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戏曲传播路 南洋依依中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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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东南亚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是海外戏曲剧种最丰富、接受人群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华戏曲文化传播最广的域外之一。对于它的研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康海玲先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戏曲传播》，立足于中国南方主要戏曲剧种在东南亚传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在众多文献和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厘清了艺术传播学的三个基本追问“向谁传播”“传播什么”“如何传播”，并以学者的人文视角观照中华戏曲以及华族文化在东南亚发展、沉寂以及重整的阶段，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智慧思考，是近年来少有的中华文化跨境传播研究的力作。
　　关键词：书评;戏曲中国;传播;东南亚;一带一路
　　东南亚是中国的近邻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作为海外华人最大的聚集地之一，中国许多地方戏曲比如潮剧、高甲戏甚至川剧在东南亚诸国都有存在。要完整地研究戏曲在海外的传播，东南亚诸国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戏曲在东南亚传播的关注度低于港台和国外学者，这其中当然有学术兴趣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受戏曲在东南亚传播文献资料的缺乏以及外部各种因素的制约。近年来，康海玲先生不畏艰难，把学术视野与研究方向一直致力于戏曲在东南亚国家的传播，从2005年起所著《潮剧在马来西亚的流传与发展》、《粤剧在马来西亚的流传与发展》直至去年完成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戏曲传播》，康先生以十多年之力关注于一个方向，这种精神是值得人佩服的。更为重要的是，康海玲先生从一开始就自觉运用人类学、传播学的理论、方法进行问题意识的思考，这样的学养致使其研究视野开阔，资料丰富、数据真实可信。通览《海上丝绸之路的戏曲传播》（以下简称《戏曲传播》），笔者以为其具备以下特点：
　　一、重要的戏曲史传播研究与重大现实意义的结合
　　（一）重要的戏曲传播史研究价值
　　中国文化自从诞生以来就在交流、传播中发展的，戏曲也不例外，一部戏曲史就是一部传播交流史。中国戏曲是中国传统艺术集大成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在国内相关的戏曲研究中，对于戏曲的起源、方式、形态等方面论述的较多，对于中国有关戏曲的跨国传播尤其是沿“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的研究还不是很多，有的只是对部分国家或部分剧种在小范围传播问题进行过研究，而《戏曲传播》对东南亚11国大范围、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这在戏曲传播研究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上下贯通、左右相连宏大的叙事结构以及缜密的逻辑论证和丰富的田野资料，都可以作为研究东南亚华语戏曲的重要参考。该书第一章至第四章用大量的史料论证了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也被称之为海上戏曲之路的客观性，梳理了中国戏曲在东南亚诸国的发展、沉寂与重整和复兴历史时期。这种历时性的书写是史学研究的一种范式，但作者并不是一大堆年份的罗列，而是通过戏剧戏曲史学、艺术学、人类学、传播学等的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客观地描述在历史过程中的东南亚华语戏曲“向谁传播”“如何传播”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作者还试图从海外戏曲现存维度来追溯中国戏曲的历史维度，探索和研究戏曲产生最初的一些社会性的功能，比如对于宗教的服务上，这种从文化事象的角度研究戏曲史的方法，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因此，无论从戏曲史学研究还是从戏剧戏曲学科发展来看，《戏曲传播》具有重要的戏曲海外传播史研究价值。
　　（二）重大的现实意义
　　自国家提出“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后，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资助项目《戏曲传播》本身就体现了其现实意义，该书以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历时性为主轴，以区域性为视角，以现实性为归属，清晰地描述出中国戏曲在东南亚诸国传播过程中发展、变化以及在当下出现的诸多现实问题，具有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供科学依据的功能。在第五章至六章作者运用戏曲的功能学说结合个案事例较好的回答了中国戏曲在东南亚诸国“传播什么”的问题。“传播什么”不仅指代传播的形式与内容，还包含精神的指向。该书重构了隐藏在各个华语戏曲之下的海外华族想象中“戏曲中国”或者说“艺术中国”，以此借以与自己的文化“母体”保持一定联系的人类学意义，还原了东南亚华族的源文化身份。