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菲女士的日记》：现代女性的苦痛与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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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玲（1904-1986）的日记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2月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二期。它是丁玲的成名作，也是丁玲早期的代表作。抒情女主人公莎菲女士身份上有三个特点：首先，她是一个离家的女孩——从南方到了北方;其次，她是一个暂时脱离了学校，但生活无忧，还没有决定要不要继续求学的准女生;再次，她是个病人，她在咳嗽。归结起来，莎菲是个生命处于悬空状态、边缘状态的“北漂”青年知识女性。
　　《莎菲女士的日记》书写了莎菲寓居京城的一段心绪。其中有她对自我生命状态的感受、评析，有她对苇弟、凌吉士这二位与她有情爱纠葛的男大学生的审视，也有她对女性同性情谊的独特体验。
　　现代女性：烦闷心绪、情感饥渴与颓废冲动
　　莎菲心绪的第一个特点是深陷于现代人的烦闷无聊中。
　　小说一开始，莎菲就在百无聊赖中熬日子。日记写道：
　　我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只想这冬天快点过去，天气一暖和，我咳嗽总可好些。那时候，要回南便回南，要进学校便进学校。但这冬天可太长了。
　　莎菲之所以烦闷，并不是由于某种人生规划无法实现。她既不像传统女性那样渴望进入“三纲五常”所確立的伦理秩序中，也不像“五四”启蒙文化所召唤的觉醒女性那样决心要介入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莎菲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她对人生根本就没有规划，她等的只是“冬天快点过去”。但是，冬天过去之后，人生会怎么样，要怎么样，她心里并没有规划。
　　莎菲这种没有明确人生目标的烦闷无聊，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人的情绪。现代人这个概念有多义性。摆脱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理想的是一种现代人;摆脱了传统束缚之后，就陷入无所依傍、无所追求的精神危机的则是另一种现代人。前者代表现代启蒙理想，后者代表的是与启蒙理想相伴而生的现代迷思。莎菲显然属于后者。作品并没有站在启蒙立场批评莎菲的百无聊赖，而是把没有人生目标的烦闷、无聊当作是一种自然的、可以接受的情绪来表现、来接纳，可以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一个理解现代人烦闷心绪、接纳现代迷思的文本。
　　莎菲心绪的第二个特点是强烈渴望能占有亲人和朋友的情感。
　　无论在白天，在夜晚，我都在梦想可以使我没有什么遗憾在我死的时候的一些事情。我想能睡在一间极精致的卧房的睡榻上，有我的姊姊们跪在榻前的熊皮毡子上为我祈祷，父亲悄悄的朝着窗外叹息，我读着许多封从那些爱我的人儿们寄来的长信，朋友们都纪念我流着忠实的眼泪……我迫切的需要这人间的感情，想占有许多不可能的东西。
