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女性话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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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北美新移民女作家在海外华文文坛的凸显，学术界的评论亦是众声喧哗、众说纷纭。从“边缘文学”的定位到“伪女性主义”的质疑，新移民女作家在探索中寻找着自己的身份认同，建构着自己的话语模式。本文通过分析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小说，透过她们文化碰撞的经历和家庭生活的洗礼，来展现其作品中丰厚多元的思想内涵，以及现代性与传统精神并具的女性话语模式。
　　关键词：新移民女作家 女性话语 现代性 传统精神
　　纵观整个新移民文坛，女性作家不仅在数量上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她们的作品于华人文坛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陈瑞琳誉为新移民文学三驾马车的严歌苓、张翎、虹影皆为女性，而其中的两位都来自北美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新移民文坛，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群的凸显，不仅是因为出现了像严歌苓、张翎这样于国内外都极具影响力的大作家，同时在女作家数量、作家的作品产量及质量方面都呈现出不可小觑的力量。在《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述评》这本被称为“北美华文新移民作家集体亮相”的书中，收录了44位北美地区的新移民华文作家，其中女作家占了23位。她们的小说或描写异域生活，或讲述中国故事，或于文化交融中体悟生活，或于时代碰撞中感悟生命，视角细腻独特，内容丰盈动人，形成了北美新移民文学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有学者将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身份定位为：多重文化的“他者”，是被西方主流文化和男权社会奴役的“多重边缘人”。她们的内心有多重的枷锁，她们的尴尬身份使她们在逆境中表现出特别的执着与坚韧来重塑自我。作为一个女性，我可能很难苟同以这样的话语模式来诠释新移民女作家的身份以及在她们的创作中所蕴含的思想内涵。即便从客观角度审视观点本身，可以肯定移民女性于异国他乡的弱势身份，但并不认为文化与困境成为桎梏她们的枷锁。反之，我认为新移民女作家不仅在跨文化的生活与写作中完成了自己人生的重大蜕变，同时还以女性的哲思和视角重新思考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有关历史、文化、人生、自我等诸多问题。作为勇敢选择漂泊他乡，为了实现梦想敢于将生命移植到另一片大陆的新移民、新女性来说，她们在精神上从未轻易低头妥协，而是一路找寻，一路学习，一路思考。作为有思想和生活阅历的知识女性，选择在异域文化中披荆斩棘、攀登顶峰是证明自我的方式，那么认清自我、顺从内心的归于家庭为何就不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用她们的作品，为我们呈现出在经历文化碰撞以及社会和家庭的洗礼后，新移民女性丰厚多元的思想内涵，以及现代性与传统精神并具的女性话语模式。
　　一、现代理性意识下的自我重塑
　　在传统社会文化对性别的认知中，男性是理性的代名词，他们善于分析、思辨、批判;而女性天生被视为感性動物，情感丰富且常以直觉行事，置于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下，似乎自然而然地成为陪衬男性的“他者”。且先不论理性精神是否于价值上就高于感性精神的存在，即便说女性在思想行为上表现得更为感性，也并不意味着女性不具备理性的思想和理性思辨的能力。女性被视为“天生感性”的标签，是在社会文化压抑与自我暗示的双重选择下形成的。当现代女性有机会走出自己的安全文化区，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激发了认识自我、实现自我的能动性，在不断地完善自我人格后，她们还对历史、政治、文化、社会发起了不同于男性视角的思考。
　　新移民女作家的理性思辨首先体现在了与自己切肤相关的“家庭——自我”如何选择的传统问题上。自“五四”以来，鲁迅先生提出“娜拉出走”的命题后，作家们随着时代更迭在不断演绎、阐释、解析这个永恒的母题。当移民女性遭遇“娜拉出走”的困境，当经历异域文化打磨的自我重新审视作为女性的人生，新移民女作家给“娜拉出走”这个话题赋予了新的注解。陈谦的《望断南飞雁》讲述的就是以“陪读太太”身份出国的南雁辗转挣扎于家庭责任和实现自我之间的故事。故事以丈夫沛宁的视角展开，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南雁一路成长的纠结心路历程，既没有过多地宣泄情感，同时又客观、细腻地描绘了南雁面对心理困境的一路反抗与自我救赎。南雁的心理困境是一道永恒的哲学命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母亲，如何寻找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作者的故事和理性思辨是在以南雁成长历程为逻辑中逐层深入推进的。