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背景下“村转居”社区新型邻里关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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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城市化背景下“村转居”社区的邻里关系呈现表面化、功利化、复杂化、个体化和社会化的发展态势，也出现了“道德风险”突出、邻里矛盾增多和“搭便车”现象等问题。和谐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社区邻里关系和谐又是社区和谐的前提，通过优化社区空间、发展社区文化、完善互惠规范、丰富社区组织和搭建沟通平台以重构新型邻里关系，对“村转居”社区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市化;“村转居”社区;新型邻里关系;和谐社区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郊农村土地整治及村民集体安置的进程不断加快，“村转居”社区也随之大量增加。所谓的“村转居”社区是指将零散的村落集中移置于城镇化新型社区中，是一种介于城乡社区之间的过渡性社区。从传统村落到城镇社区，邻里关系发生了转型，从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传统社区中邻里间守望相助、相互信任、亲密无间的社会资本缺失了。如何在转型社区中重构新型邻里关系成为“村转居” 社区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所谓的新型邻里关系是指村民在“村转居”社区中新型邻里环境下能够相互信任、真诚相待、团结和谐，形成共同的并被社区所认同的邻里感和行为准则，在此基础上建构团结互助且融洽和谐的新型邻里氛围。构建和谐的新型邻里关系能够为“村转居”社区的转型和发展提供稳定的社区环境和良好的社会资本，为整合社区资源、完善社区治理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同时新型邻里关系的建构也满足了“村转居”社区村民对和谐社区生活的需求。
　　2 “村转居”社区邻里关系的转型
　　“村转居”社区处于由村落社区向城镇社区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村落邻里关系遭到破坏，导致“村转居”社区呈现出邻里关系表面化、功利化、复杂化、个体化和社会化的新变化。
　　2.1 邻里关系表面化
　　“村转居”社区中，传统村落社区深厚信任的邻里关系逐渐消失，代之以互动频率低且信任关系薄弱的邻里关系。相比于传统村落中基于血缘、地缘的熟人邻里，“村转居”社区开始出现仅维持点头之交甚至是互不相识的陌生邻里关系。
　　2.1.1 居住空间结构的改变。在“村转居”社区中，村民从传统村落社区移至城镇化小区，传统住宅那种多户人家居住在一个院落内的形式被新型住宅以单元楼独门独户的形式所取代，村民也被在限定在一个个相对狭小独立的物理空间里，邻里间串门走动明显减少。这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现代居住空间结构注重对村民隐私的保护，但它不及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随时转换且公共性和开放性较强的传统住宅空间结构利于邻里间的亲密交往。同时开发商建设大型楼盘的同时大量减少了公共空间的占地面积，使原本用于营造邻里间共同话题和活动的公共空间功能难以发挥，村民生活重叠性得不到有效构建，邻里间守望相助也失去了生活重叠性的支持性意义，更加促使了村民生活空间的孤立，导致“村转居”社区村民的邻里关系渐趋表面化。
　　2.1.2 信任关系的淡化。传统村落社区村民具有较强的宗族认同与地域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深厚的社会信任关系，而在“村转居”社区中，村民通常是由不同村落村民组成的，同时入住了其他外来人口，邻里关系不再是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传统邻里关系，而成为由从事不同职业以及在不同单位就职的陌生人组成的居住生活共同体，村民间的社会互动圈子是相对分离的，重叠性很少，陌生感在“村转居”社区的邻里关系中渐渐增强，邻里信任也随之下降。
　　2.2 邻里关系功利化
　　2.2.1 市场体系的影响。“村转居”社区介于传统乡村社区和现代城市社区之间，社区村民会受到中心城市的辐射，卷入城市市场体系中。利益观念不仅产生于村民的市场交易中，也渗透到村民的邻里关系中，邻里互动关系呈现货币化色彩。
　　2.2.2 社会竞争加剧的影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社会竞争加剧，生活节奏加快，在往往涉及到时间、精力、金钱等相对较大的关系成本时，村民需要短暂、平稳且快速的关系来处理他们生活中较简单的事务。不同于传统无偿的人情关系，城市村民通常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他们会减少不必要的邻里交往，使村民间的邻里交往受到利益目的的侵蚀。