　　莎菲在人生事业方面没有明确的追求，却对情感有着强烈的渴求。她迫切需要亲人、朋友为她“祈祷”“叹息”“流泪”，总之，她需要周围人都牵挂她、眷爱她，愿意别人因为爱她而遭受情感的折磨。莎菲的情感渴求具有明显的索取性质、占有意图，而没有多少奉献、牺牲等崇高性的内涵。这种情感饥渴症折射出了莎菲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特征。《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主人公真挚抒情的方式来表达莎菲的情感渴求，文本也就生成了理解这类现代女性看重情感而不是看重实利，却又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莎菲心绪的第三个特点是恋生厌死的青春心态与颓废自毁的厌世冲动并存。莎菲是个肺病患者，那个年代肺病是不治之症。莎菲常在直面死亡时表现出生的渴望。“不是我怕死，是我总觉得我还没享有我生的一切。我要，我要使我快乐。”但是，每当莎菲陷于精神痛苦而不能自拔时，又总是表现出颓废、厌世甚至摧残自我生命的冲动。最典型的行为，就是以酗酒方式自残。感应女友蕴姊的精神痛苦，莎菲顿觉得人生“多无意义啊！倒不如早死了干净……”于是“足足有半年为病而禁了的酒，今天又开始痛饮了。明明看到那吐出来的是比酒还红的血”。小说结尾，莎菲因无法解决内心的情爱纠葛，而更加剧了厌弃自我生命的颓废倾向。她发出沉重的叹息说：“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作品对莎菲的恋生心态和厌世冲动均采取理解的态度，并没有厚此薄彼，没有以积极健康的精神去批评莎菲的颓废意识。
　　总之，《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第一人称主人公莎菲女士以孤傲的态度抒发自己烦闷无聊的心绪，表达自己渴望占有人间情感的欲求，宣泄自己的恋生渴望与颓废冲动。一般注重道德反思、注重精神教化的文学是不会全盘接纳这些情绪的，但是《莎菲女士的日记》文本显然无意于从道德反思或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辨析这些情绪的对与错。小说让莎菲以自我肯定的态度而非忏悔的态度来向读者袒露自己的心情，由此可见，《莎菲女±的日记》是接纳、理解莎菲心绪的。作品把烦闷、无聊、颓废、虚无这些一般被视为不健康的情绪，把以自我为中心这类不甚符合伦理规范的情感渴求，都当作现代人正常、合理的情绪来表现。这样，《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价值立场就与“宗经”“征圣”“载道”的古典文学不同，也与以理想主义为底色的“五四”启蒙文学不同，而另有一种接纳生命之不完美、不健康的更为宽容的现代人性观念，另有一种不愿意接受伦理规训、道德教化的叛逆气质。正是这种叛逆性，生成了莎菲“具有非常浓重的‘世纪末’病态的气分的”“‘Modem Girl’新姿态”（钱谦吾：《丁玲》，原载黄英编：《现代中国女作家》，北新书局1931年8月初版，转引自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26页）。
　　莎菲与苇弟：渴望男性能够“懂得我”
　　莎菲女±的形象，不仅在自我生命确认这个维度上展开，还在与诸位男士的关系中展开。小说中第一个出现的男士是苇弟。苇弟是一名痴恋莎菲的男大学生。他忠诚可靠、温柔体贴。可是，莎菲并不爱他。不爱苇弟的莎菲，是怎么评价苇弟、怎么对待苇弟的呢？《莎菲女士的日记》在这些问题上又生成了怎样的思想特质呢？
　　首先，作品在莎菲对待苇弟的态度上确立了不满足于生存保障，不满足于伦理道德评价的男女情爱标准。尽管莎菲承认：“如若一个女人，只要找到一个忠实的男伴做一生的归宿，我想，谁也没有我的苇弟可靠。”但是，莎菲根本没有在男女情爱关系层面上接纳苇弟。这说明，《莎菲女士的日记》所提示的女性婚恋境界早已不能满足于《牛郎织女》《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古代文化所展示的为女性生存保障考虑的层面，也不满足于仅仅在伦理道德层面上评价婚恋对象的层面，而关注更为复杂的精神和欲望问题。 　　其次，作品在莎菲对待苇弟的态度上展示了推崇恋爱技巧，看低真情自然流露的情爱态度，又对此有所自责，作品由此呈现出既认同现代摩登女性气质又对此有所反思的文化立场。
　　苇弟只会“不假思索地”对莎菲奉献出“狂热的，真率的爱”，莎菲不禁“可怜他的太不会爱的技巧了”。莎菲所谓的“爱的技巧”，即是欲擒故纵、俘获人心的技巧。莎菲一直得意于自己在这方面“所受的训练”。苇弟在莎菲面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受到莎菲的捉弄，“他不走，不分辩，不负气，只蜷在椅角边老老实实无声的去流那不知从哪里得来的那末多的眼泪”。这让莎菲既可怜他也更加看轻他。莎菲说：“并不是我愿意别人虚伪，做作，我只觉得想靠这种小孩般举动来打动我的心，全是无用。”“苇弟”这个称谓就体现了莎菲在精神上矮化这个“不会爱的技巧”的老实男人的态度。
