投入、产出与利润情况进行整理，可以直接对比10种作物的成本收益情况（见表1）。
　　3.1.1 生产投入成本
　　从粮食作物投入情况来看，稻谷、小麦、玉米三种谷物的667 m2成本稍高于1 000元，分别为1 201.80元、1 012.50元、1 065.60元，而大豆的667 m2投入仅为678.40元，低于谷物，但其土地成本略高于谷物。传统的谷物都是历经岁月的筛选，层层优化至今的主食作物品种，其种植成本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大豆传统种植区更是以大面积机械化种植为主，具有较显著的规模成本效应，拉低了平均生产成本。
　　非粮食作物中，传统油料作物油菜籽的667 m2投入甚至低于谷物，仅为921.20元，其中土地成本仅119.90元。相较之下，果蔬类农作物投入成本就高得多，明显高于粮食作物，苹果、茄子的667 m2投入更是达到了5 388.70元、6 080.40元。可见，发展非粮食作物产业，需要一定的前期经济投入作铺垫。
　　3.1.2 产出收益 　　粮食作物的产出收益总体要低于非粮食作物。粮食作物中产出收益最高的是稻谷，667 m2产值可以达到1 343.80元;最低的是大豆，仅为468.60元;小麦和玉米的产出收益居中，分别为930.40元、765.90元。
　　非粮食作物中的油菜籽与大豆同属油料作物，在投入成本和产出收益差别不大， 667 m2油菜籽产值为590.20元，为非粮食作物的最低值;相对产出收益较高的是茄子、苹果与萝卜，其667 m2产值各为9 042.70元、6 285.50元、5 085.40元。
　　3.2 主要农作物生产利润比较
　　稻谷是粮食作物中净利润和成本收益率最高的，也是唯一获得利润的主要粮食作物，其667 m2净利润为142.00元，成本利润率为11.80%;而小麦、玉米和大豆的利润均为负值，净利润分别是-82.20元、-299.70元、-209.80元，成本利润率分别为-8.10%、-28.10%、-30.90%，说明种植这些作物都不能获得经济效益。
　　非粮食作物中，油菜籽和棉花的状况类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成本收益缺口，二者667 m2净利润分别为-331.00元、-488.30元，成本利润率为-35.90%、-21.20%;净利润较高的是茄子、萝卜，净利润分别达到了2 962.30元、2 316.20元，成本利润率飙升到了48.70%、83.60%。由此可见，生产传统粮食作物的经济效益明显整体不如非粮食作物，存在生产效益过低甚至出现亏损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胁迫农户的生产行为向非粮食作物倾斜。
　　4 小结与建议
　　4.1 小结
　　经过分析得出结论：1）在传统粮食作物中，稻谷的投入产出值最高，生产行为最为经济，而种植小麦、玉米和大豆则不划算。2）在非粮食作物中，生产油菜籽的利润为负值，而种植茄子、萝卜、苹果的经济效益较好。3）生产粮食作物在经济收益层面总体要低于非粮食作物，存在生产不经济的现象，这很可能是导致土地非粮化的重要原因。
　　4.2 建议
　　降低土地非粮化的粮食安全风险的建议：1）土地非粮化作为一种并不鲜见的土地利用趋势，有着深刻的市场经济背景。要肯定市场对土地利用方式的调控作用，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手段和农户自律。2）要在尊重农户生产意愿的前提下，以“经济效益和粮食安全”为主轴，从政府、农业企业、农户等多个角度，设计出较为合理的粮食生产经济补偿机制，构建效益和安全“双赢”的立体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体系。3）科学引导农户非粮食作物的生产行为，动态关注非粮农产品的市场变动，对产业政策、经济环境及市场行情做出预判，合理选择生产要素投入方向，科学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设置土地非粮化的阈值，保证特色非粮农产品的品质和收益。4）加大粮食生产的科技投入，平衡区域粮食产销市场，摒弃以往“种粮的不如吃粮的”的短视思想，切实提升粮食产品的附加值，保证涉粮补贴等优惠政策落到实处，确保粮农的经济收益和区域粮食安全，让粮食生产真正成为农业经济的“小马达”和“稳压器”。
　　参考文献：
　　[1] 汪希成，吴昊.我国粮食供求结构新变化与改革方向[J].社会科学研究，2016（4）：130-135.
　　[2] 吕新业，冀县卿.关于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再思考[J].農业经济问题，2013（9）：17-26.
　　[3] 唐华俊.新形势下中国粮食自给战略[J].农业经济问题，2014，35（2）：4-10.
　　[4] 刘洪彬，王秋兵，边振兴，等.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沈阳市苏家屯区238户农户的调查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10）：111-117.
　　[5] 罗向明，张伟，丁继锋.收入调节、粮食安全与欠发达地区农业保险补贴安排[J].农业经济问题，2011（1）：18-23.
　　[6] 柯新利，孟芬，马才学.基于粮食安全与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以武汉城市圈为例[J].资源科学，2014，36（8）：1572-1578.
　　[7] 郭庆海.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尺度：效率抑或收入[J].农业经济问题，2014，35（7）：4-10.
　　[8] 尚旭东，韩洁.短期效应、生存压力与农业共营制的长效兼顾[J].改革，2016（8）：135-145.
　　[9] 李丰.基于产销平衡视角的区域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5（6）：50-56.
　　[10] 李忠夏.农村土地流转的合宪性分析[J].中国法学，2015（4）：123-141.
　　[11] 何欣，蒋涛，郭良燕，等.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与农户流转农地行为研究——基于2013～2015年29省的农户调查数据[J].管理世界，2016（6）：79-89.
　　[12] 王德福.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实践错位与路径反思[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2）：20-27.
　　[13] 匡远配，唐文婷，刘志雄.农地流转中资本增密及其风险分析[J].管理世界，2016（5）：180-181.
　　[14] 郭欢欢.重庆市土地租赁户农作物选择机制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威胁[J].中国土地科学，2014（2）：37-43.
　　[15] Li XB， Wang XH.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land use in china： 1981–2000[J]. Asian Geographer， 2003， 22（1）：27-42.
　　[16] 易小燕，陈印军.农户转入耕地及其“非粮化”种植行为与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河北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观察，2010（6）：2-10.
　　（助理编辑：易  婧;责任编辑：丁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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