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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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刻画的封建社会的儒林百丑图。作者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写出了封建科举制度下士人的不幸命运。在批判、讽刺那些腐儒、假名士的同时，也刻画了一批理想化的真儒与真名士。他們与前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了作者所向往和歌颂的对象，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在科举制度的大环境下为士人探寻一种新的生存状态。笔下的真儒在治学上转八股为经史，在生活上变名利为淡泊，在理想上化功名为趣味。作者通过人物行为的正反对比，指出了一条不苟同于流俗的人生道路。
　　 关键词：《儒林外史》;真儒;科举制度;士人生态
　　 吴敬梓秉持公心，于《儒林外史》中写尽了科举制下文人的腐朽、堕落与异化。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代文人有厄”亦是由科举制度所造成。吴敬梓虽然没有提出解决科举制度弊病的办法，但通过极力塑造的一批真儒形象，试图为儒生个体寻求一种理想化的生存方式，从而在科举大环境下为儒生个人的解脱提出可供借鉴的范式。
　　 一、复归经史的治学之道
　　 小说第一回的回目“借名流隐括全文”，已经直观地表露了作者的意图。小说写大明建国，“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作者借王冕之口，批判这项制度的不足，会导致“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第一回）[1]王冕可以说既是作者的代言人，又是理想文士的代表。他明确指出八股取士会导致读书人热衷于功名而忽视了文行出处，其中“文”指的就是学问，即习八股文与做学问有相矛盾之处，行举业则不利于学。作者贬八股重学问的态度，可见一斑。
　　 （一）对科举八股的否定
　　 周进、范进是吴敬梓塑造的典型的腐儒形象。他们连续考了多年，才因为种种偶然因素中举，成为了人人“景仰”的“周司业”“范学道”。可是他们却没有丝毫真才实学。周进以“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第三回）为由，将精通诗词歌赋的魏好古排在第二十名;范进当了学道，更是连宋代文豪苏轼都不知道。这样的没学问的人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自然无法选拔出真正的人才。吴敬梓还借马纯上之口，表明当时的科举八股文要绝对避免“注疏气”和“词赋气”，即使批点文章“也全是不可带词赋气”，可见当时八股文不重考据和文采。此外还强调读书人应该适应每个朝代选拔官员的标准来追求功名，即小说中所说的“举业”，并认为即便是孔夫子活在明朝“也要念文章、做举业。”（第十三回）而对于有无真才实学丝毫不谈。刘海频先生据此类描写认为“该书对科举的态度是复杂多面的。既有批判的一面，也有肯定的一面。”②，从而并未完全否认科举制度。笔者以为，一方面从文本内容来看，马二先生的话也着实不通。“注疏”乃古人研究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词赋”也是古代重要的文学体裁，文章不可带注疏气和词赋气，言外之意则是科举八股与学术、文学均无关，从而突出八股文的空洞无物。后面那句话更是句句不离“做官”二字，须知孔孟程朱以思想闻名，盛唐诸家以诗文传世，他们本无需做官即可留名青史，又何必跟着“念文章、做举业”呢？这实是讽刺八股文脱离学问沦为了做官的工具。另一方面，马二先生所说，乃是当时社会大环境下人们对于科举的主流态度，作者只是借人物之口表现了出来。而马二先生乃作者着力塑造的迂腐之人，受科举流毒甚深，以致精神世界荒芜。作者有意安排此番话语从这样一个人口中说出，正是对这种科举至上的主流观点暗含贬损。
　　 （二）对真才实学的弘扬
