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调和器理论: 一个新的本土化自尊理论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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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立足中国文化特点，采用本土化的“大小我”概念将三重自我构念（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相整合，针对中国人自尊的功能提出一种全新的诠释。鉴于高自尊建立的基础是个体能够按照其所处文化赞许的价值标准行事，同时中国人一直深受“中庸”与“和谐”等传统文化思想影响，所以只有当其小我的需要在大我的约束之中得到恰到好处的满足时，中国人才会拥有高自尊。因此，本文提出，中国人自尊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反映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调和好大小我间的关系，故称之为“身份调和器理论”，该理论对于揭示中国人自尊的内涵与机制，助力中国人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社会心态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自尊;三重自我;大我;小我
分类号 B848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0.03.007
1 引言
自尊（selfesteem）是人格与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经典核心概念之一，其意指个体对于自我的总体评价（Rosenberg， 1965）， 它代表了自我概念中涉及情绪性和评价性的成分（Leary & Baumeister， 2000）。从James （1890）赋予自尊的经典性定义：自尊=成功/抱负水平， 到“符号互动论者”从“镜中我”角度对社交如何影响自尊的精致性描述（Cooley， 1902; Goffman， 1955），再到近期备受关注的“恐惧管理理论”（Pyszczynski， Greenberg， & Solomon， 1997）和“社交计量器理论” （Leary， Tambor， Terdal， & Downs， 1995），研究者们始终相信“高自尊”具有重要的心理功能，它可让个体拥有更高的成就，更好的健康，以及更多的心理幸福感（Taylor & Brown， 1988; Wang et al.， 2016）。
但是，却有不少跨文化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人的自尊水平不如北美人高， 以至于让人们开始质疑是否东亚人会和北美人一样拥有保持高自尊的需要（Heine， Lehman， Markus， & Kitayama， 1999）。而中国本土的心理学家指出，中国人的自尊并不比西方人低（蔡华俭， 丰怡， 岳曦彤， 2011），只是文化差异会对自尊的根源和表达产生影响，因而已有的根植于西方文化的自尊理論与测量难以揭示中国人自尊的内涵与机制（黄希庭， 尹天子， 2012; 王轶楠， 2005）。截至目前，虽然国内已有学者在自尊研究本土化方面多做尝试，但是，大多仅停留于探讨中国人自尊的结构层面（如舒首立， 郭永玉， 黄希庭， 2015; 张丽华， 刘方英， 2015; 张向葵， 祖静， 赵悦彤， 2015），未曾论及“为什么中国人需要保持高自尊？”以及“中国人需要保持什么样的自尊？”这些涉及中国人自尊功能的核心问题。
鉴于此，为了寻找对理解中国人自尊功能更有意义的尺度和标准，本文尝试立足中国文化特点，基于本土化的自我理论，针对中国人的自尊提出一个全新的解读，以期为理解中国人自尊的内涵，揭示其功能奠定理论基础，并为找到提升中国人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社会心态的路径和方法提供可能的思路和方向。
2 自我构念——理解自尊的基础
因为自尊的定义围绕自我评价展开，所以对自尊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如何定义自我，换言之，不同自尊理论间的差别大多源自它们侧重于强调自我的不同方面或特征。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是由Markus和Kitayama（1991）提出的一种个体将自我放在特定参考体系中进行认知的倾向，具体可分为“独立我”与“依存我”两种类型，同时，他们认为文化差异导致东亚人拥有互依的自我构念（即个人由其社会关系界定，强调个人和他人间的关联性和互依性，并重视个人的角色、地位、承诺、义务和责任），而北美人拥有独立的自我构念（其寓居于个人独有的特征之内，强调个人的分离和独立）。多项研究结果揭示，由于个体定义自我的角度不同，人与人之间在认知风格、社会交往以及自尊基础上都会存在差异（Markus & Kitayama， 1991）。
后来，Sedikides和Brewer（2001）在“独立我-依存我”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三重自我构念模型（triparite model of selfconstrual），将独立我称之为个体自我，将依存我划分为关系自我与集体自我两种。事实上，三种自我表征形式为理解自尊提供了不同的切入点，已有的自尊理论也可大致归入基于个体、关系或集体的三种视角。
3 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视角下的自尊理论
个体自我主要涉及那些可以将个体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独特属性，所以，针对个体自我的评价建立在内部标准或内化的社会标准基础之上（Sedikides， Gaertner， Luke， OMara， & Gebauer， 2013）。 在自尊理论阵营中， 恐惧管理理论（Pyszczynski et al.， 1997）和依存性自我价值模型（Crocker & Wolfe， 2001）主要基于个体自我的视角提出，因为它们都将自尊看作是反映了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其所处文化赞许的特质或价值，如“恐惧管理理论”认为，如果个体想要获得个人价值感，就必须坚信其所处文化的世界观，并按照文化所赞许的价值标准行事（Pyszczynski et al.， 1997）;此外，依存性自尊理论认为，个体的自尊会建立在特定的、对于他来说重要的内部（如美德）或外部价值（如外表或学业）之上（Crocker， Luhtanen， Cooper， & Bouvrette， 2003）。 