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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要素结构变化及其对种植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影响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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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农业要素禀赋变化、技术进步的要素使用偏向和农业增长路径选择,以及要素禀赋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等3方面,对农业要素结构变化及其对种植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影响进行综述,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要素;结构变化;种植业;结构调整
  文章编号:1004-7026(2019)12-0007-03         中国图书分类号:F326.1         文献标志码:A
   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及其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要素之间相对禀赋和积累状态,对农业技术进步方向和种植业生产结构调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别从农业要素禀赋变化、技术进步的要素使用偏向和农业增长路径选择,以及要素禀赋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这3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为后续农业要素结构变化对种植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分析框架以及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
  1  农业要素禀赋变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业市场化进程的日益加快,要素之间相对稀缺程度变化较大。吴丽丽等(2015)认为,从我国初始资源禀赋来看,耕地资源相对稀缺,农业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胡瑞法等(2001)[1]认为,走以生物化学技术为代表的“土地节约型”农业技术进步道路,成为当时并在以后较长时期内的主导方向。林毅夫(2006)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绿色革命”就是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典范。蔡    (2010)[2]认为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地和农业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加快,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农村劳动力流动实现了人类和平历史上最大规模迁移现象。随着“刘易斯拐点”的逼近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农业劳动力面临成本快速上升和老龄化的突出问题。OECD-FAO(2013)[3]认为,为了有效缓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强,过去30年中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了7倍之多。纪月清(2010)[4]认为,随着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农户对农业机械的总需求增加;且在农民兼业化程度加深的情况下,农户更倾向于增加市场大中型农机服务需求。
   孔祥智等(2018)[5]认为探究中国农业发展阶段和农业增长,需要以要素禀赋变化为切入点。学界对耕地和农业劳动力变化对农业增长影响探讨的实证文献较多。对资本这一经济增长历史中表现最为活跃的传统经济要素的全面核算相对困难,已有农业增长文献中主要采用农业机械数量指标(Ito等,2013)[6]、中间投入(或物质费用)等作为替代变量。而李谷成等(2014)指出中间投入和物质资本由于类属不同不能互相替代。一部分对资本存量核算的文献,主要采用Fisher理想指数等对机械、建筑等进行加总核算,如Alston等(2010)[7]和Andersen(2011)。以全国为研究范畴进行农业资本核算的文献有Chow(1993)[8]和吴方卫(1999)[9];按区域核算的文献通常采用国民收入核算账户和PIM方法,如徐现祥(2007)[10]和Butzer 等(2010)[11]。
  2  技术进步的要素使用偏向和农业增长路径选择研究
   关于要素禀赋变化和技术变革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Hicks(1932)[12]首次提出了“诱致性发明”概念,新技术变革是被要素价格诱致产生。此后,Kennedy(1964)将其表述变为“诱致性创新”。Yujiro Hayami 及 Vernon W. Ruttan(1970)提出了农业发展的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在自然资源给定条件下技术生成和变化的偏向问题。农业要素禀赋的相对结构和积累状态,是决定技术变革方向和增长路径选择的关键因素。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取决于要素的稀缺程度,也即要素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人们倾向于较多地使用相对丰裕的要素,而较少使用相对稀缺的要素。因此,要素稀缺程度变化导致了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也导致了农业增长路径和模式的不同。该研究考察了日本和美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要素价格和技术变迁的关系。美国和日本不同的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导致农业增长路径的不同,美国农业机械技术进步带来单位劳动力土地拥有面积的增加,日本则依靠生物技术进步带来单位面积产出的增加。两国经验充分证实了要素禀赋不同,导致农业发展模式和增长路径的不同。进一步地,对该农业发展的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有一些代表性的实证研究,如Binswanger(1974)[13]、Hayami and Ruttan(1985)[14]、Lin(1992)[15]、Liu等(2006)[16]和何爱等(2010)[17]等。郑旭媛等(2016)[18]和孔祥智等(2018)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路线符合诱致性变迁理论。
   近年来,技术进步的要素使用偏向成为理论和实證研究焦点。Hicks(1932)第一次指出技术进步可以分为3种:资本节约型、劳动节约型和中性技术进步。Blackorby等(1976)[19]在此基础上定义了扩展的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有偏技术进步的定义由Acemoglu(2002)[20]进一步给出,将有偏技术进步分为要素增强型和要素偏向型。在实证方法选择上,多采用CES生产函数,如Klump等(2000)和陈晓玲等(2015);还有的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如Binswanger(1974)、王班班等(2014)[21]和何小刚等(2015)。
   在对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偏向的研究方面,李谷成等(2014)和吴丽丽等(2015)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呈现出明显的节约劳动的倾向和资本深化迹象。尹朝静等(2014)基于VES生产函数,对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在农业增长中的作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呈现上升趋势,且东部地区要高于其他地区。魏金义等(2015)通过构建要素禀赋结构指数对农业要素禀赋结构演变进行研究,证实要素禀赋结构也呈现出局部的时空异质性,部分地区差异呈现扩大趋势。   3  要素禀赋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
   从要素禀赋视角考察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面的文献来看,Acemoglu等(2008)[22]通过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两部门增长模型研究行业结构变化。借鉴该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还有Autor D(2009)[23]、徐朝阳(2010)[24]等。林毅夫等(2003)[25]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是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内生的结果。基于该理论,Jiandong Ju等(2015)[26]通过模型刻画了无数细分行业持续动态的结构变化,用来分析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分散水平上每一个行业完整生命周期的动态变化,验证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要素禀赋结构的内生变化决定不同产业的兴盛与衰亡,由此表现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王林辉等(2018)[27]构建两部门模型演绎有偏型技术进步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双重效应:一是产业内技术进步偏向性会非对称地影响要素边际产出,改变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二是产业间技术进步方向变化,会诱致要素跨部门流動和重新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变迁。Alvarez等(2018)[28]利用1960—2005年美国产业数据,对其构建的生产率对产业结构和劳动收入影响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发现产业间生产率的差异会引起产业结构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而产业间要素替代弹性不同也是影响产业结构变迁和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主要因素。
   技术的诱致性变迁和要素替代的实现,及其引致的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布局变动还受到要素替代难易程度的影响。应瑞瑶和郑旭媛(2013)[29]的研究揭示了江、浙两省经济发展水平相似,且具有相似的劳动力转移背景,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粮食作物生产面积演变上具有相异特征的背后要素替代影响机制。浙江多丘陵山区的地形特征限制了机械的发展,导致机械对劳动力替代弹性较小,使得浙江粮食生产规模下降。郑旭媛和徐志刚(2016)进一步利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1993—2010年的面板数据和耕地坡度卫星遥感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使农户利用机械替代劳动,但地形条件是决定其替代难易程度的显著因素。吴方卫等(2018)[30]通过对苏州、无锡、嘉兴、湖州4市蚕桑生产这种小品种且劳动密集型农作物的生产规模变动进行考察,发现蚕桑生产以生物化学品为主的资本品投入,无法实现对劳动的有效替代,同时要素替代难度进一步增强了劳动力价格上涨对蚕桑生产的抑制效应,使农户退出蚕桑生产。
  4  结束语
   综合上述文献,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随之变化,我国农业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的要素使用偏向发生相应变化,相关文献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了我国农业增长路径符合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
   同时,已有研究关注到不同产业间生产效率差异以及要素替代弹性的不同,会引发要素的重新配置和推动产业结构变迁。这些研究为进一步分析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对种植业生产结构调整的作用机理和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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