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即融合：西方“边境区”概念的学术史梳理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曹亚斌

　　【摘 要】作为现代国家关系之下的一个分析概念，“边境区”一词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作为潜在概念的阶段、概念的正式提出、概念的普及与深化这样三个时期。“边境区”一词的出现和普及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关于国界和边疆等问题的研究视野的重要转向：它既是对在这些研究领域中所盛行“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批判和反思，也是对全球化之于国界和边疆所造成的冲击的重要回应，亦是对发生于世界各地的各种跨境互动与合作的理论分析;既意味着对传统空间理念的理论重构，也意味着对于新的权力结构的学术关注。
　　【关键词】边境区;国界;边疆;国家中心主义
　　【作 者】曹亚斌，西北师范大学西北边疆政治与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政治学博士。甘肃兰州，730070。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3-0068-012
　　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析概念，“边境区”特指国界所穿过的区域。[1]201从核心内涵来看，“边境区”这一概念主要包含这样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边境区包括两个以上国家的边缘部分，同时这些部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区域单位，从而不同于仅指代一国领土边缘部分的“边疆”概念;二是边境区的范围包括两个以上国家的边缘领土，从而不同于包含两个以上国家所有领土的“区域”概念，也不同于仅包括一国国内部分地区的“次区域”“微区域”等概念;三是边境区是一个空间概念，它不同于作为行动概念的“跨境”，边境区实质上也拥有属于自己的“边界”，在其“边界”之内的空间上（特别是国界两边）存在着诸种“共性”或“互补性”，从而将其与两国的其它地方区别开来。
　　目前，西方学术界关于边境区问题的研究非常活跃：虽然“边境区”主要是一个政治地理学的分析概念，但如今许多社会科学都基本接受了此概念;关于边境区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也开始大量出现;另外，还有大量针对边境区问题的专门研究机构、研究项目、学术杂志、学术专栏以及国际性学术会议也应运而生。与此不同，国内学界虽然在“边疆研究”“跨境问题研究”“区域主义研究”等领域都曾涉及到与边境区相关的议题，但将“边境区”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而展开的研究则比较缺乏，目前仅有少量研究成果呈现。在笔者看来，国内学界对于边境区研究的相对冷寂主要是对“边境区”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认识不足，从而导致一方面在研究中倾向于将“边境区”与其它相关概念（特别是边疆、跨境、次区域这三个概念）相等同;另一方面，则使得在阅读和介绍西方边境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出现理解的“错位”。因此，本文意在以政治地理学为主线并兼顾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西方学术界“边境区”概念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并试图通过概念史的梳理勾勒出西方边境区研究的宏观轮廓。
　　一、作为潜在概念的“边境区”
　　虽然“边境区”这一概念在西方一直以来都被不同领域的学者所广泛使用，[2]但作为现代国家关系之中的一个概念却是在非常晚近的时期才得以出现，而其被大多数学者所普遍接受则最多不超过30年。事实上，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西方政治地理学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国界”（border，boundary）与“边疆”（border region，border zone，borderlands）等问题。在许多学者的观念中，“边境区”这一概念与现代国家关系之间是不能相容的。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作为现代国家重要組成部分的“国界”的核心功能是“隔离”或“区分”，国界不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分界线，而且还是两个“空间”（Space）或“范畴”（Category）的分界线。[3]37同时，边疆也仅指一国领土中靠近国界的部分，国界另一侧的区域则属于邻国的边疆，这两块区域分别隶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系统”（State System）。[4]例如拉采尔（Ratzel，1897年）便认为，国家是一个生命有机体，而国界线附近的地区（即边疆）则构成了该有机体的表皮，边疆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国家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保护。[5]9寇松（Curzon，1907年）则认为国界线是国家间的分界点，“边界如同剃须刀的刀锋，涉及当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5]7 。托马斯·霍迪奇（Thomas H. Holdich）进一步指出，“国家边疆的首要与核心功能是确保国家间的和平与善意，消除非法的扩张和侵入，而这只能通过给国家的政治空间设立一个清晰的界限来实现”[6]38。伊斯特（East，1937年）也认为：“各国普遍通过边疆加强本国与邻国间的相互区隔，而非促进与邻国之间的联系。”[5]32
　　在这种认知之下，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研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国界类型、定界标准、国界争端的原因及应对、边疆安全战略、边疆地区的发展等问题。[5]8-14作为一个完整空间概念的边境区是不存在的，而被地缘政治学者所经常使用的“缓冲区”（Buffer Zones）概念实质上也只是两个或多个边疆的集合（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被视为“加粗”的国界），其并不具有空间范畴上的完整性。