　　2.3 邻里关系复杂化
　　邻里关系复杂化是指基于地缘和血缘建立起来的传统邻里关系日益趋向多缘性发展，邻里间的人情关系呈多样性，邻里间的交往目的也不再像传统邻里交往那么纯粹简单。
　　2.3.1 传统村落社区封闭性的打破。传统邻里关系是在血缘和亲缘的基础上建立的，村民有着深厚的宗族观念和地域观念，传统村落与外界有一定的边界而呈现相对封闭性，村民间的邻里关系相对简单和单纯。而移居到新型社区后，邻里关系的建立基础受到地缘、文缘、商缘、趣缘等多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社区人口密度增高、异质性增强、流动性加大，使简单纯粹的传统邻里关系朝着复杂化的方向发展。
　　2.3.2 社区开放性和流动性增强。在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社区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也逐步加强，使得村民间的邻里关系呈现多样性和短暂性，而且“村转居”社区的邻里关系不再像传统村落社区那样具有稳定的社会信任关系，相反的是社区社会信任关系呈现不确定性而持续下降，这种非确定性使得破坏性社区行为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能逃脱惩罚，激化社区邻里矛盾。
　　2.4 邻里关系个体化
　　利益關系个体化是指村民个人作为社区邻里关系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单位，其主体性、独特性和权益性日益得到尊重和表达的过程。造成邻里关系个体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2.4.1 束缚个人的关系网渐趋瓦解。传统村落社区除了为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成员提供重要的生存和发展资源外，还凭借血缘和亲缘把农村社会编织成纵横繁复、联结紧密的关系网络，而且市场体系对“村转居”社区的影响力渐增，村民在血缘和亲缘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深厚传统信任关系日益被利益观念所侵蚀着，使得信任关系的范围逐渐向家庭收缩，甚至是向个人化收缩，为村民个人渐趋脱离厚重而庞大的传统社会关系网提供条件。 　　2.4.2 邻里关系网规模缩小。传统村落中邻里间具有历史悠久且深厚的社会信任关系，“村转居”社区的邻里关系网缺乏历史积累，而且受利益目的等因素的侵蚀，邻里关系网的规模没有呈现扩大趋势，反而呈现缩小趋势。小规模的邻里关系网在一定程度上对村民个人的束缚较小，導致邻里关系呈个体化趋势发展。
　　2.5 邻里关系社会化
　　传统邻里关系是以集体为基础构建起来的，随着人口的制度束缚日益得到解放，邻里关系得以以个人视角进行重构，而得到解放的个人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化学习以适应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和新型社区。邻里关系社会化是指村民个人在社会转型和社区换型的背景下进行社会化学习，进而影响新型邻里关系的过程。
　　2.5.1 收入方式多样化。“村转居”社区村民有比较稳定的集体经济分红和物业出租的收入，还有其他家庭成员从事商业活动的收入等，村民收入方式日益多样化，不再同于以往传统村落社区仅靠土地产出的单一收入方式。多样化的收入方式表明村民从事的经济活动也是多样化的，而村民在分工日益精细的经济活动中会构造出多样化的经济关系。多元的经济关系表明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村民个人要重新进行社会化学习，以适应处于社会转型期多元且多变的经济关系。这样的社会化学习会影响村民间的邻里关系并使其呈现社会化发展。
　　2.5.2 传统道德伦理规范和乡村秩序的瓦解。随着改革开发的深入发展，市场体系不断冲击着乡村社会中的人情交往，传统村落中的道德伦理规范和乡村秩序渐趋瓦解。“村转居”社区村民受人情伦理和乡村秩序的约束力减少，而协议或契约原则在村民的社区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社区村民渐有的契约精神，形成根据契约原则行事或维护权益的行为准则，村民在人际交往中也逐渐运用社会化规则来形成互动。
　　3 “村转居”社区邻里关系存在的问题
　　由于“村转居”社区尚处于社会转型期，社区内的规则和认同尚未构建完善，因而“村转居”社区内的邻里关系也存在着不和谐的问题，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村民的行为自律性降低
