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舆论场与公众情绪的相互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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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源无处不在,随着社交媒体覆盖率的增长,以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为代表的“两微一端”成为中国社交媒体领域的三大巨头。当事件发生后,社交媒体在第一时间就会发布事件,对公众的情绪进行引导。而一旦事件真相与媒介对舆论的引导不同,媒介构建的框架就会受到公众的质疑。本文就双方对舆论的建构与反建构进行讨论,并对此作出反思与建议。
关键词:社交媒体;舆论;公众情绪;建构
1 社交媒体舆论场新生态
2019年2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全年新增网民5653万,互联网普及率为59.6%,较2017年底提升3.8个百分点。互联网成为促进我国消费升级、经济社会转型、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推动力。
全球调研巨头Kantar Group连续三年发布的《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也指出,最新研究显示,超过一半的中国城市居民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用户,较去年大幅上升了17个百分点。[1]传统媒体公信力在社交媒体的潮流中逐渐下降,而以“两微一端”为代表的新媒体越来越受到广大社交媒体用户的青睐。
1.1 社交媒体是热点新闻的第一引爆点
互联网还没有盛行之前,传统媒体在舆论场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提供舆论议题、引导舆论走向,传播主流价值观。随着互联网的流行,这一情况发生了逆转,“两微一端”以其强大的传播能力,成了网络大众舆论的中心,微博设置的议题成为传统媒体报道的对象,微博上网民的舆论态度,成为传统媒体发言立论的基点。微信对用户有着超强的黏性,据微信官方最新数据,微信月活跃用户达6.5亿。
热点新闻本身就有聚众性的特点,加上网络媒体的时效性更强,许多在事发现场的网民利用“两微”将事情第一时间传播给受众,瞬间引爆社交媒体,并在接下来不间断跟进事件的后续进展,从而进一步成为热点新闻舆论的聚散中心。
1.2 社交媒体是热点新闻信息报道的主要舆论场
移动社交媒体时代,传播和接受门槛降低,这意味着表达方式、观念和思想的多元。在多元主体的舆论场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与利益,这些声音有时和主流舆论相一致,但更多时候是与主流舆论相背离的。社交媒体尤其是“两微一端”在信息发布的时效性上远远领先于传统媒体,所产生的舆论影响已经不再是传统媒体舆论场的附属品,而是真正成为热点事件发生后的舆论主阵地。
1.3 社交媒体是热点新闻信息报道的舆情放大镜
社交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报道速度往往领先于传统媒体,而事件传播的广度与深度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融合了多种传播模式,使热点事件一经曝光就能迅速扩散到受众面前,引发诸多网民的热议。
2 热点新闻中的公众舆论
2.1 社交媒体中公众舆论的形成
受众在社交媒体上开始关注一个新闻时,首先是被动接收了相关的信息,感兴趣的受众便开始寻找相关的周边信息。当受众接纳了许多有着同样关注点的信源后,会持续接收到来自这些信源的信息,与此同时他们还会通过发布、评论、点赞等行为进行反馈,接着再得到更多的反馈,关注更多的相关信源。由此循环,圈子不断完善,圈子内的兴趣点愈发统一,这个圈子的形成和完善是社交媒体舆论螺旋式推进的重要基础。
2.2 刻板偏见的形成
近些年,社交媒体通常靠热点的报道和评论来吸引受众,比如一些令人焦虑的社会问题——住房、医疗、生育、性别平等。当问题爆出,网络媒体都会开启一场传播的狂欢:刻意放大问题,渲染焦虑,从而引发人们强烈的情感共鸣,并产生同理心,这对舆论的发酵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3 社交媒体中公众舆论的特质
在社交媒体引起的公众舆论中,笔者发现,受众立场易改变的。来自Facebook(脸书)数据科学团队的研究者在《科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平均来说,每个Facebook用户的好友中,有23%的人和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反;人们接触到的朋友分享的信息中,平均有29.5%的信息来自意识形态对立的一方。
还有一点是公众的舆论紧贴社会热点。之所以受众的论点会发生转移,并转移到上述方向,是由于当下社会確实存在以上问题,而这一事件则刚好对应了这些问题,由此,事件便成了网民对社会问题焦虑宣泄的渠道:网民通过这个具象的案例表达对社会抽象问题的不满。
现在大多数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的问题过了一段时间被公众遗忘后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变成了“无尾新闻”,这就是社交媒体中公众舆论的另一个特点:只有争论而没有结果。究其原因,就是社交媒体受众思维碎片化。这种特性使受众沉溺于不断地接收信息,形成碎片化的思维方式,懒得深入思考与追寻结论。
3 建构与反建构
3.1 社交媒体的建构
网络社交媒体通过一次次对社会事件的报道,给受众建构了一种固定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即社交媒体的框架变成了公众对社会问题事件的认知框架。最常见的社交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有以下几种:
