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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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严歌苓作为享誉世界的华人女作家，从小在文艺文学作品的熏陶中长大，还经历过军旅生活、战争洗礼。大时代混乱，异乡困苦，这些艰难而又丰富的个人经历、东西方交织的文化背景，和以此产生的生活体悟，使她刻画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文章以严歌苓作品中展现的女性意识为基础，从女性意识把握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希望大众能更好感悟她作品中大时代环境下人性的曲折、绽放与美丽。
关键词：女性意识;严歌苓;女性形象
严歌苓作为女性作家，身上有属于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温润而深刻。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她对人性的刻画能超越时代的局限，体现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富有深刻的艺术感染力。她笔下有风姿绰然的女妓，有平凡安定的乡妇，有远嫁他乡的新娘，还有庄严荒诞的女兵。严歌苓以作者视角，细细地打磨这些女性，让观众在感受她极大的温情后产生一种同性的共鸣。这些女性或坚强或服从，从中体现的女性意识细腻而深刻，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一、苦难命运下的抗争意识形象——家庭妇女
历史的长河里，时代的动乱、社会的喧嚣造就了一个个不幸的家庭或个人，她们承受着社会的排挤、家庭的误解，成为不幸的本身，也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小姨多鹤》里的多鹤和朱小环，《天浴》里的文秀，不和平的年代，带给她们挫折、矛盾以及苦难的命运，她们努力抗争——文秀失败了，以自杀自救;多鹤和小环一直坚持，直到老去。
《小姨多鹤》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日本战败投降以后，战争中以政治目的被派到东北“垦荒开垦团”的代浪村村民们，在战败后被日本政府遗弃。战争年代注定赋予了人们坎坷的命运，为了成为“不拖后腿的日本人”，村长带着村民们一起了结自我，女孩多鹤则凭着求生的本能遗留下来，被卖给内陆的中国家庭，成为张俭家里“传宗接代的工具”，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纠葛。
多鹤不争不吵，天真又懵懂，外柔内刚，异族人的尴尬身份使她在中国家庭成为矛盾的存在，她的苦难不仅是异国的漂泊无依，还有给张俭生了三个孩子，却只能被叫做“小姨”的苦楚。本来带着尴尬身份准备就此一生的她，因为孩子的相继出生，开始有了牵挂和羁绊，开始自我心理身份的转变，由孩子而生的母性，促使她融入这个畸形又矛盾的家庭，维系这岌岌可危的亲情。
相反，小环大大咧咧，风风火火，外表看似泼辣，实际却有一颗温柔心肠。由于抗战遭受惊吓而失去了生育能力，与日本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当张家人买来多鹤传宗接代时，她绝对的排斥，得知张俭喜欢上了多鹤，她又暗生嫉妒。她的苦难也源于战争，战争让她失去了成为母亲的可能，也多了一位横亘在婚姻生活里的外人。她理所应当地对多鹤这样一个日本情敌有着莫大的仇恨与鄙夷，然而，在了解了多鹤的苦难身世后，在日复一日的交往中感受到多鹤的善良美好，她谅解了这位情敌，并用极大的心胸接纳她，两人相互扶持，在风风雨雨的里，抛弃民族的仇恨，丢掉情感的龃龉，共同维护家庭，承担责任，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
多鹤在山上生子困难时，小环在旁边加油打气，努力帮她接生，保住了她的性命，孩子生下后，还视如己出，关怀备至。当多鹤尴尬的身份被拆穿，面临被举报的风险时，小环又凭借超强的“外交”手段拉近邻里关系，利用他们保护、隐瞒多鹤的身份，使这个家得以延续。“文化大革命”期间，张俭入狱，多鹤、小环每天努力工作，苦苦支撑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庭，张俭出狱后，两人又齐心帮助他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三个人的生活，在苦难中反而越来越和谐。改革开放以后，多鹤被送回祖国，然而这次，她成为了母族人眼中的“中国人”，被日本人排挤，被祖国边缘化，命运仿佛再一次戏弄了她，然而她在给小环的信里依然充满“但愿”和“希望”，依然相信只要抗争下去，命运也会回以眷顾。
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在时代、命运、生活的苦难里，凭着两具单薄的身躯，终究还是维持了下来。两人巨大的母性拥抱着命运的无情，以“凑合”的哲学抗争生活的不幸，就像书里所说“稀里糊涂凑合起一大家子，没有面粉用麦麸子凑合，没有红烧肉用红烧茄子凑合，没有洗头粉用大碱凑合。天天叹着‘凑合’，笑着‘凑合’，怨着‘凑合’，日子就混下来了”。正是这种不管生活再艰难，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能过下去的凑合哲学，给了小环、多鹤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它朴素但伟大，支撑了这两位家庭妇女走过动荡、挫折，也最终依靠它走向下半生未知的命运。
二、维护生命的尊严意识形象——战乱中的女性
生命并无高低上下之分，但在社会中、人心里，难免会将身份变成道德审判的衡量标准。《金陵十三钗》中的秦淮女妓因为身份被神父、唱诗班女孩排挤、嘲笑甚至鄙夷，生命的尊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变得低下而廉价，在叵测的人心里卑微如蝼蚁。但当巨大的灾难降临到教堂女学生头上时，这群学生眼里“风骚，狂欢，不知羞耻”的窑姐们挺身而出，保护了这群纯真的女孩，也维护了她们看似不值一提，实则伟大的生命尊严。