　　崇尚恋爱技巧，看低真情自然流露，在异性面前十分任性，这样，莎菲形象在与苇弟的关系中显得既强势又摩登，还带着一点游戏男女关系的倾向。于是，莎菲形象又再增加了一层象征现代都市文化的“摩登女子”（“Modem Girl”）的精神特质。
　　然而，丁玲作为女作家塑造的現代女性形象，又有着与之截然相反的另一面：突破现代都市文化、男性文化所建构的“摩登女子”（“Modem Girl”）这类刻板女性形象，突破男性文化把女性他者化的意图，展示女性内在的心灵痛苦与精神高度。
　　首先，男性创作中的“摩登女子”形象，往往从男性视点塑造女性，既把女性当作都市文化象征，又把女性视作戏弄男性、操控男性的尤物。这体现的是男性对现代都市摩登女性既向往又恐惧的心理。而女作家丁玲从内视点写莎菲对自己所不爱的苇弟的挑剔态度，却另有真切表达女性在自己所不爱的异性面前的烦闷心态的意味，因为莎菲对苇弟的种种过分态度似乎也都可以在女性对自己所不爱的男性既厌烦又不得不去面对这个情境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谅解。这样，《莎菲女士的日记》除了塑造莎菲强势、游戏的“摩登女子”的特质外，又却分明增加了理解女性心灵的维度。
　　其次，文本还让莎菲直接对自己推崇恋爱技巧、贬低真情的情爱观念进行了反省。反省既指向对自己游戏态度的批评，也指向对苇弟真诚品格的肯定。
　　也许是因为我懂得了这些小动作，于“爱”才反迷糊，才没有勇气鼓吹恋爱，才不敢相信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够人爱的小女子，并且才会怀疑到世人所谓的“爱”，以及我所接受的“爱”。
　　这里，莎菲在自我反省中悟到，恋爱技巧这类“小动作”可能对爱是有损害的。这就对她之前洋洋自得的游戏的恋爱态度有所否定，对这类流行、时尚而未免浅薄的男女情爱观念有所质疑。她也在反省中把苇弟真诚的爱视作是最高贵的情感，说：“我祝祷世人不要像我一样，忽略了蔑视了那可贵的真诚而把自己陷到那不可拔的渺茫的悲境里，我更愿有那末一个真诚纯洁的女郎去饱领苇弟的爱，并填实苇弟所感得的空虚啊！”
　　再次，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莎菲女士的日记》在莎菲对自己与苇弟关系的审视中表达了女性渴望男性在心灵深处理解自己的情爱标准，这样，莎菲形象也就在这一点上完全突破了被男性文化他者化、妖魔化的“摩登女子”的刻板形象，《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就充分展示了现代女性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高度。
　　莎菲在审视苇弟与自己的关系时说：
　　他为什么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
　　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
　　莎菲大胆地要求男性：你仅仅爱我是不够的，仅仅忠诚于我是不够的，你还要“懂得我”。这说明，莎菲在情爱关系中，对男性在“灵”方面的要求、精神共鸣方面的要求非常高。
　　以往的文学史，有多少作品能够站在女性立场上要求男性“懂得我”呢？很少！“才子佳人”“红颜知己”这类经典的男女关系模式，都是男主女从的。男性是主体，女性是理解男性的辅助者。辛弃疾的“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韫英雄泪”，龚自珍的“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都是表达男性英雄需要女性慰藉的心绪。近代文化中的“红袖添香对译书”的男女关系模式，“五四”时期冯沅君的小说《隔绝》《旅行》，乃至于新时期王鲁彦的小说《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也都没有颠覆这种女性慰藉男性的男主女从关系模式。
