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生态思想与绿色“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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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畅
【摘要】《资本论》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其把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原始逻辑起点，以生态破坏与解决为主要内容，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根本揭示，形成了系统的生态理论。当前，我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与《资本论》生态思想高度契合，可以成为绿色“一带一路”具体实践的理论基础和依据。以《资本论》生态思想为指导，进而提出“一大理念，两大支撑，三大行动”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资本论》 生态思想 绿色“一带一路”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9.015
《资本论》生态思想的逻辑内容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兴盛的时代，工业革命在缔造工业文明的同时也使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日益突出。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资本主义过度追求利润已远超自然界的承受极限，于是，他在之前对人与自然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更加综合地考虑制度的因素，将其拓展到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资本论》生态思想的逻辑内容。
人与自然关系——《资本论》生态思想的逻辑起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前提和基础。他首先提出，自然是客观存在的属性，“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类对立，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1]但是，当这种属性遇到了人类的活动时就会发生变化，加于其上的人类劳动成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催化剂和粘合剂，“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依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必然性。”一方面，人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和劳动工具要从自然界中获取;另一方面，自然界又会成为人类劳动改造的对象，使之朝着人的意志方向发展，因为，人“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为，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2]此外，马克思并不是单纯地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分析，而是从社会系统中来看待这一关系，“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的联系纽带，才是他为别人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3]强调自然、人、社会相互之间形成的整体关系，这也是《资本论》生态思想的逻辑起点。
生态破坏与解决——《资本论》生态思想的形式揭示。《资本论》从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出来的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状况中深刻地剖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认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追求利润而盲目地投入资源和过度消耗，这种过度消耗直接造成了资源的不足，引發生态危机，“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4]在生活中任意排放排泄物造成了污染的蔓延，“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5]过度奢侈的消费造成的资源浪费和不可持续，“奢侈消费资料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所以只能和花费的剩余价值交换”。[6]对此，《资本论》中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依托科技进步和发展循环经济。就技术进步而言，因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7]马克思以化学工业为例说明循环经济“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8]
资本主义制度——《资本论》生态思想的根本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约束下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会极大影响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约束甚至扭曲原有规律作用的发挥。《资本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根本性出发分析和论证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爆发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要冲破制度的约束，把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作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并提出了“使自然界真正复活”“使任何自然矛盾真正解决”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必须以结束资本主义制度来完成。他明确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9]
《资本论》生态思想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仍具有适用性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神圣使命，是开展其他方面合作的保障和支撑。“一带一路”沿线的自然环境相对脆弱，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水资源匮乏，对生物的生存乃至人类的生存形成了天然的挑战，干旱的气候引发的荒漠化和沙暴天气又吞噬着相对肥沃的土地，如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穿越中国新疆、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地区就属于这种生态环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面积不到世界的40%，但是却聚集了全球70%左右的人口，生态环境的承载压力较大。此外，由于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不高，且很多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正处于碳排放的高峰期，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中国为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据《2019“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报告》显示，中国已与30个多沿线国家签署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合作协议，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共同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然而，生态环境先天不足和后天破坏难以在短期内得到修复，这对各国投资合作和经贸往来造成巨大的环境风险。生态环境保护是人类的共同利益诉求，是沿线各国、企业和民众最容易接受的价值理念，也需要沿线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带一路”涵盖了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国家和地区同处于一个统一的生态环境体系中，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指导性并不受区域限制。作为马克思生态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资本论》生态思想对人与自然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生态环境问题解决方式等方面的理论论述仍适用于对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分析。 人与自然关系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最根本的关系。作为《资本论》生态思想逻辑起点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影响因素。“一带一路”建设是跨区域的合作，面临复杂多变的环境，不仅要实现不同国家之间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要携手共同改造自然环境，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为人类永续发展提供更优的空间。因此，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通过加强能源合作、污染治理、防治沙漠化行动等能动地改造自然，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交流往来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人与自然关系是其中最基础、最根本的关系。