　　应当指出的是，当时学者们对边境区概念的普遍拒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随着现代国家制度的全球性传播，特别是二十世纪初期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和民族主义政治理念的盛行，使得作为“集装箱”（Political Container）概念的国家也被当时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就像后来安东尼·吉登斯所总结的：“民族—国家存在于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7]147“民族—国家是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是现代时代最为杰出的权力集装器。”[7]145在集装箱视角下，国家的政治边界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边界是完全重合的，国界既是划分不同国家政治权力范围的标识，也是划分不同经济社会文化范围的标识。国界两边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样态被认为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边境区在现代国家关系之中不可能存在。换句话说，边境区只存在于现代国家关系形成之前，随着国界的划定，边境区便随之消失。而在现代国家关系形成之后再使用边境区这一概念，就会有渗透、扩张、霸权等嫌疑。[2] 　　正如在任何时期一样，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之外，往往还存在着诸多替代范式;在时代的“高音”之下还有各种各样的“低音”。[8]当大多数学者坚持这种“分割性”思维的时候，也有少数一些学者则倾向于用“连接性”“地方性”的思维考虑国界和边疆问题。正是在这种思维之下，“边境区”这一概念在他们各自的论述中变得隐约可见。
　　最早对现代国家关系之中的边境区概念有所觉察的学者当属莱昂内尔·赖德（Lionel W·Lyde）。作为早期国界研究中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赖德倾向于用一种“连接性的方法”（Associative Approach）研究国界。在他看来，国界非但不是分割线反而是“沟通线”，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国界附近相遇，并和平地进行交流与互动。国界的真正本质是增加交流、防止对抗。因此，一方面国家不应加固国界阻碍跨界互动;另一方面，在定界时应将国界划在那些人们能够经常相遇的地方，从而使国界的“融化效应”（assimilative effect）得到最大程度发挥。[9]2-3尽管赖德的主要关注点是作为线条的国界，但对国界沟通属性的强调使得边境区这一概念在其理论中是能够成立的。他所讲的相邻国家民众和平地进行跨界互动的“相遇之处”（Meeting Places）实质上就是对于边境区这一概念的笼统表达。
　　理查德·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则是另一位对于“边境区”概念有所关注的学者。在其1936年撰写的一篇关于国界分类的论文中，哈特向运用文化景观学的方法研究了国界在其建立时与其周边的文化景观之间的关系。在该文中，他将国界划分为三种：先成国界、后成国界以及外加国界。先成国界指那些在许多文化景观的特征没有出现之前划定的国界;先成国界先于所有的居住地，其周边区域直到人类到达并划定国界之前都是一块处女地。后成国界指那些与周边大的以及小的文化景观的划分相一致的国界;如果不能够一致，那么这一国界就应该称为外加国界。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尽管国界的类型不同，但所有的国界都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在于它所具有的惯性。也就是说，无论在国界设立过程中具体的环境是怎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国界都会深刻地影响附近区域，并最终嵌入到其周边的文化结构之中。[10]很显然，这里所讲的文化结构其实就是边境区内的文化样态。
　　如果说赖德是从国界的角度最早涉足了“边境区”概念的话，那么德国政治地理学者奥古斯特·廖什（August L?sch，1940年）则是最早从区域角度注意到了“边境区”概念的学者。他所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探讨经济区域和政治区域之间的关系。通过比较这两种区域各自的边界位置，勒施提出尽管这两种区域的边界在很多情况下是重合的，但国界与经济边界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尽相同。在此基础上他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随着国界的确立或国界位置的变化，国界周围的区域在经济上会出现败落，进而使得生活在这一区域内的人们必须要改变已有的经济活动方式;国界周围的区域内人口越多，这种状况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他还认为国界对于周边区域的经济社会状况具有很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以国界为中心同时向两边进行辐射，并且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递减。可以看到，尽管勒施也没有明确提出“边境区”这一概念，但其所采取的地方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及将国界看作一个“自变量”的设定都使得他所研究的其实就是边境区内的经济问题。[11]循着勒施的研究思路，简·布鲁克（Jan O.M. Broek）在1941年所发表的《“自然边疆”的问题》（The Problem of “Natural Frontiers”）一文中进一步提出，需要将国界与其他类型的边界区分开来。但与勒施有所不同的是，布鲁克认为國界与其他类型边界不重合的现象并不鲜见，在现实中其他类型边界与国界之间往往呈一种纵横交错的状况。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国界周围的区域并不是两块相互分离的区域，反而是一块空间性分布着不同类型现象的真正的混杂区。[11]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上述几位学者各自从不同的研究路径涉足了边境区问题，但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边境区”这一概念，关于边境区问题的讨论只是他们所研究的核心问题的一个“衍生品”。另外从时间上来看，这些涉足边境区问题的研究大致出现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二战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边境区问题并没有受到政治地理学者的多少关注。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受东西方对抗的加剧、世界各地国界争端的显著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加之社会科学界“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盛行，国界研究和边疆研究都开始出现沉寂，更毋论边境区问题了。当时，许多研究国界和边疆的学者都转变了研究方向，开始关注中央政府对国内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过程所造成的影响等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对于“国家”现象的研究才是政治地理学的中心议题，而国界、边疆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则被认为与此核心议题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国界仅仅被认为是区分一国和邻国现代化进程的界限，它并不会对该进程造成任何实质性影响;而边疆也只是一国国内的欠发达地区，边疆的未来发展只能是通过现代化以使其完全融入到国家的统一经济体系之中。[12]8-9