　　 作者借腐儒、陋儒否定了八股取士，而借真儒之口阐明了自己为学的态度。对于学问的内容，作者借迟衡山之口，批评当时的读书人只热衷于功名举业，而多不会写诗作赋，更别提经史上礼、乐、兵、农的真学问了。作者向往和崇尚的就是这种“实学”。因此才有了后面他和虞博士、杜少卿等人集资修建泰伯祠，弘扬礼乐之风，希望借助古礼的恢复，挽救衰颓的士风，助一助政教[3]。而儒侠萧云仙则是兵、农思想的实践者，他运用兵法取得了青枫城大捷，而后栽柳树，开水利，劝课农桑。对于治学的态度，作者主张一种批判精神，而不盲目崇古。于是借杜少卿之口直言“古人解经也有穿凿的”，甚至把大儒朱熹拉下神坛。杜少卿甚至更是自己编撰《诗说》，引用诸家之言。他的朋友庄绍光也是在家注《易》。宋朝以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向来被视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是毋庸置疑的经典。而杜少卿的话正是将朱子从神坛拉下，指出他的注解也只是一家之言而非权威，甚至也可能存在错误;当今之人，亦可以旁征博引解读经书，而不必是古非今，从而提倡辩证理性的学风。对于举业与学问的关系，则正如迟衡山所言：“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否则一事无成，这就将功名与学问截然两分。读书人大可以不必为科举所束缚，而专心治学。入则如萧云仙，建功立业造福百姓;出则如庄尚志和杜少卿，闭门注经，安心研究学问。这就是吴敬梓提出的摆脱科举八股束缚的理想的治学之道。
　　 二、安贫乐道的隐逸生活
　　 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4]追求功名利禄是人之常情，但吴敬梓着重描写了在科举制度下，过分追求功名富贵使读书人异化，丧失人格乃至人性。儒生为了科举考试而学习四书五经，但儒家典籍中的真义在权力、地位和金钱面前却不值一文，传统伦理在功名富贵的冲击下荡然无存。
　　 （一）对功名富贵的鄙弃
　　 儒家伦理讲究忠君爱民。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章句下》）举人王惠担任南昌府太守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搜刮民脂民膏，弄至民不聊生，完全抛弃了本应大济苍生的理想。他被俘后又降了宁王，做了叛臣，将儒家传统忠君之道抛在脑后。就孝悌之道而言，五河县余、虞两家也是书香世家，可是自家长辈入节孝祠时，家中晚辈只有七八人前来拜祭，也只是简单做个揖;而毫无血缘的方盐商家老太太入祠时，两家的亲族上下共一百四十人左右，都恭恭敬敬地送入祠堂，甚至还送各种牌匾，当中不乏进士举人。对他们而言，血浓于水的亲人不如有钱的外人值得巴结，将孝悌之义完全抛在脑后。王仁、王德，自己亲妹妹病重托孤，却冷着脸不发一言。直到严监生拿出银子，二人才出面做主。兄妹间的骨肉亲情抵不过区区百两银子。余大先生更是直接质问唐二棒椎：“请问人生世上，是祖父要紧，是科名要紧？”可见孝道伦理已经和科举制度处于对立的状态。此外，严贡生为了一头猪、一趟船钱而欺压邻里和船家，毫无怜悯仁慈之心，是为不仁;牛浦郎冒牛布衣之名刻诗集，为自己扬名而剽窃他人创作成果，妄想以此结交官员名士进身，放弃了君子应有的诚信品格，是为不信;匡超人本性纯良，却在中了科举之毒后进入名利场，一步步走向堕落，贬低昔日救助自己的恩公马纯上，以公事公办为由不去探望帮过自己的潘三，还妄图攀龙附凤，不顾夫妻恩情再娶辛小姐，是为不义。在这种大环境下，儒家士大夫面临着两难的抉择：要想坚守正道，就必须远离科场，同时也就意味着彻底放弃功名富贵。 　　 这种放弃不是像娄家兄弟那样，因科场不得志而满腹牢骚不平，于是结交一群“名士”，大宴莺脰湖，通过另类手段来扬名。他们看似对科举持鄙弃态度，实则只因自己没能得到。他们的骨子里仍然忘不了功名富贵，于是刻诗集，举行莺脰湖诗会，结果“半世豪举，落得一场扫兴”。（第十三回）又如杜慎卿，自称最讨厌那些开口就谈乌纱帽的名利之人。但他嘴上自命清高，但观其行为，通过定梨园榜得以名震江南，乃追名也;手中握着几千两银子不肯出借，将责任推给同宗兄弟杜少卿，乃贪利也。可见他对功名富贵也在乎的紧。显然吴敬梓对此类异化的儒生十分鄙夷，那么相反地，那些真正安贫乐道、不慕名利的隐士型儒生就成了吴敬梓所推崇的理想人格。
　　 （二）对淡泊简朴的推崇
