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与湖湘民间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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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齐白石对于自己湖南人的文化背景有着明确而清晰的认识，在其旅居异地之时这种地域文化更因思乡之情而愈加强烈了，齐白石曾刻有“中国长沙湘潭人也”“古湘潭人也”“吾家衡岳山下”等印章，印章中的每一刀都在肯定艺术家的自知之明，都在回望他自己的艺术故里。
　　由于湖湘的民间文化艺术是在齐白石孩提时期、青壮年时期长期伴随齐白石的，所以相对于“身份论”，湖湘民间文化艺术对齐白石的影响主要是对潜意识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这种地域性的文化积淀必然影响齐白石的性格，进而渗透入他的艺术表现之中，这如同海底冰川，虽然在水面上了无痕迹，但是偶尔露出的一山一角暗示着水下的巨大冰体。
　　在20世纪的世界现代美术潮流中，精英艺术从民间文化艺术中汲取营养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如马蒂斯对剪纸艺术的借鉴，如毕加索对西班牙和非洲民间艺术的参照等。然而这种艺术手段是西方式的，是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的有意为之。湖湘民间文化艺术对于齐白石的影响是一种无意识的熏陶，齐氏艺术中的民间文化艺术的痕迹是东方式的自然而然的流露，在这个独立的体系中探讨民间文化艺术对齐白石艺术的影响自有其独特意义。
　　一、湖湘民风、民间传说对于齐白石艺术的影响
　　湖湘地区相对东南地区山区较多，耕种更为辛苦，由于气候湿润，居民多以辣味入食，在这样的环境中，培养了湖湘民众直爽、坚强的性格。而这一地区也是山系连绵、水系发达，南岳衡山、洞庭湖、湘、资、沅、澧皆在其中，这里有着历史悠久的巫楚文化和丰富的民间传说，例如湘君湘夫人的传说、何仙姑传说、吕洞宾传说、钟馗传说等。这些传说浪漫而瑰丽，自古以来就为湖湘地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1.湖湘民风对于齐白石艺术的影响
　　林语堂在《北方与南方》一文中曾写道：“湖南人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如果说湖南人的性格中有着湖湘文化的深刻烙印，那么齐白石的母亲、爷爷和齊白石自己的性格可以说是湖南人性格的典型。
　　在《白石老人自述》中齐白石回忆其祖父的性格：“我祖父万秉公，号宋交，大排行是第十，人称齐十爷。他是一个性情刚直的人，心里有了点不平之气，就要发泄出来，所以人家都说他是直性子，走阳面的好汉。”在“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兴亡盛衰，晚年看着湘勇（即“湘军”）抢了南京的天王府”之后，这位刚直的湖南人说：“长毛并不坏，人都说不好，短毛真厉害，人倒恭维他，天下事还有真是非吗·”“长毛”指的是太平军，而“短毛”指的是湘军，能够如此大胆评论时局，万秉公确实有湖南人的直爽。