　　然而就在此时，人类学界的一些学者却开始注意到边境区问题。由于人类学对于地方性问题的历来重视，从而使其与“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之间存在抵牾。这种状况导致当面对一些跨境现象时他们往往表现得更为敏感。例如保罗·波安南（Paul Bohannan）等人在1967年所出版的著作中就较早的注意到了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之间的不一致现象，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对于跨越国界的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s）进行了相关分析。[13]而弗雷德里克·巴斯则在1969年所出版的《族群与边界》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族群边界论”。他在该书中提出，族群之间的边界并不能阻止彼此的互动，人们既会为了特定利益而去跨越边界，也会保持一种经常性的跨界关系。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跨界活动非但不会削弱边界的坚固性和稳定性，反倒是边界得以显示其存在的证明。“尽管可能存在象征性被称为穿越边界的人员‘渗透’因素，边界还是可以维持。”[14]12-13而从空间层面来看，族群之间所开展的跨界互动主要发生于特定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其他族群成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接合的部分提供了可被开发的区域，而从任何群体成员的观点来看，其他群体的其他活动领域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己无关”[14]10。当然，由于时代主题所限，当时的人类学家也并没有明确提出“边境区”这一概念。例如巴斯所讲的边界就与国界之间存在区别，它可以指国界，但主要指社会性边界。在人类学界，自觉运用巴斯的理论去分析国界周围的边境区问题的研究成果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出现。[15] 　　二、“边境区”概念的形成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西方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凸显、区域合作浪潮的初兴，加之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共体等国际组织对于西方国家边疆地区发展的重视和投资，国界研究和社会科学意义上的边疆研究开始复苏。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一方面“国家中心主义”理念出现松动，超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等概念进入到主流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同时，跨界交流与合作问题也开始受到持续关注。另一方面，国界的能动属性受到重视，一些学者开始接受了具有“人造性”“建构性”等特征的国界定义，特别是开始关注国界怎样影响生活于其周边地区人们的政治观念、经济关系以及生活样态等方面的问题。[16]
　　正是在此背景下，作为功能空间（Functional Space）或社会文化空间（Social Space or Cultural Space）的“边境区”概念得以正式出现。而在词语的使用上，为了与既有的“边疆”概念相区别，一些学者通过在“Frontier”一词之后添加“Zone”“Regions”等修饰词来指称现代国家关系中的“边境区”;另一些学者则通过在“边疆”（border region， border zone， borderlands）之前添加“trans-”“cross-”等前缀来指代“边境区”;还有一些学者则通过使用全新的词汇（例如extended community，extended kinship[17]）来进行表达。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学者们对于“边境区”概念的理解主要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将边境区与“落后”“不发展”等价值性判断联系起来，认为由于国界的阻隔，距离中心地区较远，以及经常且被动性地受国家间关系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边境区的发展往往落后于其他地区;二是主要关注国界对于边境区内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集中探讨经济合作与政治制度（特别是国界）之间的关系;三是强调不同边境区未来发展方向的一致性。当时几乎所有学者都以北美和西欧边境区的发展为理想形态，特别是通过强调国界对于边境区发展的阻隔效应，进而提出所有边境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必将是消除国界，实现边境区内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的一体化。
　　例如，雷内·冈达姆（Rene Gendarme）就将边境区看作是一个发展不充分、容易出现极化效应的地方。就发展不充分来说，由于国界所造成的关税壁垒使得边境区内互补性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较之两边国家的中心区呈现一种发展不充分的样态。例如，边境区内交通线的布局往往是竞争性而不是一体性的;较之于两边国家的其它区域，边境区内的劳动力结构也呈现一种扭曲的样态。而就极化效应来说，一方面，由于边境区内国界两边区域在地理上的临近性，如果那些制定一系列促进生产要素跨界流动的政策，就会使得边境区较之于两国的其它区域实现更为快速、更为和谐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政策使用不当，“这种临近性也会在边境区内造成经济社会层面更大的不平等”[18]。
