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解元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贵州建省晚，开科尤晚，故而其明代解元数量少于他省。从其时间分布看，万历朝解元的科举成绩相对优异;从空间分布看，多集中于滇黔主干道所涉府县，宣慰司、思南、清平、普安为最优者。地理交通因素、地方文教因素、家族文化因素均是解元产生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贵州;解元;进士;交通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9）03-0028-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9.03.005
　　Abstract：Guizhou was built late as a province and began to host imperial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 even later， therefore having fewer top winner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Jieyuan） than other provinces in the Ming Dynasty. From its time distributi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results of Jieyuans in the Wanli Dynasty were relatively excellent and from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Jieyuans were more concentrated in Yunnan Province involved counties and pacifications along the main roads， such as Sinan， Pingqing and Pu’an with geographic communication， local literacy education and clan culture as the major causes for this to happen.
　　Key words：Guizhou; Jieyuan; Jinshi; traffic
　　解元是對乡试第一名的通称，《明史·选举志二》：“而士大夫又通以乡试第一为解元。”解元是了解一省乡试的重要角度之一，由于每省每科乡试必然产生第一名，因此各省解元数量理当没有差别，但由于文教水平不一，各省解元的后续发展之路又各不相同。明代贵州被视为经济、文化小省，其解元既与他省有相似之处，又有特定地域的文化烙印。本文拟对明代贵州解元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
　　一、明代贵州解元数少于他省的原因
　　诸国史、方志中所列明代贵州乡试解元共36人，远低于明代乡试开科数，为各省最低者，原因何在？一是因为建省晚。贵州是新设省份，于永乐十一年（1413）方才设置行省，乡试的举行是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单位，建省之前自然不可能具备乡试举行资格。二是因为纳入科举版图晚。贵州考生可参加乡试的最早记录是明仁宗洪熙元年，“先是，仁宗皇帝以为近年科举太滥，命礼部翰林院定议额数。至是，议奏凡乡试取士……贵州所属有愿试者于湖广就试。”[1]此科并无任何贵州士子中举的信息，是否有人赴试亦不可知。两年后的宣德二年，朝廷决定贵州生徒改试云南。“贵州布政司言：……本司所辖州郡生徒堪应举者，许于湖广布政司就试，缘去湖广路远，于云南为近，宜就近为便。”上命就试云南[2]。自此拉开了长达百年的云贵合闱序幕，直到嘉靖十六年贵州开科为止。三是合闱时期成绩不如云南。合闱时期云贵两省统一录取但各有解额，云贵之比约为1.8∶1，合闱时期云南中举936人，贵州531人，人数上云南明显占优，云南举人中进士者100人，贵州29人，绝对数量与举人中进士比例亦有较大差距。此间贵州是否有解元未见明