与关注个体内在标准的个体自我不同，关系自我强调自我概念的本质属性根植于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之中，因而同时包含“个人的”和“与他人共享的”两类特征（Breckler & Greenwald， 1986）。和关系自我相对应的关系自尊意指个体从和重要他人（如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中获得的自我价值，它区别于从个人属性中获得自我价值感的个体自尊（Du， King， & Chi， 2012）。同时，也有多个自尊理论从关系自我视角出发，进而强调自尊的人际功能，如自我评价保持理论（Tesser， 1988），社交计量器理论（Leary et al.， 1995），社会地位理论（Barkow， 1980），以及等级计量器理论（Mahadevan， Gregg， Sedikides， & de Waal-Andrews， 2016）。其中，自我评价保持理论（Tesser， 1988）主张，个体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积极的自我评价;而“社交计量器理论”则将自尊看作是一种心理尺度，认为它反映了个体被他人喜欢或被接纳的程度（Leary， Tambor， Terdal， & Downs， 1995）;相反，社会地位理论及等级计量器理论则认为自尊反映了个体被他人尊重或钦佩的程度，即体现了个人的地位和等级（Mahadevan， Gregg， & Sedikides， 2019）。
除个体自我和关系自我之外，在自我中还有涉及“我们”的方面，即集体自我，其主要来自于有价值的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Sedikides et al.， 2013）。与之对应的集体自尊指的是个体从更大的社会群体中获得的自我价值（Brewer & Gardner， 1996），它反映了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是其所处团体中好的成员（Breckler， Greenwald， & Wiggins， 1986），或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看重团体成员身份对其维持自尊的重要性（Crocker & Luhtanen， 1990）。此外，基于组织的自尊的概念同樣强调通过组织特征定义自身的价值，意指个体将自我看作是有能力和有价值的组织成员的程度（Pierce & Gardner， 2004），它实际上体现的是组织身份价值到个人价值感的转移（陆欣欣， 涂乙冬， 2014）。
总之，西方已有的自尊理论缤彩纷呈，它们分别尝试从个体、关系以及集体的视角针对自尊的类型，内涵与功能加以不同的解读。然而，毕竟个体的自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三重自我并非是彼此相互孤立存在的实体，因而，单独基于个体、关系或集体的视角难以解释三种自我表征形式如何相互作用，进而作为一个统一体塑造与影响个体的自尊。
更为重要的是，自尊是一种文化的建构，也就是说东西方人自我价值感的来源有所不同，比如有研究结果显示，西方人的自尊更强调个人的能力，成就和独特，而中国人的自尊则同时包括个人与社会两种取向（黄希庭， 尹天子， 2012; 翁嘉英， 杨国枢， 许燕， 2009），并且伴随着现代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呈现出双文化的特性，其自我概念既有以关系和集体为特征的依存我特征，也有关注个人独特性的独立我特征（Lu， 2008）。
此外，西方主流的自尊理论多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观点之上，鲜有辩证地看待他人之于自尊维持的重要性，或是强调个体坚持内在标准的重要性，或是强调自尊的人际归属特征，或是关注集体成员身份对于个体自尊的影响，几乎都没能辩证统一地看待自我，他人，乃至集体间的关系，从而严重忽视了同时兼顾自我独特、人际归属、团体融入对于维持个体自尊的重要性。相比较西方人典型的分析式思维特点——强调事物本身的特性，强调用逻辑的，非矛盾性的观点分析问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整体式的，即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强调主体和环境之间的和谐，并注重采用矛盾的、变化的和联系的观点分析问题（侯玉波， 2007; 侯玉波， 彭凯平， 朱滢， 2016; Nisbett， Peng， Choi， & Norenzayan， 2001）。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中国本土文化出发，深入探讨中国人自我的内涵及其对中国人自尊构成的影响，发掘出对理解中国人自尊有意义的尺度和标准（陆洛， 2009; 杨国枢， 1993; 杨中芳， 1991; Ho， 1995）。
4 整合视角下的本土化自尊理论——身份调和器理论
如前所述，Markus和Kitayama（1991）提出，东亚人拥有互依的自我构念，而北美人拥有独立的自我构念。然而，持有中国本土化心理学观点的学者不建议采用简单的跨文化比较歪曲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杨中芳， 1991），他们提出，对于中国人来说，自我与他人间的界限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具有弹性、可变的，甚至可被看作是自我完善的重要手段（陆洛， 2009），因此，聚焦在人我关系基础之上的“互依我”概念尚未触及中国人自我特点的精妙之处，想要发掘出对理解华人自尊有意义的尺度和标准，就需要将中国人自我的研究放置在中国文化/社会/历史的脉络之中。 首先，之所以文化会影响个体的自我构念是因为不同文化对个人与社会间关系的构想不同。在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个体的责任并不像在西方体系中那样，向外去表达、表现及实现自己，而是要以克己复礼的实践精神来向内实现“仁”的自己，通过不断地由学习及实践中“尽性”以得“道”，成为中国文化中理想的自己，做到天人合一（杨中芳， 1991）。