　　比较政治学家亨利·特勒和克里斯托弗·奥特洛斯基（Henry Teune and Krzysztof Ostrowski）从系统的角度对边境区进行研究。他们所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国界两侧的“边疆区域子系统”如何通过互动实现子系统的融合，最终导致“边境区系统”的出现。他们认为，边疆系统的开放性和国界的“回馈效应”是研究的关键。边疆系统的开放性与国界的任意性程度、跨界交易成本（时间成本、距离成本以及信息成本）之间呈反比关系;而与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之间呈正比关系。边疆系统的开放对于边境系统的形成主要通过三个阶段来实现：第一阶段，开放的主要功能是拆解边疆系统的完整性;第二阶段，通过开放两个边疆系统间通过不平衡的互动较为弱小的系统被吸收进较强的系统之中;第三阶段，通过进一步的开放在边境区内形成了一系列通行规则。国界所发挥的“回馈效应”主要是由国界的阻隔性程度、跨界交易成本、跨界社会功能变形等方式实现的：一方面回馈效应对边疆系统的拆解提供“熵”;另一方面，回馈效应则为边境系统的维持增加“负熵”。最终，“边境区系统”是否形成便可以通过衡量边境区内社会空间组织的平衡性来考察，边境系统的出现意味着区域内社会空间组织达到了一种平衡。[19]
　　牛津大學的政治地理学家约翰·豪斯（John W. House）应该是最早对“边境区”概念进行综合分析的学者。他在《边境区：决策者面临的一个概念性问题》一文中提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讲，“边境区”概念都是成立的。由于国界对于跨境互动的阻隔，加之边境区又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从而使得边境区往往处于一种“双重边缘化”的境况。就边境区的核心特征来说，一方面边境区是政治不满的集中地，孤立感和被剥夺感在此处盛行;另一方面，边境区的存在又为跨界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基础。对于边境区内的合作问题，他提出边境区合作是由地理环境、区域内民众合作意愿、边境区对于两边中央政府的态度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在诸多因素中，边境区内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状况具有决定性影响。一般情况是，国界两侧经济社会状况的同质性程度与边境区合作之间呈反比关系，而多样性则会促进和夯实各种由中央政府所推动的跨境合作工程。[20]沿着豪斯的思路，克劳德·拉斐斯廷（Claude Raffestin）进一步从国界效应的层面研究了边境区。他认为，国界主要有直接、间接以及诱导性效应，这些效应的集合使得边境区得以出现。直接效应主要指由于国界的存在而对于周边区域所造成的影响，例如由于国界的存在从而使得边防设施、边防人员等得以出现，这些事物的出现直接会对周边区域的景观造成深刻影响。间接效应主要指由于国界所具有的划分功能，从而使得边境区分别被划分到两个不同的政治体系之中，进而两国中央政府所做出的不同决策就会对边境区所造成的交互性影响。而诱导效应则源自于国界对于经济机会和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即由于国界的存在，使得边境区内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经济互动模式和社会景观。[21] 　　政治社会学家雷蒙多·斯特拉索多（Raimondo Strassoldo）以欧洲国家内部边境区为蓝本探讨了边境区的特征问题。他认为边境区是随着民族国家权力的“去中心化”而出现的一个“社会政治组织”（socio-political organisation）。边境区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通过边境区内的合作能够促进参与式民主和多元民主的发展;能够消除国家间的疑虑和愤恨;能够利用经济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边境区的出现还有可能造成新的问题。例如由于区域主义的失败造成民主与效率、自主与计划、文化特殊性的保护与平等福利之间的失衡;由于跨境交流的程式化导致不同群体间的冷漠;由于经济困境和资源稀缺导致跨界竞争和冲突的升级;由于族群竞争导致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由于区域性组织角色定位不准导致边境区发展的被边缘化。[22]政治地理学家马尔科姆·安德森（Malcolm Anderson）则认为，边境区是属于“区域”概念之下的一个子概念，它是指靠近国界的一块区域，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受到国界因素的强烈影响。边境区概念与国界的阻隔功能（而不是分割功能）以及新领土观紧密相连。目前，边境区（特别是欧洲的边境区）所面临的特殊政治困境主要有国界争端、跨国界的颠覆活动、被边缘化、跨国界的交互渗透和影响。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族群与文化认同、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差异程度是决定边境区政治样态的三个决定性因素。[23]
　　人类学家埃尔温·斯托达德（Ellwyn Stoddard）则通过对美墨边境区的研究，提出了边境系统（Frontier Systems）这一概念。他认为尽管国界已经划定，但边境系统依然会存在。由于边境系统运行的跨界性，从而使得国家往往将其作为非法现象来看待。尽管在国家系统的强大作用下跨境互动会受到极大的阻滞，但在这种状况下边境系统依然会坚持存在。例如在美墨边境，边境系统的力量一直以来都十分强大，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由诸多制度所构成的边界文化（border culture），一个单独的功能空间。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在未来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边境区所发挥的作用，那些试图通过加固国界来消除边境区的做法不可取，政治家需要做的是通过对话与协调实现国家系统与边境区系统的良性互动。[24]
　　三、“边境区”概念的深化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国界的“渗漏性”特征变得更加明显。与此同时，由于冷战的终结，国际局势总体趋于缓和，东西方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开始迅速增加。另外，区域一体化浪潮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加速，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南锥共同市场、非盟等区域性组织的行动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在这种状况下，如何对于国界进行有效管控，如何开展高效的跨境合作，如何处理好地方、国家、区域以及全球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已成为摆在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面前的共同任务。