　　确记载，但从贵州方志也无一语提及此事的信息来看，很可能并无解元，因为方志对本地文教的记载多采取“宁信其有”的策略。另一方面，从现存的弘治十四年、正德二年、嘉靖元年、嘉靖四年、嘉靖十年、嘉靖十三年等六科乡试录来看，贵州考生最好成绩仅为第3名，此六科前五名中贵州仅6人，可大致佐证贵州无解元的结论。诸种原因造成在开科前贵州并无解元的事实，故其数量的统计应自开科始，上述36的数字也正是明代贵州举行乡试的次数。
　　二、明代贵州解元中式及仕宦情况
　　解元的中式及仕宦情况一般均可见于各类方志中，兹列表如1。
　　三、明代贵州解元的时空分布
　　因为每科乡试必然产生解元，所以比较其时间分布几乎没有必要。但我们可以比较解元进士的时间分布以作参考。明代贵州共产生解元进士9名，分别是孙应鳌、许一德、萧重望、丘禾实、喻政、张应吾、潘润民、杨廷诏、胡允恭。除孙应鳌、许一德分属嘉靖、隆庆时期外，其余七位均在万历年间出现，可知贵州解元会试、殿试成绩最优的时期是万历年间。
　　四、影响解元产生的区域因素
　　1.地理交通因素
　　交通的便捷程度是影响士子成绩的因素之一。贵州多山的地形造成了道路交通的不便，赴试之难往往令士子畏惧，贵州附试云南时期士子赴试之行几可谓悲惨，“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中间有贫寒而无资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3]即便在独立开科后，部分地区赴省会亦非易事，清代刘书年曾记由镇远到贵阳的行路状况，“由镇远至省，跬步皆山，终日行程不过数十里，而舆夫担夫皆劳顿不可支，无平原旷野得以稍舒筯力也。”[4]镇远为由湘入黔第一站，到省会贵阳有驿路可通，已属赴省会较便利的地区，尚且艰难若此，其他地方的情况可想而知。
　　以贵阳为界分全省为东西两大区域，其解元分布情况如下：
　　东部22：思南5 清平3 新添2 都匀2 平溪2 铜仁2 镇远2 程番1 黎平1 石阡1 兴隆1 　　西部11：清平3 普安3 乌撒1 安庄1 普定1 永宁1 平坝1
　　东西部的数量差距比较明显，东部明显强于西部。值得注意的是在附试云南时期，西部的成绩则明显优于东部，有学者曾统计开科前的123年间中举数在2人以上地区的情况：在贵阳以西（含贵阳）者有：“宣慰司131人 贵州卫5人 贵州前卫5人 普定74人 永宁71人 普安41人 赤水33人 乌撒22人 毕节16人 安庄13人 程番6人 安南4人 安顺3人”;在贵阳以东者有：“思南22人 清平21人 平越12人 都匀10人 镇远9人 兴隆7人 铜仁3人 务川2人。”[5]而据前列举人籍贯表数据考查整个明代的东西部举人數，则已体现不出西强东弱的特点，其中地理交通因素的影响不可忽视。附试时期考试地点为云南省会昆明，贵州西部考生相对便利、而开科后考点改为本省省会贵阳，各府县与考点之间的距离差距远远小于附试时期，而且西部地区入贵阳的道路更加艰险，交通优势已偏移向东部地区，这也是形势逆转的原因之一。
　　明之前贵州未入职方，原因颇多，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区位优势未为朝廷所重均是重要原因，元朝残余势力逃入云南后，“入滇必经”的地理位置令明朝皇帝另眼视之，并因此而设行省，几任皇帝皆广派军士，设置多处军屯，并大力开辟驿道，在贵州形成了滇黔、湘黔、黔桂、黔川几条交通线，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由滇黔和湘黔线衔接而成的滇黔湘主干道，因为由此线入湘后便可北上越湖北、河南等地而入京。此条线路上明代贵州所设驿站自西向东有亦资孔驿、湘满驿、新兴驿、尾洒驿、查城驿、关岭驿、安庄驿、普利驿、平坝驿、威清驿、贵州驿、龙里驿、新添驿、平越驿、清平驿、兴隆站、东坡站、偏桥驿、镇远驿、清浪驿、平溪驿等，在产生1名以上解元的地区中，位于滇黔主干道上的便有宣慰司、清平、普安、新添、平溪、镇远、安庄、普定、兴隆、贵阳、永宁、平坝等处，涉及23位解元，占全省的63.9%，可算是地理交通影响科举成绩的一个佐证。
　　2.文教因素
　　为考察一地文教水平对解元产生的影响，我们以学校、书院的数量和设置时间为角度进行对比。
　　明政府规定“科举必由学校”，虽然其时仍有其他官员选拔的方式作补充，但不可否认科举是选官的主要方式，而学校是培育科举力量的最重要场所。贵州学校稀少，一般一府州卫司设一所学校（详见表4）。因此，一地拥有的数量相同，没有比较的意义。但设学早晚对文教的开发有重要的影响，多年之积累常成为文教领先的前提条件。洪武年间便已设学的宣慰司与普安州无论是举人还是解元数量都居全省前列，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一种表现。