　　而与齐白石非常亲密的其母周氏，是一个“既能干又刚强的人”。有一件事情十分能够反映齐母的性格，当时黄茅堆子一个新上任的巡检（略似区长）来到白石铺，“排齐了旗锣伞扇，红黑帽拖着竹板，吆喝着开道，坐了轿子，耀武扬威的在白石铺一带打圈转”，这样的排场引得乡里乡民都去看一看。当邻居三大娘问年幼的齐白石去不去的时候，齐白石说不去。齐母对三大娘说：“这孩子挺别扭，不肯去，你就自己走吧！”齐白石以为母亲对自己生气了，但是当三大娘走了以后，齐母对其白石说：“好孩子，有志气！黄茅堆子哪曾来过好样的官，去看他作甚！我们凭着一双手吃饭，官不官有什么了不起！”齐母的这种不附权贵、自力更生的精神确实一直影响着齐白石，齐白石说：“我一辈子不喜欢跟官场接近，母亲的话，我是永远记得的。”多年以后齐白石依然刻有印章“星塘白屋不出公卿”“寻常百姓人家”，可见其艺术性格和其个性的渊源之深。
　　正是家庭成员正直、刚强、坦率的性格对齐白石的个人性格和艺术风格有着深刻的影响，齐白石也有着湖南人的耿直，而他的艺术正如他的性格一样非常直率、刚劲。无论是齐白石的书法、篆刻还是绘画都以直抒胸臆为主，而不以奇巧取胜。
　　齐白石曾作《人骂我我也骂人》，用笔洗练，在简单的笔墨中尤其注意对眼神的刻画，看向一边的三角眼睛好像正在对别人含笑讥讽，画中湘人的辛辣戏谑呼之欲出，可以看出画家的干脆利落。
　　再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花果册页》中也有许多通常文人画中很少涉猎的题材，如《辣椒》（册页之一）和《板栗》（册页之五），《辣椒》一开画红色尖椒三枚、柿子椒一枚，简洁明快，色彩饱满而艳丽，可以想见那明快的辣味；《板栗》更加直白一些，画上题款“通身有刺腹内甘芳”，来到北京的民间画家齐白石想必与北京这座大城市的磨合期比较艰涩，城市中的关系远比乡间邻里要复杂得多，被磨出一身刺来也是常事，但是能保持腹内甘芳实属不易。
　　2.湖湘民间传说对于齐白石艺术的影响
　　齐白石的艺术中理性的思想更重，但是湖湘地区神秘而奇特的传说也会闪现其中。齐白石早年是木匠和民间的画师，熟知这些民间传说和民间艺术的题材是必须的职业要求。
　　在神仙题材中，八仙题材在湖湘最广为人知，而八仙之一的何仙姑为湖南宋代永州何仙观人，所以更是受到湖湘地区民众的拥戴，是长寿的代表。
　　齐白石早期的作品中也不乏八仙题材，例如早期的传为齐白石木雕的《八仙屏风》、齐白石早期绘画《八仙条屏》和《寿》（字画合一）。
　　《八仙屏风》为湖南省博物馆所藏，被认为是齐白石的作品，采用透雕的方式，原为6扇，现存3扇，分别为“蓝采和”“何仙姑”“韩湘子与曹国舅”。在这三个雕花屏中，“何仙姑”的人物形象与齐白石同时期的神仙形象较为接近。 　　阳光所收藏的《八仙条屏》（原为8条，现存6条）笔法上取方折，以水墨着淡色，辅以简单的山水背景，其中人物造型简洁，但是动态很强。郎绍君先生在《齐白石早期绘画》中认为这《八仙条屏》的人物眼神刻画最为“神奇十足”，确实，想象这6件条屏依次排开，其中人物顾盼生姿，似乎这六位神仙之间彼此有眼神交流一般。《八仙条屏》中李铁拐眼睛看向画外，而曹国舅却背对观众，眼睛看向画里，蓝采和眼睛看向右侧，而韩湘子的眼睛则看向左侧，二位神仙仿佛在对望，这样的安排确实巧妙。
　　而《寿》（字画合一）明显是一种民间文化和文人文化的杂糅，如果只看字内的八仙绘画（实际只有七仙）是一张比较完整的设色人物作品，并加有山石、松树、仙鹤以衬托仙境，但是这样的文人笔墨是以民间艺术常用的“寿”字作为依托的，这样的杂糅既有些怪异，又在情理之间。
　　另外，湖湘地区由于水系发达，所以许多传说、故事都是与水相关的，关于水的民间艺术很多。例如在湖南民居之中有很多具有巫术神性意义的构建和纹饰：……檐檩下边象征神水以避火殃的鳌鱼（或鲤鱼）托木；门侧边表示“海水”和“鲤鱼跃龙门”的“鱼打挺”纹饰……饰鱼虾祭水神的柱础等等。这种靠水吃水、敬水又畏水的地域文化也在齐白石的作品中不时出现，不难发现水族题材在齐白石的艺术创作中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对于鱼、虾、蟹、青蛙等主题青睐有加。