从一开始的自学英语陪伴丈夫实现美国梦，到完成本科学业生育两个孩子，再到努力尝试成为成功的职业女性兼顾家庭主妇，南雁在每一个曾经纠结斗争的选择路口都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和解读。南雁在这十年间从未停止过对如何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思考，有时她朝着自己的梦想大踏步前进，有时又因为家庭和情感羁绊妥协地转弯。当思考和现实累积到突破线时，南雁坚定而自信地完成了对自我意识的重构。她告诉沛宁，“请你不要将你的价值判断强加给我”，“最好的母亲，是帮助孩子为早日离开自己做好准备的母亲”，“我还要让他们明白，人不是随机给挂到基因链上的一环，活着更不只是传递基因！而是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①。从那个温柔羞怯的南雁，到这个勇敢为自己做出人生选择的女人，她用自己十年的蜕变经历，诠释了女性如何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探寻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南雁的精神成长并非是个体化的体现，在新移民女作家的笔下，这样的女性形象触手可及：严歌苓《无出路咖啡馆》里的女留学生“我”，张翎《望月》里的孙望月都是在异域生活的磨炼下，与不断的理性反思中，追求着自身独立人格的完善。
　　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理性思辨不仅体现在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追问上，同时她们还能跳出琐碎的日常生活，对历史、政治、文化、生存等宏观问题进行思考。建立在女性感性经验上的理性思考，一方面增加了作品的思想纵深，拓宽了女性创作的话语空间;另一方面以不同于男性作家的传统视角和形式，来表现和解读对社会及人生的领悟。查建英被评论界和读者高度赞誉的小说《丛林下的冰河》，就是以一个女性在跨文化生活中的个人经历，讲述并思考了作为移民的文化生存困境。张颐武将此总结为“突出了一种全球性的后现代的处境”。查建英自己也在访谈中提到，这篇小说融入了五年美国生活中许多日思夜想的东西：“那些有关冒险、探寻、爱情，有关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互相迷恋又互相误会，有关不同种族之间的疑虑、隔阂与相通，有关人在成长、走向成熟当中如何安放青春理想，有关他乡与故乡的关系……”②以两性关系体现文化碰撞，用爱情真谛隐喻身份的归属，还将对生命的拷问融入诗意的哲理思考之中，可以说这是查建英小说的独特魅力所在，亦可以说这是女性基于感性而生出的理性思辨张力所在。有学者还提出“小说的叙事方式本身就带有理性思索的色彩。小说不是按照故事情节线性线索发展，而是按照‘我’的思考线索发展”③。“我”在美国与中国的故事被打乱在作者的思索之中，同时被作者以主题为引，与亨利·詹姆斯《丛林中的猛兽》的故事并行而叙，相互引证注解，更深入全面地表现了小说的思想内涵。这种全面深刻的理性思辨不仅在查建英的作品中获得了读者和评论家的瞩目，其他女作家的笔下有着同样精彩的诠释。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李翊云小说里所展现出的对社会、人性的反思。用英文创作的李翊云以一种海明威似的“零度语言”风格，冷静、客观地讲述着各种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从他们看似平凡却暗流涌动的人生中剖析人性的复杂、揭露生命的真相，将女性写作的理性思辨精神引向了更广阔、深远的境界。 　　二、融合传统东方精神的女性书写
　　如果说现代理性精神帮助新移民女性成长蜕变，那么传统的东方精神则成为她们在不断确认自我身份时的隐藏内核。传统东方文化中女性所表现出的妻性和母性，在当代女权主义的语境下被视为是一种女性自我的丧失。女性的牺牲和宽厚被视为对男权文化的妥协，是父权制度的衍生品。但是当我们跳出单一文化语境的视角，试图在文化碰撞后以最为原始的人性角度来审视女性精神，我们会发现那些被异化、标签化的传统女性精神，其实是女人最为可贵的且独有的天性。女性的善良、智慧、牺牲、包容，一方面可视作依附文化而生的性别特质，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女性主体自觉的表现。特别是当经历过现代理性精神洗礼的新移民女性，以更为客观、理性的视角回望故国文化，她们对传统女性精神的认知与肯定，便是传统女性精神自觉存在的最好注解。
　　在严歌苓的作品中，具有这样传统东方精神的女性形象被陈思和评价为“作家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④。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再到王葡萄，这一艺术形象的内涵愈加丰厚饱满。小渔对未婚夫的谅解、对白人老头儿的宽容，扶桑那包容接纳一切生活苦难的静默，王葡萄冒死掩护公爹的奉献与牺牲，这些传统的东方女性精神成为这个“独创的艺术形象”的灵魂。陈思和将此类女性形象的特质总结为两点：“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她们用超越了世俗利害的爱心面对复杂的社会，同时将这世界混杂的一切转换为自己生命的内在力量，这就是被陈思和称为“藏污纳垢”的原始生命力。她们凭借着生命的自身能力，化腐朽为神奇，自我疗愈、完善，体现了来自民间大地的真正能量和人性本质。作家笔下人物所附着的这种传统民间精神，也正是作家自我对女性精神的认知和投射。严歌苓自己在谈到扶桑时也提到：“应该说扶桑身上确实体现着我对理想女性的看法，我就希望女性是母性十足的、善良、明智、容忍，她就像地母一样包容一切，原谅众生，即使是背叛过她或者凌辱过她的人，都能够得到她的宽容。虽然生命中充满劫难，但她都能够一次次地愈合伤口，并且出落得更为艳丽和充满生命力。”⑤
