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视域下历史学双栖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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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经过30多年的互联网技术发展和数据库的开发应用，大数据给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渠道、路径和手段，人们已经真切地意识到学术研究借助大数据、互联网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对于历史学而言，史料是构成历史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和素材，史料越多，历史话语权也就更加凸显和强烈，而在大数据时代，历史学在享受着交互、开放的互联网环境和数据库的技术便利的同时，也在遭受技术和平台带来的冲击。一方面史学研究更加便捷、快速，另一方面技术的便利也增加了更多学术研究上的困难，让史學研究者无所适从。本文针对大数据的时代特点，分析了历史学研究中独立思考、价值判断的重要性，以及历史学研究应当如何回归初心，重现历史学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交融的光芒。
　　关键词：大数据;历史学;社会科学;人文属性
　　d0i：10.1608 3/j.cnki.16 71-15 80.2019.08.038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9）08-0161-04
　　一、大数据时代历史学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历史的学术研究是以史料为基础的，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比较随意，尽管司马迁的《史记》是以作者本人所搜集的海量的史记资料为基础撰写的，可谓“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但是资料搜集的过程、来源，除了创作者本人之外无人了解，因而尽管有充足的资料积累，传统的历史研究仍旧具有较大随意性、不可考性[1]。如，霸王别姬，虽具有强烈而厚重的历史悲剧性，但是后人无法考证虞姬是否真实存在，因而难以证明该故事的真伪。同样在欧洲中世纪，修道院修士们撰写的西方历史一部分是他们亲身经历，也有一部分是道听途说，添枝加叶。步人19世纪后期，历史学开始走向科学化，史料考证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引起重视，史学研究中史料的搜集、辨析和查证，开创了较为严谨的研究历史的方式。数据库在多个领域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因此出现了人文社会学科和大数据结合的潮流。历史学领域，大数据也如影随形，渐成云涌之势。大数据之前，历史学研究尽管有较多争议和观点，但是对史料的重视却是历史必然，可以说史料的丰富程度决定了史学研究的基础是否牢固，历史研究更多的是依托史料、材料、资源而发展的。从这个层面而言，大数据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和空间，尤其是大数据的海量数据存储，拓展了史料信息的库存量，快速检索的功能又促使人们可以借助数据库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多的历史史料，因而呈现出信息爆炸的局面[2]。
　　但是除了机遇，大数据给历史学研究带来更多的挑战，数据库打破了传统史料和史学研究的平衡状态，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问题：面对海量的知识、信息，人们如何确定其中有用的，符合自己要求的部分，而剔除无用的、错误的，不符合自己需求的部分。
　　一方面信息太多了，弥补了传统历史研究史料搜集困难的局限性，由于信息量过多也给史学研究带来更多的困扰。大数据时代重建史料和史学研究的平衡，则需要我们同归到历史学研究的本质，去探索史学研究的根本——人文属性、社会科学属性的辩证统一。
　　二、大数据时代带来的社会科学化发展趋势
　　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必然要面临社会科学化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领地之争。尤其是互联网高度发达、数据库创建的大数据背景，去中心化特征明显，神圣遭到消解，知识廉价成为时代发展新态势，数据库为人们提供了难以用具体数字描述的海量史料，历史学家眼花缭乱，在信息爆炸中手忙脚乱，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学家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对史料的判断分析能力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史学研究就进一步地同归本质，重新闪烁着人文科学的光芒[3]。