　　“村转居”社区是社会转型期下的产物，村民从乡村社区迁移到“村转居”社区，原有的主流价值体系受到冲击，新的价值体系尚未牢固建立。在原有土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化认同和地域观念不断淡化，原有的声望体系和互惠规范对村民的言行不再形成有力约束，社区出现了言行规范的真空。由于乡村经济发展远落后于城市，村民的认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也较为落后，从而影响了“村转居”社区村民行为的自律性。同时，“村转居”社区村民尚未形成新型城镇化社区意识，社区也没有建构起褒奖和惩罚机制，导致社区中出现越轨行为等问题。
　　由于征地使得土地及相关资源急速得到货币化的体现，村民面临着巨大的利益诱惑，同时，社区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获取渠道，而且征地制度对很多相关利益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这给部分村民获取非正当利益提供了可能的操作空间，很多地区出现村民为获取更多拆迁补偿而非法盖房、非法占地等行为。此外，征地补偿和各类安置费使村民获得了大笔资金，加之城市经济对缺乏职业技能的失地村民的排斥，不少村民待业在家，借着打麻将、打游戏、赌博等消磨时间，以远离竞争激烈的现实社会，而这种负面行为的示范效应具有诱导越轨行为产生的潜在危害。
　　3.2 居民间矛盾冲突增加
　　“村转居”社区是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相互交汇和碰撞的社区，两种文明间的差异性，经常导致邻里互动中的矛盾冲突。村民从传统村落社区移置到“村转居”社区，意味着离开传统村落文化而逐渐向城市文明转化，然而，由于村民“农转非”角色适应的滞后，村民常常没有完全摆脱村落文化的影响，在生活习惯上仍保留着原来乡村的生活方式，形成与城市现代生活方式的碰撞，导致邻里互动中的矛盾冲突。
　　在许多安置社区中村民保有之前在院子里或家门前种菜的习惯，搬入“村转居”社区后，在社区绿化用地上种菜。这种种菜习惯成为“新市民”回味乡村生活、满足娱乐需求的一种休闲方式，与市民所认可的休闲方式发生矛盾。有些村民在绿化带上晒腌制品、晾晒衣物等，甚至在楼道里劈柴生火烧水、堆放废旧纸箱等废品、随意从楼上往楼下扔垃圾、在楼道内喂养鸡鸭等，这些行为不仅是对社区公共空间的任意占用、对公共环境的严重破坏，也侵犯了社区其他居民的利益，扰乱了社区生活秩序，非常容易滋生邻里间的矛盾冲突。
　　3.3 “搭便车”现象严重
　　由于传统村落互惠规范遭到破坏瓦解，“村转居”社区互惠观念尚未深入村民心中，导致村民会在社区行动中出现“搭便车”行为。“搭便车”是指某些村民或团体在不付出代价或付出极少代价的前提下从他人或社区中获得益处的言行。因为城郊村民长期生活在农村，习惯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缺乏社区公共意识，在迁入城镇化社区之后，对于维护公共环境和公共设施、支付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缺乏责任意识，经常出现将公共空间和设施据为己有或者拒绝承担维护义务等情况。以物业管理为例，很多“村转居”社区村民不向小区的物业公司缴纳物业费，社区的物业服务一旦被提供，不管社区内的每一位业主是否缴纳物业费，都能够得到同样的服务，而那些没有缴纳物业管理费却可以享受物业服务的业主则会因为物业服务是一种公共物品而滋生搭便车行为。如果“搭便车”现象没有得到有效处理，那会受到村民们的模仿学习，“搭便车”行为会在村民当中呈蔓延趋势，破坏薄弱的社会信任关系，致使社区集体合作困难，在社区人际互动中产生恶性循环。
　　4 “村转居”社区邻里关系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由于“村转居”社区村民尚未完成彻底的市民化转型，其行为与思维方式还受到传统村落文化的影响，同时社区中互惠规范和共建机制的缺乏以及社区组织的发育不足，导致村民尚未在新型社区中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影响了村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导致新型邻里关系建构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4.1 互惠规范和共建机制的缺失 　　“村转居”社区未能及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共建机制，互惠规范和共建机制的缺失，致使社区的亲社会行为得不到有效的赞扬和奖励，社会的损害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惩罚，影响社区合作的进程以及社会资本的有效积累，也为道德风险问题埋下隐患。村民在参与社区组织和社区活动中行为得以規范化，才能使村民渐进地建立起信任关系，村民也会逐渐形成互惠行为的意识化。互惠规范渐趋得到村民群体的认同、遵守和执行，共建机制也就会在互惠规范的基础上形成。
　　互惠规范和共建机制通常以社区文化为表现形式，良好的社区文化是构建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重要支持。“村转居”社区尚未建立起稳定的新型社区文化，会导致村民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缺失，进而影响社区互惠规范和共建机制的构建。这样的恶性循环致使村民邻里互动的矛盾冲突难以得到缓解，不利于和谐邻里关系的建构。