其次，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决定了自我与他人间的界限不同。杨中芳（1991）指出，西方“个人定向”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他们以一个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为单位，看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及成就，因此，自己与他人间的界限是越清楚越好;而中国“社会定向”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个人与他人间的界限并不一定很清楚，而是使自己的界限可以包容他人及其所属的团体（如图1所示），这样一来，自己与群体的关系就变成几个套在一起的同心圆关系（费孝通， 1947; 1985; 杨宜音， 1999;杨中芳， 1991; Hsu， 1981）。
已有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人的自我概念较西方人更具包容性，比如在中国人的认知信息加工过程中，不但存在自我参照效应，还存在母亲参照效应（朱滢，张力，2001），朋友参照效应（管延华， 迟毓凯， 2006），以及恋人参照效应（周丽， 苏彦捷， 2008）。同时，脑成像研究结果也揭示，中国人会采用内侧前额叶这一脑区同时表征自我和母亲（Zhu， Zhang， Fan， & Han， 2007）。此外，重要他人（如父母，朋友）的面子，道德或能力和自我信息都会对中国人的自尊产生影响，进而产生荣辱与共的连带效应（黄希庭， 尹天子， 2012; 苏珊筠， 黄光国， 2003）。并且，集体自尊和个体自尊同时都是中国人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张力为， 梁展鹏， 2002）。总之，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不仅涉及个人独特性，还囊括与自我关系密切的他人，以及集体的特征（王沛， 陈庆伟， 唐晓晨， 罗俊龙， 谈晨皓， 高凡， 2017）。
图1 中西方理论对于中国人自我结构的不同看法
为了将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在概念上加以统一，并进一步澄清三者之间的联系，我们借鉴前人的提法将中国人的自我結构区分为小我和大我两部分：“小我”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将个体与他人相区分的特征，相当于个体自我;“大我”指以小我所属的团体（如家庭、组织和国家等）为自身界限的、具包容性的自已（杨中芳，1991），包括关系自我与集体自我两种。这里的小我与大我类似于社会认同理论提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Tajfel & Turner， 1979），然而在理论层面，社会认同理论更关注群体间分化对个体自尊的影响，认为积极的自尊来源于内、外群体间的有利比较。但是，本土化的大小我理论则更关注大小我间边界的灵活转化，主张中国人通过将小我融合于大我之中，进而实现道德自我的发展，所以，大我自尊被看作是小我自尊的基础和前提。与之类似，身份融合理论也提出群体归属会模糊个体自我与社会自我间的边界（Swann， Jetten， Gómez， Whitehouse， & Bastian， 2012），但是，该理论仅仅关注身份融合对群体行为的影响，而未曾论及个体如何通过将大小我相融合进而维持和提高自我评价。
更进一步，我们分析，之所以大小我融合会有利于提升自尊，是因为小我和大我常常拥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小我想要追求个人的独特和独立，而大我却希望个体间的归属与融合，所以，两者之间常会发生摩擦，产生矛盾。考虑到中国人的成长与社会化可被看作是一个道德自己的发展过程——个体对小我进行超越转化，到小我与大我融为一体，直至成为天人合一的理想人物（杨中芳， 1991）。所以，只有当中国人能够“中庸”地调和大小我间的矛盾，随情境灵活且适度地改变小我和大我间的边界，让小我的内在要求在大我的限制之下，得到适当的、无过无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蔡锦昌， 2000; 张德胜等， 2004），他们才会对小我和大我同时达成满意。如此一来，中国人的自尊便具有了社会层面的计量器功能，即衡量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功地调和大、小我间的关系，我们将其称之为“身份调和器理论”。
已有研究可以为“身份调和器理论”提供支持，比如，特质性自尊被证实与反映大、小我核心价值的共生与能动特质均成显著正相关（Nikhila Mahadevan， Gregg， & Sedikides， 2018）。此外，个体身份的改变会导致其自尊发生变化（Ellemers， Kortekaas， & Ouwerkerk， 1999）。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的自尊水平与大小我融合程度显著正相关，当中国人可以让小我需要在大我约束之中得到恰到好处的满足时，他们将会获得自我与人际间的双重满足，并获得更佳的自我感（Wang， Chang， Xu， & Liu， Under review）。此外，中国人会通过为大我争面子的方式同时满足小我对于能力和道德的双重需要（王轶楠， 杨中芳， 2007）。这些证据都支持，只有当小我需要在大我的约束之中得到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的满足时，中国人才会拥有高自尊，从而反映中国人自尊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衡量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调和好大小我间的关系。 5 对未来研究的启发与建议
首先，身份调和器理论的验证与完善还有待更多研究证据的支持。虽然已有多项研究显示，中国人的自我结构具有可拓展性，既包括自我，也包括重要他人，乃至集体;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都是中国人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当小我融合于大我时，中国人的自尊会显著提升等（王沛等， 2017; 张力为， 梁展鹏， 2002;朱滢， 张力， 2001;Wang， Chang， Xu， & Liu， Under review），然而，究竟是否身份调和器理论比已有的主流自尊理论，如恐惧管理理论（Pyszczynski et al.， 1997）和社交计量器理论（Leary et al.， 1995），对于中国人自尊的功能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还有待更多研究的验证。此外，考虑到也有研究证据显示身份融合对西方人来说也是有利的（Swann et al.， 2012），所以，进一步探讨身份调和器理论的文化特异性与跨文化普遍性同等重要。