　　大数据是计算机、互联网和新媒体带来的划时代的系统工程，大数据时代几乎没有人可以摆脱信息爆炸的影响，大数据的技术特征和理念思维更是给人们带来文化、生活上的改变。大数据时代预示着海量、多元、精确和快速等多个特征并存，海量的资源、信息和素材云涌般出现，历史学家借助数据库，通过精确检索、快速搜寻的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取上下几千年来几乎所有的历史线装书、印刷品上的所有信息，不是几百本、几千本、几万本，而是几乎难以计数的海量历史资料。在数据信息和史料纷至沓来的同时，历史学家需要面对和解决更多的问题。如，人们借助谷歌、百度就能了解全部的历史了吗？历史史料就真的等同于真正的历史？过于注重数据、计算和技术的历史学科还是传统的历史学吗？
　　可以说大数据时代，历史学家必然要对以上的问题进行重新探索并给出答案。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史料是构成历史研究的基础，数据信息虽然是构成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代表全部，历史研究的对象和过程必然要存在清晰的脉络和模块，而过度的海量数据信息有可能让历史学科研究过于追求细致，而忽略了本真[4]。
　　当前关于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有多种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为大数据革命说，强调信息技术对传统历史学的颠覆性革命，强调数据库作用下的史学新形态。该观点认为历史学科将会在大数据技术和理念的推动下朝向计量学的方向发展，信息化的史学研究成为必然，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数字史学将是未来历史发展的主要方向。
　　另一种为大数据常规说，肯定了信息技术对史学发展的推动和改革作用，但是认为信息技术无法达到颠覆性革命的作用，而是会和传统的史学研究相结合，形成一种兼具技术性、人文性的史学发展形态。该观点认为数据库为代表的电子史料资源并不会改变史学研究的本质，仅仅是提供史料基础，而历史学家的判断力、思考、讨论、分析和探索仍旧是史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在该观点的推动下，历史学家也在强调和呼吁正确地认识大数据，做到史学研究的“道器”并重，避免史学研究为器所累。
　　最后一种则是大数据警惕说，该种说法对于史学研究中过于倾向大数据技术和理念的发展趋势感到担忧和困扰，时刻提醒史学家大数据的缺陷和不足，并将当前史学成就和信息技术、学术技术的进步剥离开来。持有该观点的学者对史料性数据库持怀疑和反思态度，强调数据库在设计和使用方面的陷阱，容易导致史学家改变白身的学术态度、政治态度和历史观，并强调史料型数据库在设计和使用中的缺陷，因为其精准搜索和自动筛选、分析整合的功能，会导致史学家的学术能力、史学素养遭到削弱[5]。 　　根据以上三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史学家对于大数据理念和技术的到来是存在一定的分歧的，并非所有的史学家都毫无顾忌地投人大数据技术的怀抱，部分史学家已经感受和着手研究海量、便捷、快速、精准等多项特征并存的大数据对史学研究的挑战和解构。当然史学家生活在大数据时代，无法完全规避大数据的技术优势，因此又同到我们提到的核心话题——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如何做到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属性相融合。
　　三、大数据时代，史学发展的两面性——科学和人文的融合
　　无论是对大数据理念和技术的单方面推崇还是质疑，都是有失偏颇的观点。大数据技术发展是必然，对史学发展造成巨大冲击，带来巨大机遇也是必然，因此在关于史学未来发展的问题上，当人们无法找到统一而光明的路径时，不妨同过头，重新审视史学发展的人文属性和社会科学属性。
　　历史学是以人文学科属性为基础的，在大数据时代，当史学家面对海量、爆炸的数据信息，对史学研究感到困惑，面对高度发达的技术无所适从时，可以以科学性和人文性对历史学进行重新解读。
　　首先，就科学性而言，主要体现在数据、信息、数字和史料等方面，这些物证是客观的，必然的，史学家通过搜集史料，从中发现问题，诠释历史真相，整理历史规律总结历史教训等。胡适曾经提到过史学研究中，证据多少决定史学话语权。即，当史学家搜集到一份证据，那么只能就这一份证据发表看法和观点，不能突破这一份证据进行臆想、揣测和人为补充[6]。可以说客观正是史学发展科学属性的核心体现，精准是史学发展科学属性的實然表征。否则历史学就不能称之为历史学科。在科学、客观和精准的标准要求下，史学发展并不考虑现实的需求，而主要强调和讲究学问的真实。即便是没用的史学学问，同样有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性。科学属性决定了史学研究的基础是客观依据和事实真相。