　　上述变化对于边境区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边境区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性的现实问题。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国家中心主义”和“集装箱”理念受到系统反思，“建构主义”等后现代研究方法也开始兴起，这种方法论的转向对于边境区研究起到了进一步的加速作用。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开始普遍接受“边境区”这一概念，“边境区”不再是少数几个学科的部分学者所使用的词汇，几乎在所有社会科学领域都有学者使用“边境区”概念，研究的内容也涉及边境区内的政治合作/冲突、移民、走私、经贸互动、文化认同、水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等诸多方面。与此同时，“边境区”概念的内涵开始进一步深化，边境区不仅作为“功能空间”或“社会文化空间”被学者们普遍接受，甚至还有一些学者在“政治空间”（Political Space）意义上使用此概念。另外，“边境区”概念还被嵌入到国家、民族、主权、公民、区域、全球化等概念之中，成为分析和研究这些问题的一种理论视角。
　　而从词语的使用情况来看：一方面由于更多的学者倾向于用一种较为中立的视角去分析和研究边境区问题，从而使得“Frontier Zone”“Frontier Regions”等具有价值倾向的词汇逐渐被弃置。另一方面，先前用来指代“边疆”的“border region”“borderlands”“border zone”等词的内涵开始扩大，并被许多学者直接用来指称“边境区”。当然，“cross-border regions”“trans-border zone”“trans-borderlands”等既有词汇也被一些学者所青睞。[25]127
　　总体来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这近三十年时间里，西方学术界关于“边境区”问题的宏观研究主要集中在边境区的本质、边境区的类型、边境区研究方法这样三个方面。
　　1. 边境区的本质。边境区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它与其它空间单位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边境区的出现对于各种行为体（特别是主权国家）又会造成何种影响？这些问题构成了边境区研究的核心，在许多学者看来，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着边境区研究的整体走向，甚至还会对其它问题（例如国家构建、区域治理、全球化等）的研究造成重大影响。
　　托马斯·威尔逊和黑斯廷斯·唐南（Thomas Wilson and Hastings Donnan）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边境区的本质。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社会文化层面研究边境区问题学者的一些共识。他们认为国界并不仅仅是一个由诸种政治和社会实践所建构出来的“被动性”政治存在，它对于紧邻国界的社会群体还具有极强的“型塑”功能。边境区便是由国界所建构出来的社会性空间，它是边境区民众对国界的反应基础上而生发出来的。从本质上来说，边境区是一块宽度不断变化的社会区域，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处在一种可辨识的特殊关系结构之中;同时，他们又与各自国家的民众和制度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与其它社会空间相比，边境区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移民、跨界贸易、走私等在其他地方没有（或较少）出现的问题往往在边境区非常突出，而这些问题还进一步导致了极为特殊的边境区社会文化样态（主要体现为社会文化的“混杂性”）。此外，边境区的出现还意味着社会关系跨越了国家的物理界限（即国界），而这种跨越又使得国家的政治结构及相邻国家之间发生深刻变革。[26]5-6 　　莱西（Raich）从空间的角度对于边境区的本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边境区是一个在历史、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具有共同性的区域单位，其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区域认同和自治体系，这种自治主要体现在其能够较为清晰地表达自身的需求，并能够主动维护自身的利益。[27]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则认为边境区不仅是自发、自然的经济性区域，它还是诸种政策的特定目标。边境区的出现意味着政治空间、地点以及规模上出现特殊形式的创新;意味着生产、服务、劳动以及消费等方面新的空间和地点的形成;意味着新的管理结构、基础设施、规模经济以及劳动市场的出现;意味着由传统等级性政治结构向新的平面性政治结构的转型。在他看来，边境区不仅存在于西欧和北美等少数地区，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大量的边境区，这是因为存在着多种多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能够导致边境区形成的因素。具体来说，边境区可以有九种形成方式，它们分别是：由加固既有经济和政治组织的边界而形成的边境区;由受到国家抑制的历史性经济区的复活而形成的边境区;由中心地区大城市的外溢效应或者由国界两边互补性城镇的发展而形成的边境区;由新形成的功能性经济空间而导致的边境区;由那些意在巩固国家空间的国家政策而导致的边境区;由那些意在解构国家空间的超国家行为体的诸种活动而导致的边境区;由不平衡的发展所导致的边境区;由多民族国家所制定的国家建构计划所导致的边境区;由民族国家的空间性危机、冷战的终结、区域性制度的发展以及新的基础设施和物流方式等因素所导致的边境区。[28]37-42
　　马库斯·帕克曼（Markus Perkmann）被认为是从空间角度探讨边境区问题的代表性学者。他提出，边境区是由整体结构和行为体互动的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一个空间单位，在这一空间内的不同政府行为体开展了各种跨境事务的合作活动。边境区的本质在于其不仅是一个功能空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性区域单位（socio-territorial unit）和制度性空间，此外，边境区还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行动能力。当然，边境区的出现并不代表着国家主权的失效，也不会造成领土分裂。毋宁可以这样说，边境区意味着一种新的治理方式的产生。作为从区域到地方的多層治理结构中的一部分，边境区的出现代表了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深刻影响，国家的政治系统所发生的一次空间性重构。[27]