　　4.2 社区邻里组织发育不足，村民参与水平低
　　“村转居”社区的过渡性特征还表现在社区新旧治理权的衔接过程存在不畅不明的问题，社区尚未形成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体系。同时社区组织的发育方面也存在资金不充足、人员不专业、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原来的农村集体资产需要承担“村转居”社区的社区管理和公共福利事业，而并不是由“村转居”社区来承担，这说明“村转居”社区的城市管理体系并没有完全到位，社区邻里组织的发育缺少资金、专业人才等方面的有力支持。由于社区邻里组织发育相对滞后，其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
　　社区邻里组织的发展与村民社区参与积极性密切相关，社区邻里组织没有顺应村民需求得到相应发展时，也会影响到村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社区相当于一个基层的小社会，尤其是“村转居”社区，会在转型发展中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社区邻里组织是村民反应需求与问题的有效平台。社区邻里组织发展不足以致于村民无法以某种“社会”的方式联结起来，并在相对稳定的组织框架下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导致村民的原子化状态，不利于社区公共意识的形成和村民社区参与积极性的提升。
　　4.3 村民市民化不彻底
　　“村转居”社区是农民市民化的过渡性区域，虽然“村转居”社区的村民已经获得了城市村民的身份，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已经彻底完成市民化的转型，因为市民化的关键性因素是支配村民言行的城市精神和价值观念。“村转居”社区村民是从深受乡村文化浸养的文化氛围转移到城市文化体系之下的，其言行思想还是深受乡村文化意识的支配，并没有完全习得市民的行为和意识。
　　“村转居”的社区村民大多是由一个或几个村落的村民组成，虽然很多社区也有外来人口的进入，但由于外来人口的流动性使其难以与原村村民形成稳定的邻里关系，所以“村转居”社区邻里关系的构建经常局限于原村村民的范围之内。这种邻里关系的相对封闭性阻碍了村民与城市村民的人际互动，社区公民意识也难以在人际互动中得以建构，因而“村转居”社区村民的意识形态尚未完成向城市文明的转化。
　　5 “村转居”社区构建新型邻里关系的对策建议
　　重构“村转居”社区新型邻里关系不仅需要优化社区空间结构，还要注重社区空间的融合和贯通，使村民保持一定频率和质量的邻里互动;而且还要在精神层面注重发展社区文化，为村民间邻里互动提供良好的文化支持;同时要深入挖掘互惠规范及共建机制，推进社区组织建设，为社区参与和社区合作提供基础，以促进新型和谐邻里关系的重构。
　　5.1 科学合理规划社区空间
　　社区邻里关系是在社区空间的基础上生成并进行融合的，良好的社区邻里关系得益于科学合理的空间规划和设计，而科学合理的社区空间有利于村民间良性互动，也为社区文化的形成提供物理空间基础。社区空间主要指居住空间和公共空间两方面。在社区居住空间方面，在保护村民隐私的同时也要注意空间的融合和贯通，使空间在满足村民居住需求的同时也能促进村民间交往互动，为“村转居”社区重构社会信任关系及新型邻里关系建立好物理空间基础。在公共空间方面，要处理好商业性和公共性的关系，以公共性为主导建立社区公共空间并提供相应的公共配套设施，以满足村民需求。社区公共空间也是社区村民进行交往互动的重要场所，村民们在进行话题交谈的同时也交流着彼此的价值观念，也在无意识中发展着“村转居”社区文化，为新型邻里关系的构建和维系提供文化背景。
　　5.2 发展社区文化
　　“村转居”社区文化兼具传统村落文化和现代文化因素，要推进“村转居”社区文化的发展，应从传统村落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契合点出发，寻求两者的结合并推陈出新地发展社区文化。社区文化对“村转居”社区构建新型邻里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发展好“村转居”社区文化。其一要完善社区文化设施。“村转居”社区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社区，需要多投入资金建设文化设施，如社区图书馆、社区活动室等设施的建设，可以满足社区村民精神文化需求。其二，要加强社区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社区文化的建设离不开作为中坚力量的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业余人才队伍也能给社区文化建设带来活力，因此社区要促使专业人才和业余人才的结合，带动更多村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其三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使社区村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过程中构建属于社区特有的互动氛围和人文精神，培育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促进新型邻里关系的建构。