其次，基于身份调和器理论寻找属于中国人的最佳自尊。虽然高自尊的积极功能已被大量研究证实，但也有不少研究强调高自尊的异质性（金莹， 卢宁， 2012），进而促使学者们开始寻找什么样的自尊才称得上是最佳自尊——是高且稳定的自尊（Kernis， 2003），还是无条件的自尊（Ryan & Brown， 2003）？而按照身份调和器理论，中国人最佳自尊建立的基础是适度恰当地同时满足大小我的需要与标准，我们将其称之为“适恰自尊”，目前，我们不但已经发展出信效度良好的适恰自尊量表，还采用多种范式（相关、实验和追踪），揭示出适恰自尊对于提升中国人自我舒适，人境融洽，以及自我发展三方面的重要作用（王轶楠， 刘嘉， 2019）。而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寻找适恰自尊影响中国人健康和幸福的中介机制及其边界条件，并落实到实际操作层面，进而摸索出提升中国人最佳自尊的途径与方法，通过帮助中国人将小我更好地融合于大我，促进社会的和谐融洽，提升国家民族的凝聚力。
此外，身份调和器理论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解决自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社会适应问题。身份转换是个体自我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其经常伴随着旧身份的丧失，以及新身份的获得（Cross & Markus， 1991），比如升学就业，结婚生子，或退休丧偶等等，按照身份调和器理论，如果个体可以让小我的独特性（旧身份固有的）在大我的约束（新身份带来的）之中得到无过无不及的满足，那么，他们便可以更好更快地适应新环境，并获得旧身份与新身份间的最佳整合。比如，我们新近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大学新生入学前的适恰自尊水平可以预测他们入学一年后的心理需要满足状况，同时，大我自尊与小我自尊在适恰自尊和心理需要满足之间扮演中介变量角色（王轶楠， 刘嘉， 2019）。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探讨是否适恰自尊的积极意义可以拓展至其他类型的人生重要转折之中，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新生活，提高生活质量。
最后，身份调和器理论可以启发人们在社会困境中做出最佳决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自我需要和他人需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的博弈情境，这类两难选择被称为社会困境问题（刘长江， 郝芳， 2014），竞争会让小我获得更高的利益，而合作会让大我利益最大化，已有研究主张，社会困境的妥善解决通常依赖于合作行为（Van Lange， Joireman， Parks， & Dijk， 2013）， 然而根据身份调和器理论，竞争并不一定就是有害的，最佳的决策并非是让小我委曲求全，而是力争通过成就大我，实现小我，最终让大小我的利益都得到适度恰当的满足。因此，针对社会困境中的决策研究，身份调和器理论会从自尊维持的角度重新界定什么是最佳的决策，并有助于帮助人们理解在社会困境中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情境下最好是选择合作还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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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ntity Modulation Theory：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igenous Selfesteem Theory
WANG Yinan
（Faculty of Psychology，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o facilit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 of selfesteem among Chinese individuals， we introduce Identity Modulation Theory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mallego and Largeego， which emphasize uniqueness from others and similarity with others， respectively. Uniqueness and similarity are thought to be valued by all human beings， who then might stake their selfesteem on succeeding in domains that they highly value. Identity modulation theory suggests that selfesteem is a function of finding harmony between these two competing values of uniqueness and similarity. In contrast to previous selfesteem theories that particularly focus on individual， relational， or collective self， Identity Modulation Theory endeavors to integrate these three facets to offer an integral view of an individuals selfevaluation. The new indigenous theory concerning selfesteem will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Chinese selfesteem and finding ways to promote Chinese selfesteem.
Key words： selfesteem; triparite model of selfconstrual; largeego; small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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