　　齐白石早期的《鲤鱼图》没有一般文人笔下鲤鱼的可爱、温顺。相反，齐白石表现的是鲤鱼这种杂食鱼类的霸悍和不驯，圆瞪的双眼、夸张的鱼嘴以及以浓墨画出的有力的尾巴都表现了鱼的活跃的生命力。这是一种乡间的野生的鲤鱼，有自然的灵性，它不是养在花园池塘中供人观赏的锦鲤。这种鲤鱼的形象应该来源于写生，湖南省博物馆收藏了齐白石1915年创作的《群鱼图》，其中鱼和蝌蚪的形象姿态各异，然而這种姿态却不是从什么画谱或其他地方摹写来的，是写生而来，其中有一条鱼似乎怀孕了，非常传神。
　　齐白石晚期的《青蛙蝌蚪图》不仅笔力老到，而且其中青蛙的形象十分具有乡间青蛙的强壮、野性，与一般画家笔下的“听取蛙声一片”的意境大相径庭，这多少有一些湖湘民间文化的桀骜不驯。虽然后来齐白石迁居北方，但是齐白石中晚期的作品中对于水族的表现依然情有独钟，是齐白石艺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二、湖湘民间艺术风格对齐白石艺术风格的影响
　　湖湘民间艺术色彩斑斓，少数民族艺术与汉族地区的艺术交相辉映又相互融合，生成一种奇特的民间艺术景观。这种略带迷信成分、重视装饰效果、偏爱浓墨重彩的湖湘民间艺术深深影响了齐白石的艺术创作。
　　1.装饰性与写实性的统一
　　湖湘地区的民间艺术有着诸多鲜明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将装饰性与写实性融合在一起。实际上，装饰性和写实性是两种大相径庭的艺术特性，正如鱼和熊掌，往往二者不可兼得。但是湖湘地区的民间艺术却两者并重，这不得不说是对艺术家的挑战，而湖湘的民间艺术家也确实在这方面创造了辉煌的艺术成就。
　　写实这一民间艺术的特性其实也和当地的巫风传统分不开，例如最为流行的民间绘画形式“描容”，它的写实性就要求画师将对象以一种既很像又比现实中的人物更理想（更美或更高贵）的形式表现出来。而齐白石也确实是个中高手，相比于其他同时期的民间画师，齐白石的“描容”确实既自然又很隆重。而且齐白石“能够在画像的纱衣里面，透现出袍褂上的团龙花纹，人家都说，这是我的一项绝技”。正是有了写实方面的扎实本领，齐白石才是一名出色的民间画师。
　　湖湘民间文化中对于空间的表现有着其他地区少有的高超技巧。例如郴县民居石雕《窗栏板·制衣》《窗栏板·庭吟图》两组石雕中，既有非常有空间感的桌椅，房屋的表现也有立体的效果，人物的动作比较协调，对于劳动场面的描绘真实而细致，但同时这种立体、真实、细致也是非常具有装饰效果的，它们是作为装饰浮雕出现的。
　　湖湘地区所流行的“湘绣”也是刺绣里面比较强调写实的一支，刺绣师傅往往为了凸显自己过人的写实本领而专门挑正面的形象进行创作，例如《“狮、鹿、象、马”四条屏》中的鹿和马的头仿佛要探出画面。
　　齐白石的写实功力在其晚期的草虫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笔下的草虫不仅栩栩如生，而且十分灵动，在精密的表现之中又避免了如科学图片的呆板，特别是其中的正面《灶马》，流露出艺术家对自己写实能力满满的自信。