　　文学史中，男主女从的关系模式有没有例外呢？有，但寥若晨星。东晋才女谢道韫说：“不易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她嫌弃丈夫的立场在《世说新语》中竟然被当作“贤媛”风度来欣赏。晚清秋瑾的弹词作品《精卫石》中，女主人公黄鞠瑞说：“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她抱怨婚姻不如意的立场，作家是完全认同的。然而，谢道韫、秋瑾这类颠覆男主女从关系，以女性为主体来思考两性关系的女性心声在文学史中是寥若晨星的。中国文学史中最经典的男女和谐关系总是夫唱妇随、男主女从的。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让莎菲在审视苇弟的过程中颠覆了“三纲五常”的传统，延续了那类寥若晨星的颠覆性的思想——在反叛男权传统中确立女性的主体性地位。
　　莎菲要求男性在“爱”和“体贴”之外还要“懂得我”。这种高标准的精神需求，颠覆了现代男性文化所塑造的“摩登女子”只热衷于肉欲满足，没有精神追求的刻板化、妖魔化形象，高扬了女性主体性，建构了男女情爱关系中的精神标准。
　　莎菲与凌吉士：灵与肉的冲突
　　《莎菲女士的日记》不仅从希望男性“懂得我”这个角度确立情爱关系中的精神共鸣需要，还从个体精神美的角度探索女性对男性精神境界的要求，同时还大胆肯定女性欲望的合理性，并表达了灵肉统一的情爱理想，从而充分高扬了女性的主体性。遇到俊男凌吉士，莎菲陷入灵与肉剧烈冲突的内心折磨之中。对莎菲这一精神痛苦的书写，即深刻地表现了这个主题。
　　首先，作品在莎菲对凌吉士欲望的书写中，确认了女性欲望的合理性。
　　能让莎菲动心的男士是凌吉±。凌吉士吸引莎菲的是他的外表。这既包括他的容貌，也包括他的风度气质。文本大胆书写了莎菲在凌吉士俊美的容貌面前所产生的女性欲望。 　　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
　　从女性视角出发，带着强烈的欲望去品鉴男性之美。这是相当惊世骇俗的，这完全颠覆了我们惯常的男主女从的审美模式。
　　尽管《世说新语》中也不乏品鉴男性美貌的篇章，但就总体而言，我们的审美传统从主流上看都是以男性为主体居高临下地品鉴女性美色的，男性之美在文学想象和历史叙述中主要是作为男性美德、才干的象征物而被认可的，而不是作为女性的欲望对象而被认可。这涉及审美中的权力关系问题。可是，在这段描写中，女性人物莎菲是欲望主体，男性人物凌吉士是欲望客体。这完全颠覆了男主女从的强大文化传统。
　　《莎菲女士的日记》对女性欲望强度的认可，也完全颠覆了封建女德。
　　假使他能把我紧紧地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地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唉！我竟爱他了，我要他给我一个好好的死就够了。
　　男主女从的文化传统中，女性欲望只能随男性欲望而动。离开男性需求的女性欲望，尽管在现实中存在，但是极少有作家敢于或愿意去正面肯定它。中国古代文学中欲望强健的女人多半都是反面形象，潘金莲便是个典型。中国古代文学如此，“五四”文学也同样未曾肯定女性欲望的合理性。但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借女主人莎菲之口，大胆地表达了女性欲望，确认了女性欲望的合理性。这就大大拓展了文学对女性人性的理解范围。确实，女性欲望和男性欲望，应该被同等对待，都应该同样地被视作是合理的人性。女性文学只有敢于正面肯定女性欲望，才是成熟的女性文学。
　　《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写莎菲对凌吉±的欲望中，颠覆了男主女从的审美习惯;同时，它第一次从欲望书写的层面上，确立了女性的主体性。这是非常可贵的。
　　其次，《莎菲女士的日记》还从鄙夷男性精神低俗的角度表达了女性对男性精神境界的要求。