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仍然存在。《资本论》深刻阐述了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不断扩张，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导致了经济危机，同时也伴随着生态危机。“一带一路”建设中伴随着我国产能走出去和对外投资，这一平台也会促进沿线各个国家相互投资，投资规模的扩大仍然带着追求利润的本性。如果不进行合理的限制和引导，项目投资盲目追求利润，环境风险的累积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环境问题。应以《资本论》思想为依据，认清资本的双面性，在“一带一路”的投资布局和招商引资中更多地从生态环境利益的角度来考虑。
国家间的发展差距形成绿色“一带一路”合作的“鸿沟”。《资本论》生态思想指出，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隔断了相互间的物质循环。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经济发展差距使得各个国家对利益的诉求不同，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对资源要素的吸引力更大，环境保护的意识也较强，经济落后的地区更注重经济利益，且缺乏环境治理的资金和技术，这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国家之间环境保护合作的“鸿沟”。
环境治理体系的缺失使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缺乏凝聚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体制各有差异，必然要实施差异化的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安排。“一带一路”是合作的理念和倡议，没有严格的管理体制，也没有法律的约束，形成统一的意识行动需要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建立“一带一路”环境治理体系。
提升自然生产力水平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资本论》生态思想中蕴含着马克思有关自然生产力的观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就是以平等包容、开放共享的理念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增长，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这里的生产力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自然生产力。2017年5月，我国发布的《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以及《“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有利于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更好地挖掘和利用自然生产力。
《资本论》生态思想指导下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路径
应在《资本论》生态思想的引导下，构建“一大理念，两大支撑，三大行动”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路径。
一大理念：以生态文明理念树立整体生态观。《资本论》生态思想中提出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就是要消除分歧，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形成统一的理念和统一的行动。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不仅适用于中国的国情，更是站在人类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角度进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有利于推进全球生态秩序和生态规则的改革与重构。应将生态文明思想向“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传播，把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提高到事关人类文明和长远发展的高度，从全球化的视角凝聚各方力量，走绿色发展之路，倡导生产节能、物质节约和精神丰富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一带一路”整体的生态观，推动更加平衡和公平的经济增长方式，构建生态安全保障体系。
两大支撑：以技术进步和环境治理体系构建支撑体系。《资本论》生态思想特別强调技术进步对节能降耗、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也要秉承科技创新的思维，借助技术创新的力量来引导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新的环保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强化国家之间的生态环境技术合作，推动分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信息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多领域技术的融合，开辟新兴产业发展部门;建立全球立体观测体系和研究网络来实时跟踪和环境全球环境气候变化，联合开展关键技术的研究和攻关;加强环境风险识别和风险防控等问题上的技术研究，对潜在环境风险进行科学预测和防范，从源头上解决污染排放问题。
统一的环境治理体系是对各个国家环境保护的约束力量，确保各项环境行动能落到实处，《资本论》生态思想中强调了制度在生态危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也要注重建立区域性环境治理体系，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形成系统化的治理机制。如建立“一带一路”环境治理组织机构，加强总体环境保护事务的管理和协调;建立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制度，就跨区环境污染、资源能源合作等问题进行定期的会晤和协商;建立监督和奖惩机制，对不履行相关协议的国家和地区采取相应惩罚措施，对生态脆弱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区域进行重点支持。
三大行动：以发展国际循环经济、理性投资引导和系统化治理展开实际行动。发展循环经济是《资本论》生态思想中明确提出的处理废弃物和排泄物的方式，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在沿线各国和地区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废弃物和排放物，特别是可以再利用废弃物的国际大循环，依托环保技术实现废弃物的重新利用，如资源能源丰富的国家、农业发展较好的国家、工业发展较好的国家、服务业发展较好的国家等之间在循环系统中进行合理的定位，实现各个国家物质交换的双线循环，同时也提高资源能源的使用效率。此外，还要加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跨国越境转移管理，将“洋垃圾”拒之门外。
在“一带一路”沿线项目投资中首先要以尊重自然、保护环境为前提，对投资的环境风险进行充分的评估。国家间合作开展沿线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南亚、中亚、俄罗斯、欧洲等各国的生态环境情况进行系统性和分区域性评估，从根本上把握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并清晰地展现不同区域生态环境的异同。要密切关注和评估“一带一路”在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开发、油气管网运行、金融、贸易等方面建设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和破坏，更好地引导理性投资，实现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一带一路”覆盖的地域范围较广，不可避免存在污染物跨境传输和复合污染的问题，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高空西风带会把污染物和沙尘从西部带到东部，海洋的流动和联通导致污染扩散也在所难免。因此必须开展系统化治理的行动，发挥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主体的积极作用，发挥区域环保合作机制和国际组织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搭建生态保护决策支撑大数据平台、生态环保信息共享平台、多主体交流合作平台等，发挥系统化治理的规模效应，降低治理成本，提高系统化治理的成效。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406页。
[3][徳]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5页。
[4][8][徳]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698～699页。
[5][7][徳]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2004年，第115、115页。
[6][徳]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48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责 编∕张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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