　　齐白石非常重视写生，但是他笔下的写生绝不死板，而是如同湖湘的民间艺术一样注重形式感。齐白石画虾即为一例。白石画虾源于写生，但是这种写生也是经过了艺术化的处理，以更符合水墨传统、更加美观。正如齐驸在《齐白石画虾流变考》中所写，齐白石画虾的虾头的破墨法和虾足的处理都是在写生的基础上加以提炼的：“齐白石画虾所表现出的视觉效果，与我们肉眼在水中世纪观察到的虾有很大的区别。现实中的虾不可能有如此分明的黑白色差对比。……虾后腿精简到了五到六条……整幅作品产生了一种统一的美感。”正是在写生的基础上对墨色浓淡加以强调，对虾足、触须加以精简提炼才最终形成了齐白石笔下虾的艺术形象，这既是一直以来流淌在湖湘民间艺术中的基因，也是齐白石“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理想。
　　2.民间艺术色彩对齐白石艺术的影响
　　民间艺术对于齐白石的另一个影响是关于色彩的。湖湘民间艺术由于受到少数民族艺术的影响，偏爱用鲜艳的颜色。这种极富有装饰性的色彩是齐白石接受到的最早的色彩教育，齐白石在作为民间画家时期就与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写到他在为湘潭人家画描容的时候，往往还要为那一家的女眷“画些帐檐、袖套、鞋样之类”，因为“我们湘潭风俗，新丧之家，归女们穿的孝衣，都把袖头翻起，画上些花样，算作装饰”。齐白石对于这些湘潭的民间装饰十分得心应手。
　　那么这些“帐檐、袖套、鞋样之类”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清末民国湖南地区的秀样依旧保持着自己的传统，花色程式只是稍做调整，常用艳丽的红色、宝蓝色打底，用红蓝之类的强烈对比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色的方法既不同于江南地区的清淡，也不同于陕西陕北等地的大红大绿，而是一种非常雅艳的色彩搭配方式，既十分有活力又很工整。
　　湖湘地区善用鲜艳色彩还由于这一地区的矿物质色彩资源丰富，洞庭湖南岸有许多矿物颜料产地。辰溪就是著名的朱砂—辰砂的故乡。朱、朱砂、石青、石绿、松烟、油烟都是湖湘地区民间绘画和祭祀画的主要用色来源。天然的矿物颜料不仅耐水、耐晒、耐风化，可以持久地保持颜色，而且渲染出来的作品色泽更加柔和、厚重。湖湘地区的许多庙宇、道观中的壁画都是用这些艳丽又稳重的矿物颜料画出来的。
　　齐白石的绘画中有一部分也有这样的特点，用色比较浓重，但是给人非常庄重的感觉。这种用色的风格在他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中都能看到，如果说晚期作品中的色彩感觉可能更多得益于海派的影响，那么他早期的对于颜色的大胆运用则更多受到当地民间艺术的影响。
　　齐白石在1899年和1900年分别画了两张《红线盗盒》，前一张藏于上海中国画院，后一张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这两张作品中的人物的衣着都用了红蓝色做对比，而1899年的《红线盗盒》的设色更艳丽一些。不仅在人物画中，在这一时期的山水画中齐白石也偏爱红、蓝的设色方式，例如收藏于辽博的《松山竹马图》就是以浅蓝青色为底，以明亮的红色点衣服，画面中的几点红色带来了充沛的活力。再如中国美术馆所藏的、创作于约1910至1917年间的《日出图》，作品更是用了大面积的红蓝对比，将湖湘地区水雾氤氲、红日娇艳的景色烘托出来，仿佛这云霞之中更有神秘风貌。
　　然而，无论故乡怎样是齐白石艺术的寄托，无论湖湘的民间文化艺术曾怎样滋养过齐白石，齐白石最终以一种更高远的眼光、更宽广的胸怀、更深厚的文化根基实现了对湖湘民间文化艺术的超越，齐白石最终转为文人画家。民间文化艺术成为齐白石艺术中的一抹底色，一处文化上的“日暮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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