一是过早判断事实而建构了与真相不同的框架。舆论的传播应以客观既定的事实为依据,任何无法确定或与事实偏离而凭主观判定的言论一经发酵,便容易混淆大众视听,从而无法作出客观的评判。众多媒体纷纷依据尚未定论的“事实”过早评断,试图制造舆论压力,抢占先机,博人眼球,从而提升自媒体的网络曝光率。
二是情感选择站边或制造焦虑和恐慌。情感选择站边是指舆论参与者以个人主观喜好及情感诉求为依据,发表相关言论,其言论颇具感性色彩。
三是在争论中自我强化。在以往的舆情事件中,大众舆论常常莫衷一是。然而,有些网民针对与自己的意见存有分歧的人,常常会作出不理性的言论攻击,这就是社交媒体给公众建构的所谓的“道德标准”,如果有人超越了媒介建构的框架,将会受到舆论的攻击。 3.2 公众情绪对舆论的反构建
社交媒介引发舆论、催动舆论变化,又受大众舆论左右,由第一次论点转移开始,舆论便已经脱离了新闻事实本身,使得新闻本身被弱化,每一个新的论点都成了新闻本身。但随着舆论螺旋逐渐偏离事件本身,争论的问题越来越宏观,当论点无法从简单的新闻报道中找到支撑点时,参与讨论的受众便逐渐减少,最終新闻和舆论一起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不久后新的新闻将在社交媒体中重新开启新的舆论螺旋。
公众舆论被社交媒体建构后形成了对某个事件特定的认知,但是由于舆情本身所具有的自由性、交互性、多元性等诸多特点,很容易在舆情分析中出现问题,而公众会逐渐沉浸于媒体建构的框架中,以为拟态环境就是真实的社会环境,社交媒体制造的问题与焦虑就是真实的社会问题。
在过了事件初始的“狂欢式担忧”之后,当让公众进入了尊重调查程序耐心等待事实的冷静期,社交媒体在之前给公众构建的认知也会受到冷静的质疑。传统媒体和官方的“事实调查速度”跟不上社交媒体对公众舆论的构建,事实不够用下,某些自媒体不是推动事实呈现,而是急于在焦虑中收割流量,忽略了社交媒体本身应该具有的公共性。而一旦社会事件的真相公布以后,公众一开始在社交媒体中得到的信息与事件真相不同,甚至相反,则会出现舆情的逆转:公众舆论对社交媒介构建的框架开始产生怀疑,社交媒介的公信力被质疑,公众舆论反过来影响了社交媒介的舆论——这就是公众舆论对社交媒介的反建构。
4 思考与应对
《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中也指出,认为社交媒体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人在逐渐减少,从2015年的65%下降到2016年的61%。2017年的报告还指出认为社交媒体没有任何负面影响的人从2016年的18%下降到了14%。要打破社交媒体对热点新闻的负面影响,要靠政府、媒体以及受众三方积极应对。
4.1 政府:加强互联网治理
库尔特·卢因提出的“把关人”理论指出,信息的传播渠道中是有“把关人”存在的,其对信息可否进入传播渠道,或可否继续在传播渠道中流通而作出决断。
在网络时代,政府在网络信息传播中就处于“把关人”的位置。从2000年开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规范网络的规章制度,都在促进互联网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和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中体现着把关人的作用。但政府发挥把关人的作用强化互联网治理,并不意味着要舆论一统,也并不代表着要用“捂”“堵”“删”的处理方式,须在依法执行国家权力的同时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利用网络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正确引导热点事件的舆论走向。
4.2 媒体:提高速度与质量
当下第一时间发布消息的都是社交媒体,其时效性强于传统媒体,热点事件经过大量转发和评论,在网络平台上早已形成相应的舆论环境,而传统媒体的发声就显出无力。自媒体的盈利模式,从一开始就带着吸引流量、制造舆论、引导舆论的基因。所以社交媒体在报道评论事件的同时,更要在应对事件产生的舆论后正确发声,保障信息的精度和深度,正确引导舆论的走势,履行好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同时,社交媒体也要遵守国家制定的媒体使用规范,坚持新闻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原则,坚持新闻专业主义。
4.3 受众:提升认知辨识度
在信息洪流中,我们都会在辨别信息真伪时存在局限性,再加上网络时代不可避免地出现真假信息的情况,这就会导致受众在面对纷杂的信息时缺乏辨识力。新媒体时代,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众舆论所需的主体、客体、本体这三个重要因素,使得公众舆论正逐渐趋向一种可能。但是互联网环境下公众对于如何理性判断和自我控制、客观表达方面还有待提高。如何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成了公众舆论是否能真正成为可能的重要门槛。除了将希望寄托于社会精英阶层和网络意见领袖外,更需要每一个个体能够去除内心成见,理性客观地去判断事实的真相,准确地表达公正的意见。这样才能提升公众舆论的质量,实现公众舆论的真正作用。
参考文献:
[1] Kantar2016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EB/OL]. http://www.kantar.com/媒体动态/.
[2] 王妍.浅谈社交媒体对热点新闻的舆论影响[J].今传媒,2017,25(03):47-48.
[3] 江昀,张晴.社交媒体舆论的螺旋式推进——以“北京和颐酒店女子遇袭事件”为例[J].青年记者,2016(26):18-19.
[4] 唐玲.新媒体时代是否让公众舆论成为可能[J].新闻研究导刊,2015,6(10):258.
[5] 李昭熠.优化社交媒体舆论引导策略[J].编辑学刊,2017(02):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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