　　3.家族因素
　　具体到个人而言，家庭的文化背景是文化人物产生的重要因素，科举成绩优异者多有读书的家族传统。从解元进士的情况来看，孙应鳌之父孙衣、许一德之父许奇均为嘉靖十年举人，潘润民之祖潘维岳于嘉靖十六年中举，丘禾实之父丘东昌则是隆庆元年举人。其家庭皆能保持良好读书传统，其他家庭成员中举人进士者较多，如潘润民弟潘际时为万历二十八年举人，丘禾实弟丘禾嘉万历四十一年中举，《明史》有传，禾实二子懋素、懋朴也分别于崇祯三年、六年中举，胡允恭弟允敬则是天启四年举人、崇祯十年进士。此类家族数量的积累也对地方文化人物数量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再通过对几个优势地区的分析来看诸因素的影响：
　　贵阳：以地域划分，宣慰司、新添、程番、贵阳、平坝均在贵阳市100公里范围内，产生解元10名，约占全省1/3，是当之无愧的首善之地。作为一省政治经济中心，其文化往往也居领导地位，不独贵州，各省皆然。便利的交通条件是其优势的一大基础，贵阳府位于滇黔驿道的中点，也是本省的中心位置，不仅出省入都方便，与省内各府州县间的交通也相对便利，入贡院参加乡试更是免除了跋涉之苦，占得地利之便。另外，贵阳周边机构繁多，计有贵阳军民府、贵州宣慰司、贵州前卫、贵州中卫、贵州后卫等多个机构，又兼省治在此，其人口多于他处，据万历《贵州通志》记载，万历二十五年时全省人口总数为512 289，而贵阳地区即达83 653人（其中贵阳府38 746、贵州卫5 397、贵州前卫8 477、宣慰司31 033），占全省1/6左右，人口密度高于其他地区。再次，贵阳地区的师资力量明显强于省内其他地方，所设立的学校书院数量最多，外来学者也多先被延请至贵阳讲学，其文教条件代表全省最高水平。
　　思南：思南离滇黔主干道之远居全省之首，考生赴乡试需经过若干州县，颇为不便。但其位于乌江下游水道，又邻近四川的酉阳、彭水等地，距湖南靖州也不太远，乌江自思南流出贵州，进入彭水，经武隆、涪州汇入长江，因此思南水路便利，商贸发达，为黔中富郡，经济基础相对较好。而其受川湘文化影响，中原文化传入较早，“思南之地渐被华风，饮食言语素所服习，椎髻之俗、悍劲之性縻然易矣。汉民尚朴，婚娶礼义服食体制与中州多同。”[6]而从多种贵州方志的记载看，建于宋代的思南銮塘书院很可能就是贵州史上第一座书院，也是影响思南文教的重要推动力量。
　　清平卫：一是位于主干道，二则其移民多江南人，“卫人皆江南迁谪，故其语言平顺，敦尚礼义，词讼亦寡”[6]，知名解元孙应鳌即江南人后裔。
　　普安：普安在贵州最西南位置，与云南相邻，在云贵合试时期是贵州入滇最方便的区域，“郡城军民多自中州迁戍，风俗可观，士事诗书农勤稼穑”[6]。这一阶段产生举人41人（占7.5%），居全省第4，这一成绩的激励延续到了开科之后，3名解元的成绩应是前期文化积累效应的体现。
　　五、知名解元事功
　　诸解元各有其长，博学能文者如丘禾实，其《循陔园集》名载《明史·艺文志》，喻政则以爱民如子与处世谦和坦易为子民、乡人所爱。总体而言，知名者集中于解元、进士中，9名解元进士无人进入国史之传，从地方志的传记资料来看，9人皆列名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其中孙应鳌、潘润民2人入“总部”，其余7人入“分部”，可知孙、潘2人最为优秀。兹将2人事功简介如下： 　　孙应鳌是明代贵州解元中成就最高、声名最彰者。其祖籍江苏如皋，先世任职清平卫，后世遂成清平人，其父孙衣曾任云南府同知。他自幼聪慧，可日诵千言，优秀的天赋加上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其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19岁参加嘉靖丙午科乡试，被学政徐樾预言必夺魁首，而他果然不负众望。嘉靖癸丑年，26岁的他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改户科给事中，出补江西佥事，后屡任四川右参政、郧阳巡抚、户部右侍郎、国子监祭酒、刑部右侍郎、南工部尚书等职。其功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化育人才，二是辨明学术，三是治理地方。他长于经子学说，著作颇丰，“其著述见明史志者，《淮海易潭》四卷，《律吕分解发明》四卷、《论学会编》八卷、《庄义要删》十卷、《学孔精舍汇稿》十六卷;《四库》著录、已少《论学》《庄义》二种。