　　莎菲对凌吉±充满欲望，但是却对凌吉士的心灵世界不满意。在莎菲眼中，凌吉士“高贵的美型里，是安置着如此一个卑劣灵魂”。这让莎菲陷入灵与肉分裂的内心痛苦中。
　　真的，在他最近的谈话中，我懂得了他的可怜的思想;他需要的是什么？是金钱，是在客厅中能应酬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他的爱情是什么？是拿金钱在妓院中，去挥霍而得来的一时肉感的享受，和坐在软软的沙发上，拥着香喷喷的肉体，抽着烟卷，同朋友们任意谈笑，还把左腿叠压在右膝上;不高兴时，便拉倒，回到家里老婆那里去。热心于演讲辩论会，网球比赛，留学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或继承父亲的职业，做橡树生意，成资本家……
　　凌吉士既喜欢金钱美女，也渴望做一个成功人士。这两条都是莎菲所不能接受的。
　　莎菲认为，凌吉±对金钱美女的喜爱中，缺了灵的维度。“他虽然有老婆，但是，我相信他不懂得爱。他肯定没有爱过一个女人。”莎菲并不是为凌吉士“有老婆”而苦恼，而是为凌吉士“不懂得爱”而苦恼。她认为凌吉士对女性只有欲望，没有精神上的爱恋。这样评价凌吉±表明，莎菲并不满足于凌吉士的“好丰仪”，她还渴望与情爱对象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认同。她既渴望肉体之爱，也渴望精神之爱。她并没有由于炽热的欲望就蒙住了自己审视异性精神世界的慧眼。
　　莎菲不满意于凌吉士的精神匮乏。这还不仅是因为凌吉士“不懂得爱”;莎菲对凌吉士想做一个成功人士的平庸理想也不以为然。凌吉士喜欢钱，喜欢客厅中的太太，还“热心于演讲辩论会，网球比赛，留学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或继承父亲的职业，做橡树生意，成资本家……”这些，归纳起来就是要做个符合社会标准的成功人±。做成功人士有什么不好呢？难道要做不成功人士吗？不是。莎菲的意思，当然不是在成功和不成功比较的层面上看问题。莎菲不满意的是，人怎么能用社会普遍的成功指标来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呢？那岂不是太平庸了吗？莎菲不满意的是凌吉士那功利的、实用的、缺少个体独特精神追求的人生观。她在心中暗问凌吉±：“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丁玲在关于人的精神境界方面，有一种特别高的尺度。莎菲不仅看不起不懂得爱的男人，她还看不起只懂得用大众成功的标准来建构人生目标的男人。高傲强势的莎菲还有着一颗睥睨世俗的超尘脱俗的心。隐含作者丁玲也是这样的。只懂得按照社会成功标准规划人生的凌吉士在莎菲和隐含作者眼中都只不过是个“市侩”。
　　再次，作品在莎菲面对凌吉士的内心痛苦中表达了灵肉统一的情爱标准。
　　莎菲面对凌吉士陷入灵与肉冲突的深深痛苦中。她控制不住自己对凌吉士的欲望，又非常鄙夷凌吉±的心灵庸俗。她一面批判他，一面想念他;一面渴望他的吻，一面否定自己。她在灵与肉的交锋之中受尽精神折磨。
　　和凌吉±拥抱和接吻以后，她一方面觉得“我胜利了！我胜利了！”但是另一方面，她陷入了一种更深的颓废状态，“我同时鄙夷我自己了！”
　　我不愿留在北京，也不愿意再留在西山。我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因此我的心从伤痛中又兴奋起来，我狂笑的怜惜我自己：“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
　　这里既有莎菲对自己的批判，也有莎菲对自己深深的怜惜。批判很好理解，“为什么呢，给一个如此我看不起的男人接吻？既不爱他，还嘲笑他，又让他来拥抱？”莎菲渴望的是灵肉统一的爱情，但是她的欲望背叛了她的心灵，伤害了她的心灵。莎菲对自己陷入纯粹的肉欲中非常不满意。为什么还有怜惜呢？这怜惜中有两层意味，一层是人物的自我肯定，肯定這既有欲望又有高远精神追求的女性自我;另一层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遗憾，遗憾“我”为什么遇不到一个灵与肉统一的男人。