在世界戏剧史上，中国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戏曲不仅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海外华侨在异地他乡和“母文化”相连的通道，相对与音乐等其它艺术在海外传播的濡化和涵化的问题，戏曲在海外的传播更具有其稳定性，这与中国戏曲特有的表演方式与叙事方法、内容有关，更为主要的戏曲还担当海外华族在宗教祭祀中的“仪式表演”功能，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宗教信仰是个人或团体最稳定、最持久行为方式与生活态度，也是“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所以戏曲在海外传播的是华族的“精神娱乐方式、宗教祭祀活动，传统优秀文化”以及对文化权的宣誓。该书在这两章的个案调查中得出的以上结论呼应了在其开始时的理论阐释，这种以田野为主验证人类学与传播学理论的方法，也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它清晰地指明人类学家的重点到底在哪里。
　　二、戏曲传播研究隐喻下的人文观照
　　人类如何行动，如何认知自己的行动，行动的结果又如何影响人的思考，以及人与其他群体、象征的互动，是人类学最根本想解答的问题。这也是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一部好的社会科学学术成果最后的立足点一定是“人”。《戏曲传播》及其作者具备这样的立场，从书写规律与架构组织上看，《戏曲传播》是关于中国戏曲在东南亚传播的敘事与思考，当然，它首先需要对戏曲在东南亚传播的一些普遍的、规律性现象做深入的探究，其次通过观察、研究华族在戏曲传播过程中的源力、艰辛与努力，才能抽茧剥丝地展示“戏曲”“戏曲与华族”“戏曲中国”的关系与概念，这也是本书重要的学术立场——艺术研究中的人文观照。
　　（一）戏曲在东南亚国家传播的客观性与必然性
　　戏曲传播是文化交流的过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路”是交流的重要物质基础，无论是路上的“丝绸之路”或是海上的“丝绸之路”它始于贸易交流但延展其生命价值的却是文化传播。所以《戏曲传播》认为：“之所以把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称之为‘海上戏曲之路’，这是从文化交流，艺术传播的角度而言。”上百年来“海上戏曲之路”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并不是学者的想象，它是由一系列真实的资料和数据以及实物建构的。1603年戏曲已经有登上印尼舞台的记录，截止20世纪初，戏曲已经大规模的传入到东南亚。东南亚作为海外华族戏曲最重要的集散地，《戏曲传播》认为这是由两个原因构成，一、地缘关系：东南亚在中国南部，处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十字路口，如同亚洲大陆的中亚地区一样，中国和阿拉伯乃至欧洲的贸易必须要经过该地。特有的地缘关系，促进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和交流，所以该文认为“东南亚在世界地缘政治与文化、海外华族的移民格局上，都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二、戏曲传播力的强度，在《戏曲传播》一书中，作者依据海上丝绸之路戏曲影响力的强度依次划分为三个地带，中心地带、次中心地带、边缘地带，次中心地带就指的是东南亚地区，它是除中国本土外，戏曲海外传播最为活跃的地区。历史以来强大的华人移民人群除了带来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还带走了在异国他乡“对自己血统与传统发源地——中国，作为‘乡’的想象。他们的‘望乡’，或指涉赋予他们生命，童年与亲情的旧家乡和赋予他们人格、身份、尊严的中国，或指涉他们精神上或多或少的‘文化’中国”。在这里，该书已经跳出了对于一种文化传播简单的历史考据，已经深入到对于历史中“人”的情感探究与感受。 　　（二）作为“他者”的文化
　　“他者”（the other）作为后西方殖民理论中的术语是以自我（Self）为视角观察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舍弃其殖民色彩完全可以借用观察海外华族与所在地主体之间的关系。在东南亚的中国戏曲无疑是“他者”文化，毋庸讳言，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主体”意识形态严重的影响到戏曲的传播与发展，作者在长时间的田野工作后认为“种族岐见甚至族群之间的剑拔弩张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严重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承”。当然，相对于作者，东南亚也是“他者”，用“他者”的“他者”来进行学术观察，避免了过多的个人因素，代之而来的是更高层级的“人文观照”。作者敏锐地指出，中国戏曲能在海外华族中扎下根，除戏曲的魅力和“思乡”的情绪外，宗教信仰时期真正的关键。这样的观点和中国内地治学语境还是有一点点不同，长期以来，内地的学者对于宗教信仰与艺术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有很多禁忌（现在要好一点）。但作者以艺术人类学“求真”的态度肯定了宗教和信仰是海外戏曲在华族中传承的精神动力，“很显然，在华族观念中，各种各样来自祖籍家乡的神是神圣的象征”只有通过戏曲和神建立某种联系，自己才不会是无根的民族，通过信仰的力量戏曲际传承才更为持久和稳定，“戏曲展演自然而然成为他们反观自我、寻找自我、构建自我的载体”，作者通过田野的得出的结论对于当下中国戏曲的研究未尝不是一种启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戏曲曲种最高时达四、五百种，有些曲种的诞生就是为娱神酬神准备的，在一个时期，这些统统被斥为“迷信活动”，伴随它们的地方戏种也慢慢消失，这是非常可惜的。