　　琼·安德森和利亚姆·奥多德（Joan Anderson and Liam O'Dowd）从国界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边境区的本质。他们提出，边境区是一个区域单位，它是由通过利用国界的差别特性而开展的（既包括合法也包括非法）各种跨界投资、劳动力和商品流动、制度规范的构建等活动的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区域性联合。[29]艾伦·亨里克森（Alan K. Henrikson）则认为，边境区的出现不仅代表着国界功能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本质上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样态。通过边境区内的合作，一种新的跨境政治联盟开始出现，进而导致传统国界的功能开始弱化并蜕变为仅仅是代表行政管理的界限。不仅如此，边境区政治的兴盛还会对作为整体的民族国家造成深刻影响，通过“从边缘到中心”的新政治模式，使得民族国家的结构以及国际政治的结构发生深刻转型。更为重要的是，“从边缘到中心”政治模式的源初动力不一定来自于中央政府，而更多地是由边境区内经济和社会因素所催动，或者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生发模式。例如，那些没有被剥夺感和分离倾向的跨境族群，其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认同就有可能成为生成跨境共存意识，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很显然，这种新政治模式在传统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下是不可想象的。[30]同样地，卡伊·吉马鲍尔（Kaj Zimmerbauer）也认为边境区是由国家、次国家以及超国家行为体共同作用的结果，边境区的出现既意味着传统国界功能的变迁，也意味着国家主权的重塑。[31]
　　2. 边境区的类型。随着越来越多的边境区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如何对世界各地纷繁复杂、形式多样的边境区进行分类便显得十分迫切。对于边境区的分类，一直以来都有学者持质疑观点。他们认为，且不说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边境区极为不同，就是在西方发达地区的不同边境区（例如西欧的边境区和北美的边境区）甚至一国的各个边境区（例如美墨边境区和美加边境区）之间也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因此任何试图对于世界各地边境区进行分类的尝试都将是不完善的。[28]5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不满足于这种状况，在他们看来，对于边境区分类不仅可行而且十分必要，边境区研究的科学性首先就体现在超越传统个案式的深度描绘，进而得出类型学意义上的普遍性结论。
　　雷蒙多·斯特拉索多和莫默（Momoh）和应该是较早对于世界各地的边境区进行分类的学者。斯特拉索多（1989年）区分了三种边境区模型：国家建构型边境、共存型边境以及一体型边境;莫默（1989年）则从功能的角度将边境区划分为三类：“零度边境”“最小值边境”和“最大值边境”。在借鉴上述两种分类的基础上，奥斯卡·马丁斯（Oscar Martinez）于1994年提出了被后来学者所广泛引用的“边境类型学”。马丁斯认为，由于边境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从而使其受到跨国主义、国际冲突与缓和、族群冲突与缓和、差异型以及分离性这样五方面特殊因素的共同影响，并最终在边境区内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样态。边境区政治样态的独特性一方面体现在边境区往往存在其他地区不大会出现的政治问题，例如由国界争端、跨界流动的控制、族群冲突、边缘性歧视等造成的诸多政治问题。另一方面，边境区也有着其它地区所不拥有的一些地缘政治优势。例如边境区内的民众会有更多地与不同观念和文化交流的机会，从而为构建更为宽容、民主的政治制度模式提供基础;而存在的大量与邻国经济交流的机会，则能够使边境区内的民众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消费选择。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归纳出了四种边境类型：分离性边境、共存型边境、共生型边境以及一体性边境。这四种边境在跨国界交流的频度、跨国界交流的领域以及跨国界交流的对称性这样三个方面不尽相同，而且相互之间呈一种由低到高的发展态势。[32]1-14 　　朱利安·明吉（Julian V. Minghi）在借鉴景观地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边境区进行了分类。他认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国界的存在会对其周边区域的发展造成深刻影响。因此，不只在国界发生变动的较为短暂的一段时期内国界会对其周边区域造成重大影响，事实上只要国界存在，其就会对边境区的样态产生持续性影响。而边境景观（Border Landscapes）则是指由国界以及与国界紧密相关的诸种国内/国际因素所共同塑造的区域内独特的文化、经济以及政治互动样态;边境景观可以作为观察各国国内以及国家间诸种权力关系变化的晴雨表。明吉指出，可以用国界的开闭程度为标准来对不同边境区的景观进行归类。在国界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边境区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往往呈现一种对称性模式，区域内的整合度也往往较高;而在开放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国界两侧的不对称性状况则更为明显，区域内的对抗和离散程度也很高。当国界完全封闭时，这种不对称性和离散性达到最高：如果两国之间存在军事对抗，并且国界一侧的中央政府试图将自己的边疆变为军事管控区时，那么另一侧的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竭力在自己的边疆地区建造居民定居点和公共设施，意在明确地显示自己在这块冲突区域的政治存在，最终导致边境区内出现极不对称的发展样态。[33]15-30
　　琼·安德森和爱格伯特·维弗（Joan Anderson and Egbert Wever）通过对于西方国家次区域一体化现象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以边境一体化为衡量指标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边境类型：第一种指国界的阻碍效应发挥巨大影响的边境区。在这种边境区内跨界交流与合作的意愿很强，但国界却在阻碍这种合作。第二种指国家中心的经济结构起重要作用的边境区。在这种边境区内国界的阻碍因素基本被消除，但区域内国家中心导向的经济结构阻碍了边境一体化的发展。第三种指社会文化传统发挥重要作用的边境区。在这种边境区内国界的阻碍因素被消除，国界两侧的经济结构也呈一种互补性样态，但长期的社会文化传统却阻碍着边境一体化的形成。[34]而乔西姆·布拉特（Joachim Blatter）则对西欧和北美的边境区进行了对比，并在此基础上将边境区划分为以领土性、观念性为特征的“固定型空间”（Spaces of Place）和以功能性、功利性為特征的“流动型空间”（Spaces of Flows）两种类型[35]。