　　大数据时代，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互联网、移动通讯技术构造了数据库资源，尤其是史料数据库的存在为史学发展的科学属性提供了物质保障，强调客观、真实的科学性是未来史学发展的必然方向。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史学发展毕竟不同于经济学、社会学和计算机学等纯粹的社会科学和白然科学，史学所强调的真实并不是绝对的真实，史料的客观也非绝对的客观，而是相对的。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也必然会朝着精准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用于自然学科的“求是学术”也会应用到历史学中，大型史料数据库的建设，全文检索的功能让史学研究中的精准性研究得以兑现[7]。精准型史学研究将会得到大力发展，甚至走向高峰，以数字、数据为基准的史学研究成为必然，甚至成为一种新兴的发展潮流。史学家利用数据库资源，运用大量数据、数字和史料，对传统定性历史研究进行重新解读，通过定量分析数据的方式得出更加精准的客观科学的结论，甚至产生和传统历史观点截然相反的论点。如果说传统的历史学术研究更多是偏向解释型，那么史学的科学性将推动史学朝向求是型学术进行转变。
　　其次，人文属性的同归必然。诚如大数据警惕说所言，大数据理念和技术在设计和应用过程中必然会对传统史学发展造成冲击和挑战，甚至解构史学研究中史学家的自主判断、学术态度和史学素养。但是我们也不必像大数据警惕说那样，对大数据抱着恐惧和躲避的心态，一方面要认识到时代发展之必然性，即，大数据的到来是无可避免的，对历史学科的影响和改变也是无可规避的。另一方面更要看到作为以人文属性为根基的历史学科，其人文光芒并不会随着大数据的到来而湮灭，相反，当历史学家面对海量的、爆炸的数据信息、历史史料手足无措，无所适从时，经历过迷茫期和反思期，必然会同归到历史学科的人文本质上，历史学科研究在重“器”的过程中必然也会意识到“道”的作用和价值[8]。
　　在东西方学术界，历史的学科分类本身就存在分歧，有的将其归类为人文学科，有的将其归类为社会学科，这一点已经证实了历史学科的双柄属性，同时横跨人文和社会科学两种属性。但是诚如司马迁的春秋笔法，即便是讲究史料搜集的《史记》也存在太史公本人的主观看法和私人情感投入。这一点也是在告诉我们，历史学科的科学、客观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即便在大数据时代，历史学科会朝着科学化、精准化的方向发展，其中的人文属性也不会磨灭。相反，越是技术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发展到极致，往往越是会同归到人文属性的怀抱中。
　　如果有史学家在大数据背景下，被海量的史料、数据迷晕了双眼，尤其是通过史料型数据库发现可以搜集的史料数不胜数，源源不断，而他想尽量搜集到更多的史料，获取更多的数据、数字，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客观、科学和真实，那么他永远无法完成一项历史学科研究，永远无法兑现研究成果。所以说到底，无论大数据技术多么发达，无论史料搜集得多么全面，史学研究必然存在遗憾，而其中的遗憾则是史学人文性存在的空间，也是史学“解释型”学术存在的必然。
　　由于大数据技术所提供的史料是无穷无尽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依靠史料做到极致的客观和真实，那么客观的历史这一观点也就不存在，主观性、人文性是历史无法抹灭的特征。退一步说，就算我们假设大数据时代能给历史学家提供他所需的所有史料，而历史学家在选择史料的最初就带有主观性质，即，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史料已经表明了他的主观立场，所以绝对的客观、精准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历史观念中强调的万世开太平、存心仁厚、以史为鉴、君子立论正是指导大数据时代史学发展的人文情怀，人文情怀让走向极端的大数据史学有了退路，同时也给大数据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大数据史学不再等同于冰冷冷的白然科学，而是赋予史学家本人的主观看法、思想情感，让史学因为一定的主观性而彰显人文温度。
　　四、大数据背景下的历史学——诗意和真理的结合