《金陵十三钗》着眼于抗日战争，沦陷后的南京一片狼藉，日兵凶狠暴虐，所到之处，哀鸿遍野，但由牧师主持的国际教堂暂得喘息，于是13个避难的秦淮河窑姐们闯进了这座教堂，开始了一群人的生死躲藏。
“长久以来，妓女都背負着原罪，从事妓女这个行业是她们的原罪，出卖肉体是她们的原罪。无论是自愿为妓还是被迫为妓，她们都必须接受社会对这份原罪的指责。”秦淮窑姐们一开始就因为身份被教堂里的所有人排斥和厌恶，被视为“污垢”和“低贱者”，所有女学生要求和她们完全隔离，生怕惹上了她们身上的“风尘”。严歌苓无意夸饰这群妓女的修养和内涵，完全真实地展现她们的言行举止，但抛开这层粗鄙，玉墨所展现出的远超常人的才情与相貌，让人不禁哀叹，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她未必不是温婉有才的大家闺秀。
身份的刻板印象赋予了她们原罪，也给了社会和众人谴责她们的理由，她们的生命尊严不值一提，因为她们本就出卖了身体，出卖了这个千百年来卫道士所捍卫倡导的“忠贞”。 那么她们怎么做了呢？日本军官以舞会之名强行要求唱诗班女学生为日兵们表演，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归之路，是几近死亡之路，如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的《创作谈》中提到：“女性是征服者的终极战利品。无论在何种文化里，少女都象征一定程度的圣洁，而占领者不践踏到神圣是不能算全盘占领的。”日兵终究还是打破了这个南京城里唯一的安定，去满足他们完完全全的征服欲。末日缓缓拉开帷幕，学生惶恐，教父无能为力，最终却是这群“卖弄风骚”的窑姐们毅然站了出来，她们身上背负着“耻辱”的骂名，被视为“低贱者”，但这一刻，人性贵贱，尊严高低，因为她们的舍生取义都成了无稽之谈，这一刻，“低贱”让“高贵”黯然失色。当她们剪短、烫直头发，穿上从未穿过的学生装，洗掉脂粉，坐上开往地狱的卡车时，她们，就是英雄本身。被谩骂、误解、嘲笑和排挤，尊严被践踏到尘埃，但在这一刻，全都升华了。她们，给那些诋毁低贱、自诩高贵的卫道士来了一记重重的耳光，维护了她们看似渺小实则伟大的生命尊严，用牺牲在战乱中开出了高贵的人性之花。
三、困窘生活中的希望意识形象——乡土女性
时代战乱、政治革命、命运波折造就了生活的磨难与困窘，《第九个寡妇》中的乡村妇女王葡萄，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政治变革，一系列政治运动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她的生活，可是她却不以为意。时事变迁，她仍然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不谙世事，跟随自己的脚步，生活不易，却仍然秉持着“好赖都愿意活着”的积极态度，在困窘中继续生活下去。
《第九个寡妇》里，由于丈夫被日兵枪毙，14岁的王葡萄成了村里的第九个寡妇，她从小一根筋，不知变通，呆傻，虽然被土改女队长骂“愚昧”，批“落后”，叫作“一盆稀泥”，但是心中早有自己的善恶天平，当发现被镇压枪毙的公公还活着的时候，毅然救下，将这个连亲生儿子都主张处死的“地主”父亲藏匿在地窖中，悉心照料二十几年，即便是饥荒年代，也硬是从牙缝中挤出一份口粮给公公，小小的身子里仿佛蕴含着无穷的能量，得以化解残酷的命运在她生活中的印记。在孙家当童养媳时，天天受婆婆打骂折磨，也依然快乐天真，欢笑度日。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人人饿得面目全非，她却仍然保持乐观，为了活着，想尽一切方法，把玉米秸秆磨成粉面，挖野菜，拔草根，吃树叶，剥树皮，靠着这样的方法，倒也撑过了艰难的苦日子。另外，她不仅保护公公，还在红卫兵批斗时保护过作家朴同志，在知青的闹事中将史春喜藏在地窖中，还收养了女知青扔下的私生子。她用仁爱、善良去包容这些与她完全无关甚至欺负、践踏过她的人。生命的苦难没有压垮过她，每一轮政治运动在她眼里都不过是“匆匆一过”，在她看来，“啥事都不是个事”，笑一笑，咬着牙也就过去了。
人性扭曲的动荡年代，人人撕破和美的面皮，互相举报，大义灭亲，为了迎合政治，人人追求先进，大唱赞歌，争做劳模;为了活着，不择手段，失掉作为人的善良本性。可是王葡萄没有，那么多场政治斗争都没有扭曲她看似愚昧实则真实善良的人生价值观，她呆傻、自然，凭着本心做事，怀着乐观“赖活”的态度，在困窘的年代里活出自己的精彩。
四、结语
以上三种包含不同“女性意识”的代表女性在严歌苓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这些女性意识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物形象，领略时代背景，把握人物性格，学习人物面对生活的态度。这些百面多彩的女性形象，既丰富了现当代已有的女性形象内容，对于我们研究女性形象的叙述方式、题材选择都有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还促进了现当代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帮助我们更好地与生活相处。
参考文献：
[1]嚴歌苓.小姨多鹤[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2]严歌苓.第九个寡妇[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3]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北京：京华出版社，2012.
[4]王扶桑.一场“民心所向”的牺牲——从《金陵十三钗》看女性作家笔下的妓女形象[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5（7）.
作者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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