　　戴维·纽曼（David Newman）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边境区进行了分类。他认为，尽管世界各地的边境区极为多样，但从总体上来看都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既有的文化景观中后加上国界所造成的边境区。这种边境区的特征是国界往往与文化、社会及族群边界不相重合，从而使得边境区内形成了诸种试图对已有国界进行重构的“抗争性力量”。例如在巴尔干半岛、伊朗—土耳其边境区、东西德边境区以及以色列—巴勒斯坦边境区等便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则是国界两侧并没有文化一致性的“两个群体”通过跨界合作而形成的边境区。这种边境区的特征是，通过跨界合作“两个群体”直接而深刻地感受到不同的和文化和认同，进而形成一种混杂性、过渡性的文化空间。例如欧盟国家内部的许多边境区便属于这种类型。在此基础上，他还对边境区的空间范围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一方面边境区的范围并不是固定的，它会随着区域发展状况、经济与社会的跨界互动状况的变化发生伸缩;另一方面，边境区的位置也并不是以国界线为中心向两边对称延展的，它有可能存在于全部位于国界线的一侧，也可能在国界线的一侧范围较大而在另一侧较小。[36]
　　威廉·查特曼（William I. Zartman）则从“中心—边缘”的视角对于边境区进行了分类。他提出，边境区是指位于两个权力中心之间的边缘性定居区（inhabited territories）。边境区得以成立的条件是：一方面存在足够大的政治体，从而使得在该政治体内拥有空间上的中心和边缘之分，同时该边缘部分较之于中心在权力结构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或自治;另一方面，“中心—边缘”关系和“边缘—邻国边缘”关系之间存在“互相抵消”（counterbalanced）的情况。在此基础上，他对于边境区的模式进行了分类。第一种为“黑白模式”（black-and-white model），即在区域内的边界（主要指国界，但也有可能是其它边界）两侧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界定，这两种身份各自与其中心趋于一致同时又彼此冲突。第二种为“灰色模式”（grey model），即在区域内不同的人群完全融合，进而形成了将边界两侧的不同群体和文化特质糅合在一起的“过渡性”人口和文化结构。第三种是介于上述两种模式之间的“中间样态”（intermediate types），而这一样态又可以细分为“缓冲模式”（buffered model）、“斑点模式”（spotty model）以及“层状模式”（layered model）三类。[37]5-8
　　3. 边境区的研究方法。由于边境区研究所具有的跨学科属性，加之世界各地边境区的状况极其多样，同时边境区问题受到学者们普遍关注的时间也并不长，从而使得涉足边境区研究的各个学者在核心研究方法上存在巨大差异。在这种状况下，关于边境区的研究成果之间既不能进行有效对话，更不能产生聚集效应，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大量出现。面对这种困境，越来越多的学者感觉到在边境区研究方法上亟需整合与创新。
　　亨克·范赫顿（Henk van Houtum）应该是较早对边境区研究方法的整合做出重要努力的学者。在对当时欧洲学术界关于边境区问题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回顾的基础上，范赫顿提出需要通过综合三种视角来开展边境区的样态研究，这三种视角分别是跨界流动的视角、跨界合作的视角以及“边境人”的视角。跨界流动的视角主要指以商品、服务以及人员的流动频度和流动方向来对不同的边境区进行归类，同时还需考虑国界线对于边境区内的经济跨界互动的阻碍程度，以及国界线对于边境区内经济结构所造成的扭曲程度。跨界合作的视角主要用于考察那些能够促进跨界经济合作以及边境区经济发展的制度，通过不同的制度类型来对边境区进行归类。而“边境人”的视角则主要研究边境区的社会结构、民众身份认同以及边境区文化样态等，通过不同的分布进行相关归类。[38] 　　伊曼紐尔·布吕热利（Emmanuel Brunet-Jailly）所提出的“结构化方法”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重视。所谓结构化方法是指，在边境区研究中需要同时重视行为体和结构两方面的因素，特别是这两种因素的互动对于边境区所造成的影响。而在考察边境区的形成过程中，则需要从各级政策、文化、政治势力以及经济这样四个维度来进行综合分析。政策维度主要考察在边境区内是否出现了能够将地方、地区、省、国家以及中央政府连接在一起，同时将公共部门和社会力量连接在一起的跨越国界的多层级治理活动。文化维度主要考察在边境区内是否存在跨界认同、跨界交流符号、跨界族群和宗教群体，以及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政治势力维度主要考察边境区内是否存在跨界地方性关系、跨界地方性政策网络、跨界地方性政治共同体、跨界象征性机制以及跨界地方性制度。经济维度主要考察边境区内是否出现了跨国界商品、人员以及资本的流动。布吕热利认为，如果边境区内出现了上述四种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同时还能够对于其他三种情况的出现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就意味着边境区很快会出现。边境区出现的标志是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呈现一体化的样态。[39]
　　托尼·帕扬（Tony Payan）意在实现边境区的研究中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结合。他提出由于边境区的复杂性，任何单变量或单变量组的研究都无法有效理解和分析边境区的特征。借鉴伊曼纽尔·布吕热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主张用类型理论（typological theory）开展边境区问题的研究。在进行综合归类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区域内的历史包袱、文化纽带、资源状况、人口趋势、组织化程度、经济发展差距、环境状况、全球环境以及技术差异这样几个方面的变量。而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他提出应以边境类型为核心概念，以个案研究成果为基础资料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和大样本研究（Large-N studies）。[40]兰德尔·孟迪和艾丽沙·卡瓦佐斯（Randall W. Monty and Alyssa G. Cavazos）则主张在边境区研究中需要重视批判性方法的意义，即首先通过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维度确定边境区的空间范围，然后使用语境主义的方法考察区域内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生活经历和身份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41]而南希·纳布南斯（Nancy A. Naples）则通过对边境区研究中各种批判性视角的检视，分析了人文类研究和社会科学类研究、研究的理论化和研究的跨学科性之间在边境区研究中的张力，并提醒学者们注意女性主义视角在边境区研究中的重要性。[42]