　　史料外在于人，等同于数字、工具，是客观存在的，更是可以获取的，而史学的艺术创造力是人文素养，是史学家的史学素养、学术态度和史学观点，是史学家将史料内化于心之后的理解和吸收，是将史料中的核心要素进行提取之后升华的基于个人知识结构、认知视野的人文关怀，包括历史胸怀和心灵情怀，简单而言之，历史的人文属性是史学家的人文信仰。具有人文情怀的史学家必然要在其学术研究中融人自己身上的人文情怀和历史胸怀，所以大数据背景下的历史学双柄性，强调的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结合，是真实和诗意的结合[9]。 　　古今中外，历史学学术之路筚路蓝缕，历史学家以自身的历史素养、品味和人格获得世人尊重，中国传统历史学研究中，汉学强调客观，重视历史考据的作用，宋学强调主观意愿和看法，强调义理和冥想的结合，两者的纷争和当前大数据背景下历史学的发展分歧不谋而合，而将两者的结合才是历史学的必然发展路径，更是历史学两面性的有机融合。
　　在大数据背景下，历史学之所以发展成为历史学，历史学向前发展以及追根溯源，同归本质的最佳境界，做到科学和人文齐飞、精准和主观融合、真理和诗意并存，才是历史学在大数据纷乱、繁杂的信息爆炸背景下能够淡定从容的必然之路。
　　历史学的双柄属性并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也不是历史学家的个人选择，而是历史学科的本质决定的，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选择历史专业并进行学术研究则无法同避工具性、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当然历史学家可以根据个人的立场、看法和素养在科学性和人文性上做出倚重、倾斜，表达自己的主观诉求，但从本质上而言，历史学家的研究必然是对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皈依。
　　总之，大数据时代技术和理念上的双重特征是大数据提供海量数据存储以及精准快捷的检索功能，史料型数据库成为推动当前史学界发展，推动历史研究更加科学化、标准化和客观化的重要因素。大数据时代离不开数据库，但大数据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数据库，历史学科研究更不能等同于从数据库中提取的史料、数字，历史学术研究无法完全用数据表现。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当前的历史学界发展而言是一场革命，大数据之大将人类思维从传统的限制性因果关系中解脱出来，数据库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海量的史料资源，也让历史学家遭遇如何突破无限数据的难题。所以为获得历史学在大数据时代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对海量数据资源进行有效取舍，从无法估量的过于丰富的史料中有选择地提取有用、想用的部分。同时大数据时代精准历史研究和微型历史研究持续深入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一旦历史学家陷入到无限的史料海洋中无法脱困，那么就会失去从整体上描述历史的能力，从而导致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陷入零碎化状态，造成对历史学的颠覆和毁灭[10]。所以历史学必然要同归到其古老本质上，实现人类自我认知、群体认同的情感和价值，发挥推动文化、民族和价值观认同的社会功能，因此寻求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数据库和人文价值的统一是大数据时代历史学发展的双柄性质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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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张宝明大数据视野下历史学的双栖性[J]探索与争鸣，2017，（3）：69-74
　　[4]吴根友算法、大数据真能消解人文的意义吗？——《未来简史》读后[J].南海学刊，2018，4（4）：22-30.
　　[5]彭卫.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历史学[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2）：87-88
　　[6]包伟民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J]史学月刊，2018，（9）：5 -12
　　[7]吴玲.大数据时代历史学研究若干趋势[J]北方论丛，2015，（5）：68-70
　　[8]馬建强计算历史学：大数据时代的历史研究[J]学术论坛，2015，38（12）：99-105.
　　[9]许兆昌当记忆成为常态，历史学何去何从[J]史学月刊，2017，（5）：10-14
　　[10]胡优静.历史学数字资源利用的误区及其应对[J].史学月刊，2017，（5）：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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