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传统民歌的“二度创作”新思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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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宁夏传统民歌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在文化的碰撞中形成独具魅力的艺术形态。无论是劳动号子、山歌、小调等传统形态，均具有着别具一格的特点。在当代编创审美和欣赏审美的变迁中，需要以与时俱进的眼光将其革新，运用多种编创方式，使传统民歌的曲风与流行音乐之间形成精准对接。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宁夏民歌获得更好的传承发扬，唱出新时代的最强音。
　　关键词：宁夏传统民歌 “二度创作” 编创原则 多重编创方式 对接思路
　　中国的传统民歌文化源远流长，由于幅员辽阔，在漫长的朝代更迭和历史沿革中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特质的面貌。宁夏民歌韵味独特，在中国传统民歌的艺术版图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地处西北腹地的宁夏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文化思想在这里交汇碰撞，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变化。这里的民歌既有朴实无华的民间风味，又有西北地区爽朗豪迈的共性特点。随着时间的流变和历史车轮的不断向前滚动，农耕文明逐渐被现代工业文明所取代，传统民歌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在不断的冲刷洗礼之中日渐衰退。无论是民歌创作的热情或是表演与传承的文化氛围，均在内外交困之中步履蹒跚。当然，政府文化部门已然感知到这种蜕变的存在，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努力将其挽救。不过，更为重要的活态传承方式，始终是要依靠社会大众的共同觉醒，形成一种主动的社会促进力量。对于宁夏民歌的创作革新，就可谓一种良好的方式。
　　一、新编创语境下宁夏民歌艺术魅力的保存与延续
　　宁夏，地处黄河上游的中心地带，在历史中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这里受到多样化形态的文化包裹，既有西北文化的通感，也有内蒙古高原文化的缩影，又在潜移默化之间得到秦文化群落的“真传”。虽然其远离中原文化腹地，但是这里的民歌资源十分丰富，回汉两族人民对于民歌的热爱和智慧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众所周知，在现当代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民歌的研究中，时常以劳动号子、山歌、小调这三种方式进行区别。在宁夏民歌的观察视野中，这样的类型划分方式同样有效。
　　劳动号子是一种集体性劳动中一领众合的传统歌唱方式，在不同的劳动形态中具有截然相异的艺术面貌。北方地域山高林密，许多与山林劳作有关的劳动号子形态别有洞天。宁夏既有秀丽的山川，也有黄河古道的迂回蔓延，因此造就了这里劳动号子的丰富多样。比如：打夯号子《大家抬起来》，打场犁地时所唱的《场歌》，具有回族特色的牛佬佬调《我的一对爬山虎儿呀》，还有在黄河岸边集体拉纤时所唱响的《船夫曲》。在不同的劳动场所，根据劳动中提振精神的必需品，劳动号子与地方方言相互结合，形成美妙动人的歌声。
　　山歌是宁夏民歌最具精髓的表达方式，无论是在田野劳动中即兴表达的歌曲，或是在生活中茶余饭后倾诉情感的工具，宁夏民歌都以婉转美妙的姿态表达着宁夏人民的各种情愫。其中，“花儿”这种山歌形式，在宁夏文化生态环境中被注入了与众不同的独有活力。以商徵调式形态形成的四声调式以及五声徵调式寻求独特的民歌表达方式。具有地域色彩的方言和民歌曲调混合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河湟花儿《栽下松柏四季青》，以及陇山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哈）了》。除了花儿这一具有宁夏风情的表达方式，由于宁夏隶属于西北文化圈的一部分，也形成了信天游的民歌风变体，流传着《要交朋友把口开》的歌声。
　　由于宁夏地方特有的语言习惯和置身于中原文化圈以外的地理条件，一方面促使这里的传统民歌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另一方面，也使其脱离于主流民歌的文化群落，形成了一种“文化孤岛式”的独立发展方式。当社会外部力量发生一定的变化之后，这里的民歌不免受到冲击。孤立无援的状态导致其文化根基更加脆弱，容易造成不可逆变的损伤。当然，由于这里人民对宁夏民歌的执着热爱，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思索着新的发展路径。主动谋求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结合方式。对于其歌词、曲调、配器、表演形态等方面的编创审美变化，一方面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获得更多年轻人的喜爱和求知欲;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此过程中时刻保持着对“度”的掌控，以免造成过犹不及的惨重后果。当代编创着眼于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需在此过程中保持两种稳定性：
　　一则，需要对宁夏民歌的原生态文化根基进行保护。对于宁夏民歌的更新，始终要坚持在传统语态基础上的变化。也许在外部形态上会有一些大刀阔斧的措施，但是何谓宁夏民歌之魂，这个问题需要所有创编者时刻自我警示。民族文化可以用来振兴和复苏，但不是功利化目的的工具。决不能以哗众取宠的目的来损伤宁夏民歌的根本价值。