　　 与那些异化了的读书人相对照，虞博士、庄绍光、杜少卿则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真儒的典范。对于功名，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襟怀冲淡，不以中第为喜，亦不以落第为忧。虞育德年轻时虽也读考卷进学，但同时也学些风水与诗文，并以教书和看风水谋生，并没有把做官当成人生的唯一出路。他在山东时有机会得到朝廷征辟亦不曾争取，直到五十岁考中了进士，他也因写了实际年龄，仅被皇帝授了个闲官。而虞育德真正高兴的是南京的山水景致好，且和自己家乡近，方便自己游山玩水。南京国子监博士对他而言只是为了生计，他高兴的更多的还是欣赏山水之美和家人欢聚之乐，而丝毫不以功名为意。庄绍光天资聪颖，又是读书世家，凭他十一二岁做七千字赋的才情，要是用心举业，博取功名应该不是难事。可是他却选择了闭门著书。即使皇上召见，庄绍光也只是因恪守君臣之礼而去相见，而毫无做官之念，恳求皇上恩赐他回山隐居。否则，他完全可趁机拜入太保门下，那么得太保举荐也是顺理成章，由此平步青云。杜少卿更是如此，不仅自己不在乎功名，甚至对“官本位”的传统观念发出了挑战。他“不喜欢人在他跟前说人做官，说人有钱”（第三十一回），对县里父母官也毫无尊重之意，得巡抚李大人举荐也辞官不就，结交的也多三教九流、市井细民而无“正经人”。他也因此成为了士林人物眼中的反面典型。可是他却不以为意，反而乐在其中。每日夫妻恩爱，朋友融洽，游玩赏景，读书治学，还偶尔能发惊世之论。“大隐隐于市”大概就是如此。
　　 对于财富，这些真儒也同样不以钱财为意。虞、庄、杜等人皆慷慨疏财之人。虞博士早年以坐馆谋生，生活并非宽裕，但还能把赚的钱分出一部分救济路人。他还把使女许配给了管家，而不收分毫赎身银;并驳斥了门生改换生日收礼的“发财之道”。国子监博士俸禄并不高，但他还是不愿意以各种手段敛财，反而还出钱周济郭孝子。庄绍光亦肯拿出几十两银子为留宿他的二老办丧事，却不收盐商和府县官员的财帛。二人皆是轻财之人。而杜少卿更是如迟衡山所评，真乃“海内英豪，千秋快士”（第三十三回）。家中老门客娄老爹病重，他不仅花钱买药朝夕侍奉，甚至还周济娄家子孙;杨裁缝、臧三爷、张俊民、鲍廷玺等人也都受过杜少卿或多或少的接济，银子花光了，变卖祖产也要帮助他人;对于修建泰伯祠一事亦慷慨解囊。即便后来家道中落、隐居南京时，面对郭孝子缺乏盘缠，杜少卿也要当了衣服换来银子给他。尽管杜少卿的仗义疏财，有的是因为受小人欺骗，有的看来着实有些迂腐。但杜少卿为作者自况[5]，通过这种夸张的笔墨，塑造出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真儒形象，这就寄寓了作者对于鄙弃功名富贵、追求淡泊隐逸生活的真儒的呼唤与渴望。
　　 在科举制度下的每个读书人都不择手段地谋求功名富贵之时，还有一批淡泊名利、隐居市井，过着简朴的生活的真儒，他们远离名利疆场，从而得享心灵的安逸。作者想要通过这些人，指出以隐逸摆脱科举束缚的人生道路。虞、庄、杜三人在最后一回，分别于次第榜居状元、榜眼、探花之位，可见作者对他们三个人的人生态度是高度认同的，也是在暗指真正的士人应该像三人一样，他们是儒林的楷模。正如闲斋老人所评：“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三、追求趣味的艺术人生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本业是读书和做官，文学创作乃至艺术活动都只是副业。至于那些以艺术为职业的人，向来被称为“匠”，是社会中较低的阶层。韩愈《师说》曾言“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儒林外史》中科举制下的正统文人亦对诗文和艺术持鄙弃态度。但作为统摄全篇的灵魂人物王冕，乃当世大贤。无论是前朝老臣危素，还是开创新朝的洪武帝都十分看中他。他想要出山做官，自是轻而易举。而他却安贫乐道，以卖画养家糊口。“画”作为雅人四好之一，本是艺术的一种。王冕以卖画养家糊口暗喻把艺术当做人生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甚或人的存在方式。而王冕又因画技精湛而声名远扬，成为达官贵人争着相与的“贤人”，这就在开篇将这种艺术人生提拔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