　　戏曲在东南亚的发展、繁荣、沉寂、复兴的曲线并不是简单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作者看来，这其实是华族争取“文化权”的过程，“文化权”由“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构成，权力侧重于能够有所作为的本领、能力。而权利侧重道德资格与法律资格，权利构成应当具有正当性与有效性。如果其正当性受到侵犯就是不正当、不道德的行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从来都不是通过武力或暴力的手段推行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看来，文化权是一种人人都可自由，平等享有的权利，中华文化的这些普世精神是得到海外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认同的。同时，海外华族的文化权利也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作者认为“华族对于华语戏曲的坚守是文化权的选择，不仅体现了华族个人的价值理念与文化认同，而且也是华族群体人价值尺度的评判和认同的表现，从民族的角度而言，更是民族理念的价值尺度”。文化权的诉求离不开经济基础当然更离不开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尤其在东南亚许多国家，政治环境对于不同群体的文化诉求的理解度决定其享有文化权利大小。作者以马来西亚作为观察点，在人学学、民族学、社会学理论的支持下结合华语戏曲争取“文化权”的历史过程间接的论证了文化权其实是现实当中一切权力的缩影，文化权的博弈可以看作现实政治权、经济权等的映射，实质也是追求“人人平等”权的隐喻。这种强烈的人文观照精神，笔者认为是全书最大的亮点。
　　三、“文化走出去”战略下的深层思考
　　中华民族从古到今始终是一个具有文化自觉的民族，虽然从明后期“西学东渐”开始传入的大量西方思想、艺术、文化对中国的文化“血统”构成产生巨大的考验，但中华文化的血脉从没有断过，就如同流传上千年的戏曲文化一样。①中国戏曲是集中代表中华民族美学原则和审美原则的艺术，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重要的“名片”。“文化走出去”可以看成在新时期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走出去”不仅需要国家的政策和经济的支持，同时也要对已经作为海外文化一部分的中华文化样式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文化传播才不会走弯路，正如《戏曲传播》中所言“文化走出去一方面要关注以及走出去且历史悠久的文化样式，另一方面要关注正在走出去和没走出去的文化样式”，“文化走出的”战略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对外传播的支撑点，如何科学的计划与实施？这是目前一个重大的课题。“文化走出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因为在一个“他者”的国度，一个受主体文化影响的社会，“文化走出去”战略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只要抓住在不同文化圈中选择符合本土文化习惯的传播方式与传播内容，那么这个政策就会很好地进行下去，华语戏曲在东南亚传播的历程很好地证明这一点。如《戏曲传播》所言：海外华族的“戏曲中国”毕竟不是现实中的地域中国，一方面要保留其“中华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必须努力探索东南亚各国的“本土性”。一言蔽之，中华传统文化海外传播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只有这样，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才会在接受国少一点怀疑，多一份理解与包容。这样，不仅为海外华族心中的“戏曲中国”或“文化中国”保留一份“乡愁”，也为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以及人类相互理解、包容贡献一点力量。
　　注释：
　　① 学术界认为：西汉时期的角抵戏《东海黄公》是目前为止有文献记载的中国戏曲的开端。
　　[参考文献]
　　[1] [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王耀华.中国音乐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 康海玲.潮剧在马来西亚的流传与发展[J].艺苑，2005，06.
　　[4] 康海玲.粵剧在马来西亚的流传与发展[J].四川戏剧，2006，03.
　　*基金项目：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茶马古道”北线（川甘段）音乐文化遗存的调查与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6YJA760041）;四川省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项目《巴蜀文化对四川民歌（汉）审美特点影响的研究》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6Y00）
　　作者简介：文飞（1973-），男，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副教授，中国非物质遗产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专业音乐文化与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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