　　严歌苓对女性意识和精神所持有的观点，也被一部分学者和评论家质疑为“伪女性主义”，表面歌颂女性的坚韧与伟大，内里依旧是对男权视角的迎合;同时将女性所受的苦难模糊于时代，而非着力于批判真正的元凶：制度与文化。首先，女性在苦难中所表现出的坚韧与包容，是女性主体自覺的表现和选择。坎坷，是命运使然，是历史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如何面对坎坷却是每个女性主体的选择。其次，地母、圣母一样的情怀本就是传统美好的品德，现代话语词义的演变，致使我们对这种品质的理解变得多元化。我们歌颂反抗、歌颂与命运斗争的女性，为什么就不能欣赏这些用善良和包容与世界和解的女性？男人的洒脱与放下可以被称为“胸怀”，成为一种美德;那女人的释然与接纳被称为包容，也理应被世界所称颂。第三，如何通过人物命运表现历史与文化，呈现、揭露还是批判是作者的写作选择。女性的苦难源于男权文化，但女性主义的表现方式并非只有批判。建立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模式，以此构建女性意识和精神，才是女性主义最为积极、实际的表现方式。
　　除严歌苓外，其他新移民女作家在作品中也塑造了诸多具有传统女性精神的形象。李彦《红浮萍》中的平截然不同于母亲豪迈要强的性格，以自己的不屈不挠面对着苦难生活的重压。她的善良、她的智慧、她的韧性向世人展示着生命和尊严的不可征服。张翎《金山》中的六指，《阵痛》中的上官吟春和宋武生，在乱世的家国之痛中以女人的坚韧撑起了天地间的支离破碎。张翎备受赞誉的中篇小说《阿喜上学》被视为是揭示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作品。学者对小说的评论一直聚焦在作为第二代华工的阿喜，如何于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冲破家庭传统观念及社会对女性的压抑，来争取与男性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这些现代女性意识的萌芽其实只是阿喜的一部分，真正塑造出阿喜骨血的依旧是传统的东方女性精神。她吃苦耐劳，心灵手巧，不仅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劳动，还要伺候父母，照顾弟弟。表面看去阿喜是受制于封建传统观念不得已而为之，但透过小说对阿喜的内心描写，我们知道她做的一切也是因为对父母的心疼、对弟弟的爱护。阿喜的隐忍与善良让她收到了同样的善意与真情，而她的坚韧与顽强帮助她争取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选择。这些女性形象的品质，并非仅是在环境压迫中的无奈选择，更不是为了满足男权文化的需要，“而是为了成就自我的尊严、实现女性在家庭、社会和历史中的价值”⑥。对女性传统精神的重新认知与诠释，正是新移民女作家通过女性视角和体验来建构自己声音权威的表现。
　　三、结语
　　从伍尔夫提出创造“女性语言”，到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女性话语”“女性叙事”的概念，女性在通过写作寻找自我的同时不断建构着自己的声音权威。女性作家被鼓励用自己独特的女性体验和话语模式来表达对世界和人生的解读，透过女性独有的视角和感知来突破传统文学的书写标准。北美新移民女作家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主动选择于异域文化中追寻梦想、实现自我的“漂泊者”。她们依靠“生命移植”的方式，汲取两种文化的营养，在碰撞融合中蜕变、成长，重新确立自己对世界和生命的认知。她们的女性特质，让中西交融的思维方式再次绽放出特别的光芒。对现代女性精神的学习吸纳，对传统女性精神的重新诠释，让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声音”蕴含丰厚，同时吸引了来自世界的各种关注。
　　①陈谦：《望断南飞雁》，《人民文学》2009年第12期，第46页。
　　②江少川：《海山苍苍——海外华裔作家访谈录》，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页。
　　③⑥周颖菁：《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页，第202页。
　　④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名作欣赏》2008年第3期，第103页。
　　⑤严歌苓、李亚萍、蒲若茜：《与严歌苓对谈》，网址：https：//www.kanunu8.com/fles/chinese/201 103/2010/46397.html.
　　作者：梁羽，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海外华文文学。
　　编辑：水涓 E-mail： shuijuan393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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