　　归根结底，《莎菲女士的日记》在莎菲与凌吉士关系的书写中否定了灵与肉不能统一的男女关系，从女性角度建立了灵与肉统一的情爱观。在这里，灵与肉统一，并不是灵被肉统一或肉被灵统一，而是说二者都很重要，都是合理的人性，都不能被替代。从女性内视点出发确认女性欲望，确认女性精神追求，表达灵肉统一的情爱理想，《莎菲女士的日记》在莎菲与凌吉士关系的书写中再次颠覆了具有妖魔化女性倾向的“摩登女子”形象，确认了女性在灵与肉两方面的合理要求;但是在反抗现代都市男权文化妖魔化女性倾向的同时，《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存在着一点接纳“摩登女子”形象中令男性恐惧的意味，这体现在莎菲对凌吉±的欲望中包含着战胜异性的意味。热衷于战胜异性、降服异性，说明莎菲的情爱理想与20世纪不同阶段中国妇女解放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所共同倡导的两性和谐理想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距离，倒是与《金瓶梅》中性爱描写的异性征战模式有一脉相承之处。 　　同性情谊：精神共鸣与自怜自恋
　　《莎菲女士的日记》除了写到莎菲和两个男士的关系，还写到了莎菲和众女伴的关系，莎菲与毓芳、莎菲与蕴姊的关系模式特别值得关注。
　　设置莎菲与毓芳之间友爱却不能相知的关系，表达了丁玲对女友之间精神隔膜的遗憾。毓芳无微不至地关怀着莎菲，却和苇弟一样丝毫不能理解莎菲的心灵;莎菲珍视与毓芳之间的友谊，但也对毓芳在两性情爱中遏制欲望、节制情感的理智态度不以为然。这说明到了1928年，女作家审视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在灵方面已有非常高的要求了，丁玲不像前辈的“五四”女作家那样往往把女学生视为一个天然的同盟。
　　莎菲与蕴姊的关系书写，表达的则是丁玲对女性之间精神共鸣关系的理想展望。首先，借莎菲和蕴姊困境的互补性书写，丁玲看到了女性在情爱关系中的两重困境：一重是灵与肉不能统一，这是莎菲的困境;另一重是婚后夫妇之间的热情消亡了，这是蕴姊的困境。莎菲的结局是颓废消沉，蕴姊的结局是“死去”。她们都没有出路。这样的文学想象，表达的是隐含作者丁玲对女性情爱处境的绝望和对女性命运的怜惜。其次，不在场的蕴姊，是唯一的一个能够和莎菲心心相印，能够在深切的理解中抚慰莎菲精神伤痛的人。她对莎菲只有怜爱，没有批评。蕴姊形象，具有满足莎菲自怜自恋情结的功能。这加强了这部作品理解莎菲内心世界的价值取向。
　　假设蕴姊在，看见我这日记，我知道，她会抱着我哭：“莎菲，我的莎菲！我为什么不再变得伟大点，让我的莎菲不至于这样苦啊……”但蕴姊已死了，我拿着这日记应怎样的痛哭才对！
　　蕴姊始终并未真正在场，她先是在远方，后来就死了。这说明作者其实是把这种女性之间心心相印的理想关系当作一种不可能落实于现实的虚妄的理想来憧憬的。蕴姊的形象设置，承载着青年丁玲对女性之间相知关系的憧憬与绝望。
　　小结
　　综合莎菲的自我心绪、莎菲与男士的关系、莎菲与女友的关系，可以发现，莎菲“既拥有现代启蒙理性的精神气质又含有现代颓废文明的气息”（王烨：《莎菲作为“Modem Girl”形象的特征与价值》，《南开学报》2007年第6期）。其现代启蒙气质主要体现为大胆确认女性情爱关系中灵与肉双重追求的合理性。这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对女性人性接納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了“五四”开创的“人的文学”的内涵，有力地颠覆了男权传统，高扬了女性主体性。其现代颓废文明气息主要体现为莎菲人生观中有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有虚无厌世的一面;莎菲情爱观中有游戏的一面，有着征服异性的主体霸权意识。
　　启蒙理性精神与现代颓废文明气息共同构成莎菲精神气质的两面。这充分展示了丁玲早期创作中思想倾向和审美意识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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