其见于《理学传》及毛在《遗稿序》、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者，复有《春秋节要》《四书近语》《左粹题评》《教秦语录》《雍谕》《学孔精舍绩稿》《道林先生粹言》。其见于《温纯恭毅集》者，又有《教秦总录》《归来漫兴》。”[7]任陕西学政时，“实意作人，身先为范”，所撰《教秦绪言》以其16项“颇具时代性、实用性、新颖性”[8]的条示而为世称颂。掌国子监祭酒时“严监规，勤考课，命著为令”，当时“举人率同回籍自便，以入监卒业为耻”，他上疏请求“悉征天下举人入监”，强调“祖宗设太学，非举贡、非勋胄恩荫不入，祭酒司业为朝廷作人于内，提学为朝廷作人于外，必在内树风教，而后在外振纪纲。今提学所摈斥者尽归之太学，倒置若此，则太学毋乃为生员不才者之逋逊薮与？”[7]对整饬学风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为其卓越的经学造诣，万历丙子年八月万历帝曾听其讲授《虞书·无逸》并大加赞赏，“命坐、赐茶”，同时他又并非仅知空谈的腐儒，处理具体事务的决断力与执行力亦令人称道，江西佥事任上有流贼群起，他指挥得当，防御有方，很快平定了乱势。九江有300人被以贼党坐狱，他“一言出之”，避免了冤案发生。卓著成就使其成为明代贵州文人的最优秀代表，清代贵州巡抚、著名学者田雯赞其为明代贵州以理学文章气节著者之最，主编《黔诗纪略》的贵州文人莫友芝更褒扬其“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也”[9]。
　　潘润民则代表了一种清廉恤民的官员形象，他于万历癸卯中貴州乡试解元，丁未科会试成进士，改庶吉士，历任仪部主事、祠部员外郎、客部郎中、广东督粮道副使、四川参政、河南参政、广东廉宪、云南右布政、云南左布政。他为官清节自守，并严律下属，任广东督粮道时为防猾胥豪右作奸，悉心制成《赋役全书》以规范，民间因有“潘副使润民不润己”之谓。云南左布政任上时，滇中有两大患，一是不产金而贡金，二是鼓铸之息过重，“岁额贡金二千两，实不产金，加派闾左，市以入贡，加派穷，而逋欠者六千金。先是鼓铸议行，始事者迫欲见绩，岁报息二万两，比钱值日轻，子不偿母，遂议停铸，而二万之息无所出，反缩之兵饷以充数，饷诎而逋欠者又四万金。”[7]潘润民要求有司务必向朝廷据实入告，“当事怵于公令，旋报罢”，终为百姓省却许多负累。不仅本人恪守忠孝之道，且家训明肃：“凡子孙仕于滇者，咸著政绩焉。” [7]
　　六、结论
　　贵州科举起步较晚，考生竞争力并不高，作为一省考生最优秀代表的贵州解元们成为全国优秀人物的比例也不及文教发达地区，但其整体表现依然为贵州赢得了赞誉，有助于贵州正面形象的建构。同时，其科举探索也为贵州考生积累了经验，为清代贵州科举成绩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明宣宗实录：卷9：“洪熙元年九月乙卯”条[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245.
　　[2] 明宣宗实录：卷28：“宣德二年六月己未”条[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741.
　　[3] 田秋.请开贵州乡科疏[M]//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贵州.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506.
　　[4] 刘书年.刘贵阳遗稿：卷3：黔行日记[M]//黔南丛书：别集.贵阳：贵阳文通书局，1943.
　　[5] 张思源.独立开科前的明代贵州科举[J].兰台世界，2011（28）：19.
　　[6] 沈庠.贵州图经新志[M]//四库存目丛书：史部：19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7] 贵州通志：人物志：总部[M].贵阳：贵阳文通书局，1948.
　　[8] 黄文树.明代提学官制与孙应鳌《教秦绪言》教育训词探析[J].汉学研究集刊，2009（9）：149.
　　[9] 黔诗纪略：卷五[z].同治十二年遵义唐氏梦研斋金陵刻本.
　　（责任编辑：赵广示）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92807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