　　另一则，创作过程中的种种行为，最终是为了振兴宁夏民歌，而并非其它音乐形态及内容。将传统乐风和现当代流行乐风之间的结合，前者是“源”，后者为“流”。在“何谓主，何谓辅”的问题上切不可有意无意地偷换概念，更要始终秉承着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只有这样才能够促使宁夏民歌再续辉煌，获得全新的生命力量。
　　二、宁夏民歌多元化的“二度创作”方式
　　在“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融合进程中，各个国家和文化独立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表面上看来是公平对等的，但实则确是强势文化群体对弱势文化群体的一种软性攻击。文化的输出是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综合实力做支撑，势必会在文化交汇之中处于下风。回想中国古代的盛唐时期，既可以将文化影响到东北亚多个国家，又可以将西域文化进行民族化融合，把琵琶和二胡这样的外来乐器转变为民族乐器。而在20世纪后半段，经历了战争创伤的中国，由于綜合国力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因此在文化的博弈中致使许许多多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和创伤。但是，从另一角度而言，中国坐拥丰厚的历史资源储备，在文化的转化能力上有着许多过人的经验。在20世纪，西方的合唱、艺术歌曲、歌剧、舞剧、话剧均在传入中国之后形成了民族化的发展态势，并得到了全新的艺术诠释表达。新世纪伊始出现的“新民歌”，为传统民歌的复苏与转变发展之路带来了新的生机。在结合了流行音乐的表达方式之后，乐曲的核心精神保持了传统思路，而在显性的表达方式上则凸显出流行特性的一面。将西方流行音乐的时尚性特征融合的传统音乐旋律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气息，这也为宁夏民歌在新时代的异军突起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据此，在“二度创作”方式中，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其一，改编编曲方式，保持词曲原貌。许多优秀的宁夏传统民歌，在词曲编创方面具有自成一派的美感，即便经过了岁月的洗礼，但仍具有良好的兼容性。这种宁夏民歌独立风格的辨识度不需要被重新改编，只需要通过借鉴流行音乐的编曲方式进行重新整合，并可以形成锦上添花的效果。将当代电脑编曲、软件配器和录音增益的方式进行结合调整之后，化腐朽为神奇，使古老的传统民歌焕发新的活力。比如：隆德民歌《春工谣》，原本是一首具有山歌曲调色彩的快节奏歌曲，在新民歌的改编创作中，保持了动感的韵律与民间生活劳动中的情趣，只是在编曲中加入了架子鼓和电声音乐的配置。改编之后曲风动感许多，节奏感强烈，适于当代青年人的欣赏审美，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二，改词不改曲的编创方式。传统民歌受到时代语境的限制，有些歌词内容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宁夏民歌而言，在传统传播过程中时常具有固定的曲牌或旋律形态，民众在传唱过程中依曲填词，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变体。但是时移世易，有许多风俗习惯和歌词审美在新时代发生了改变，因此需要对传统歌词进行适度的调整。这样更符合新时代的主旋律精神，也方便社会大众理解。此外，宁夏民歌中也存在着许多西北方言土话，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歌曲的传播。在保持地域特色的基础上，更改一些语言成分，也是当代创作传播中的明智之举。
　　三、宁夏民歌风与当代曲风的编创对接点
　　除了以上文所描述的三种操作方式对词曲和编曲内容进行取舍，在针对不同风格的民歌作品创作中，也需要尝试融入不同的流行音乐风格。流行音乐并非只有一种音乐语言，它是一种“多细胞体”。在其庞大的内容涵盖中，包括了爵士、摇滚、民谣、蓝调等多种多样的体裁风格，并随时代发展不断产生丰富的变体。对于宁夏民歌而言，需要找到最为适宜的流行音乐体裁进行融合，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传统民歌的形态美，也容易达到良好的编创效果。
　　对于宁夏“花儿”这种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风格形態，在流行音乐体裁中的爵士布鲁斯风格也许是一种比较恰当的载体。起源于20世纪之初的爵士风格，原本是黑人表达忧郁情愫的一种民间音乐形态，这与“花儿”的核心精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调式结构上来看，五声调式为基础的传统民歌风格，只需要在二级音阶上做出适度调整，就有可能与爵士风格形成同构，体现在节奏律动上的改变，便可以达到预想的效果。
　　在宁夏民歌中的劳动号子，本身具有一领众合的特点，由加之音乐内容中的歌词简练，律动感极强，因此会在音乐编创中与流行音乐的说唱曲风之间形成互动效应。说唱音乐的力量感和语言的犀利效果，可以在创作过程中体现出与宁夏劳动号子之间的密切关联，并促使传统民歌焕发新的生机。除此之外，一些宁夏民歌的小调曲风与流行音乐的波萨诺瓦风格之间同样存在着互动感，这也令小调的流行化编创有了更多的律动感和活跃性。声部交错的魅力甚至可以将其改编成混声重唱或合唱的形态，使音乐结构发生质变，音乐应用能力得到强化。
　　结语
　　在当代编创思维理念和欣赏审美的语境中，宁夏民歌主动的求新求变势在必行。这对于传统民歌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件受益匪浅的好事，也是其走向生存和传承之路的必要途径。只要秉承着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就一定能够创作出优秀的宁夏民歌新作品，使古老的歌声飘扬在新时代的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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