　　5.3 建立并完善社区互惠规范
　　“村转居”社区村民言行的伦理道德约束力明显减弱，村民需要负担的言行成本降低，社会信任越趋薄弱，影响了新型邻里关系的构建，所以新型邻里关系的构建离不开社区互惠规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首先要通过社区文化建设来培育社区村民的互惠意识，提倡社区村民践行互惠言行，使互惠精神自觉催生互惠行为。其二要提供一定的社区公益活动，为社区村民提供践行互惠规范的平台，因为共同行动的产生和社区共建机制的发展是以村民的自我利益和社区的团结互助的结合为前提条件的。其三要整合新旧互惠规范。传统互惠规范虽遭到破坏，但“村转居”社区还是受到传统互惠规范的影响，现代互惠规范也渐进发挥着作用，所以建立社区互惠规范需要整合新旧互惠规范，推陈出新，建立符合“村转居”社区实际情况的社区互惠规范，促进新型邻里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5.4 丰富社区邻里组织
　　社区要丰富类型多样的社区邻里组织，为不同兴趣爱好的社区村民参与社区活动提供组织载体，从而满足社区村民多样化需求，也为村民间邻里互动及关系构建提供组织载体。首先，社区要在完善制度规范、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扶持社区邻里组织发展，保护好构建新型邻里关系的组织载体。其二要加强社区内各类组织间的交流合作，使社区内各类组织可以优势互补，并在各类组织之间建立合作和支持网络，扩展村民邻里互动范围，增加社区邻里互动频率。其三要提升社区村民参与社区邻里组织的动力。在社区邻里关系日趋利益化的今天，社区邻里组织不排除单纯的公益性和自愿性，但也应在社区活动和村民参与间建立起利益关联机制，通过满足村民利益需求来增强村民社区邻里组织参与的动力。
　　5.5 促进村民市民化转型
　　村民市民化不仅仅是职业上的非农化和户籍身份的农转非，还应是村民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市民化转型。村民通过参与社区活动、参与社区选举等形式渐进融入城市社区生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社区意识和公共意识。村民市民化本质上是城市融入的过程，社区作为村民生活的一个重要性载体，在村民的城市融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承担着相应的工作。一要鼓励村民平等的社区参与。村民社区参与可采用多种形式，如可以在社区居委会下设置村民社区参与专门委员会，加强引导村民参与社区活动和社区选举。二要提供基本的社区服务。社区可以整合资本，为村民提供多种形式的社区服务，如建立以村民为对象的社区融入心理疏导机构并为其提供服务;建立流动书屋或活动俱乐部等，为村民融入城市过程中提供人文精神支持。三要发展健康的邻里关系或社区关系。村民在市民化转型过程中会与市民进行交往活动，社区要进行平等、团结和包容等价值观的引导，为村民与市民建立健康关系提供良好前提，也为村民市民化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四要创新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村民的市民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社区管理工作的互动中形成市民化社区意识和公共意识的。社区应该从满足村民需求和解决其困难入手，对其进行服务和疏导，同时给予村民一定的自治权以参与社区事务，调动村民社区参与积极性，增强其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村民也会在此过程中增强其市民身份认同，形成市民化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5.6 搭建有效的沟通平台
　　随着科技信息社会的发展，村民邻里交往方式也逐步从线下交往转变为线上交往，而且线下交往范围呈缩小趋势。所以社区除了在线下提供社区活动，还应搭建网上社区，创新新型邻里关系沟通平台。在城市化的背景下，“村转居”社区村民也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需求满足，网上邻里交往具有灵活方便、时间短、交往成本低等特点，搭建有效的网上沟通平台可以满足村民邻里交往的需求。同时村民的网上交流互动有可能转向线下活动，改变邻里关系表面化和陌生化的困境，加深社区社会信任关系，利于构建“村转居”社区新型邻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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