　　 尽管小说全篇都在讲述儒林之事，对于艺术不甚提及。但在第五十五回，“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之时，吴敬梓又特别塑造了四位市井奇人。季遐年精擅书法，卻又不学古人法帖，而自成一家，随性所致。虽以此谋生却不对人卑躬屈膝，行事颇有魏晋风度。王太靠卖火纸筒为生，但下得一手好棋。胜了名扬天下的大国手，却又不想以此扬名牟利，只图心里快活。盖宽以开茶馆谋生，却又爱好做诗和画画，结交那些志趣相投之人，为此花光家财。无论自己带着儿女生活多么困难，亦不愿低头求人，当真是人穷志不短。而裁缝荆元虽从事贱业，但心灵高雅，只因性情相近而学琴，而不以自己职业为贱。他也不主动去结交雅人，偶得于老爹这样的知己，弹一曲高山流水，此生足矣！周凌云先生认为“四大奇人代表着作者为新一代知识分子设计的人生道路，体现着作者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代表着时代的一种新思想。”[6]此言不虚。但笔者不认同周先生归结的“吴敬梓最终选择从市井寻找出路”[7]的观点。四人虽生活于市井，但他们所感兴趣的物事为琴棋书画，乃雅人四好。且小说结尾处也将四奇人列入榜内，说明在吴敬梓心目中这些人仍是儒林中一员。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同于一般的市井细民，本质上仍是文人士大夫，是不同于科举制度束缚下的官员和儒生的新型士大夫。而他们的不同则在于转追求功名为追求艺术，而琴棋书画对他们而言，只是趣味。这种人生追求更是与梁启超所主张的趣味美学暗合，是一种诗化了的艺术人生。
　　 梁启超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一文中曾言“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8]他又恰好以八股作比，说八股文只是敲门砖，门敲开了砖也就没用了，而不应该把这种敲门的工具看得太重，以致舍本逐末。这些话正是四奇人的真实写照。他们没有取得功名，也没有财富地位，而是处于贩夫走卒之间，过着自由的日子。他们以琴棋书画为趣味，这更是属于审美领域的一种高雅的趣味，这种趣味就是这些隐于市井的真儒存在的目的。吴敬梓以四奇人来总结全篇，不仅体现了作者对文化和高雅情趣的尊重，更是希望广大士子能够以这种艺术趣味来解脱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心灵困境。
　　 四、结论
　　 吴敬梓通过一部《儒林外史》，描绘了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群像，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异化。他虽然无法解决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但通过对腐儒与真儒的对比，指明了科举制下的儒生应该放弃八股而追求学问，放弃功名富贵而追求淡泊简朴的生活，并寻求一种高雅的趣味来求得心灵的舒适，从而走向艺术人生。如此方能最大限度地摆脱科举制度带来的困境。这种不同于传统的追求功名仕途的新的人生选择，无疑是医治广大士子痛苦心灵的良方。
　　参考文献：
　　[1] 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 刘海频.《儒林外史》呈现的科举活动与科举观[J].教育与考试，2008，（4）：49.
　　[3] 韩星亚.科举制度与《儒林外史》士林风貌研究[D].西宁：青海师范大学，2017.
　　[4] 陈文新.《儒林外史》与科举时代的士人心态 [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94.
　　[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57.
　　[6][7] 周凌云，卜爱菊.试论《儒林外史》对知识分子出路的探索与反思[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6，（9）：19.
　　[8] 梁启超.情趣人生——梁启超美文选[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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