　　托马斯·威尔逊和黑斯廷斯·唐南的观点则代表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呼声。他们认为，尽管世界各地的边境区千差万别，但对其进行普遍性的研究依然值得提倡。这主要是由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境遇所决定的。由于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力，从而使得作为民族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国界仍然重要。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普遍性决定了国界的普遍性，因此一种普遍化的边境区理论是成立的。而在实现边境区理论普遍化的具体路径上，他们提出，应该在边境区研究中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特别是不能再以美墨边境区和欧洲国家内部边境区作为边境区的研究典型;而是要通过对世界范围内边境区的比较演技，并通过跨学科的方法实现边境区理论的普遍化。[43]20-22
　　威廉·查特曼所提出的动态研究方法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认为，边境区的状况是随时随地不断变化的，但这并不代表边境区的状况就是杂乱无章，难以进行普遍性研究的。在他看来，对于边境区的研究不仅需要考察边境区的静态状况，还需要分析边境区变化的动力源泉（the source of the dynamics），而这则需要通过时间（time）、空间（space）以及活动（activity）这样三重维度来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和考察。所谓时间维度主要指要将边境区的变化放在不同的时间区间进行考察，例如对于同一边境区以500年为时间跨度和以10年为时间跨度来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就会显著不同。所谓空间维度主要指在边境区的研究中既需要将地方性的互动放在首位，同时还需要重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互动、国家间（中央政府）的互动、区域和全球性因素对于边境区的影响。所谓活动维度主要指分析边境区内不同形式的活动。例如在地方层面包括边境区内的经贸状况、产权状况、社会认同、规则、地理状况、交流状况以及安全状况;在国家层面包括中心化权力对边境区所造成的压力;区域和全球层面则包括现代化对边境区所造成的影响。对于边境区变化动力的综合性研究实质上就是考察上述诸种变量之间在不同境况下的互动和平衡。[37]8-20
　　四、结语：贡献、缺陷及启示
　　综上所述，作为现代国家关系之下的一个分析概念，“边境区”一词的出现和普及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关于国界、边疆等问题研究视野的重要转向，它既是对在这些研究领域中所盛行的“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批判和反思，也是对全球化之于国界和边疆所造成的冲击的重要回应，亦是对发生于世界各地的各种跨境互动与合作的理论分析。边境区研究的兴起，一方面意味着空间理念的重构，原先由不同色彩的国家所拼接而成的“马赛克式”世界地图正在被“重叠式”“互嵌式”地图所取代，不同领域边界的不重合性也开始变得更加明显;另一方面，边境区研究的兴起则意味着对新的权力结构的关注，国家行为体与次国家行为体、超国家行为体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复杂性在边境区展现得极为突出，国内权力结构与国际权力结构之间的界限也在边境区变得模糊。
　　当然，目前西方学术界对于“边境区”概念的认知依然存在缺陷，而这种认知缺陷则使得边境区的研究正在面临不少挑战。例如，由于后现代研究方法的大量引进，使得目前在边境区研究过程中出现了研究对象的泛化，学者们不仅关注国家间的边境区，而且使用相同的分析框架去研究国内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的边境区，以及各个族群、文化、语言之间的边境区。边境区研究的泛化不仅遮蔽了不同领域边境区之间所存在的本质性差异，同时也淡化了国家间边境区所具有的独特的时代价值。又如，西方中心主义理念在边境区研究中依然存在。尽管有不少学者提出在研究中需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但这种超越目前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超越（将非西方世界的边境区纳入研究视野），西方中心主义理念正在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在边境区研究中盛行。这主要体现为，在边境区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以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为研究基础，并以西方边境区的发展经验为蓝本，集中强调边境区与现代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进而忽视了二者之间在非西方世界所展现出的内在统一性。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然而对于国内学界而言，加强对于“边境区”概念的认知不仅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而且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从理论层面来看，“边境区”概念既可以嵌入到边疆研究、跨境问题研究以及区域研究等领域，为上述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同时，“边境区”概念还对于实现国际研究与国内研究的整合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而从现实层面来看，随着中国边疆地区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稳步推进，加之中国对于全球化进程的广泛融入，作为新的社会现实的边境区正在中国与其邻国之间的地区迅速萌发。在此背景下，如何对这些边境区进行有效治理，使其成为“一带一路”发展的粘合剂，成为边疆地区现代化的助推器，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鲜亮名片，事实上已经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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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编辑：罗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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