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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帝国主义论:垄断资本学派的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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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自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诞生后的一百年来,垄断资本主义继续向前发展并出现了诸多新变化,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也相应地向前推进并形成一些新的流派。其中,美国垄断资本学派在重点关注二战后帝国主义新发展态势的基础上,将帝国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基本特征概括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而垄断资本学派自身发展也呈现出既相互衔接又有所区别的阶段性特征,但其中始终包含着一以贯之的理论渊源、理论风格和理论旨趣。
  [关键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扩张;垄断资本学派;新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 F308[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20)01-0024-07
  引言
  自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论断以来,资本主义仍然在不断向前发展,并且产生了诸多新变化。一个世纪来,西方理论界尤其是左翼理论家围绕经典帝国主義理论的质疑和争论不断,他们对帝国主义的现状和未来趋势作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形成不同的思想流派。其中,二战后出现的以美国《每月评论》杂志主编保罗·斯威齐为首的垄断资本学派(又名“每月评论”学派)为一大代表。
  根据代表性学者理论关注点的变化及其所处时代的具体特征,可以将垄断资本学派的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以斯威齐和保罗·巴兰为代表的初创时期,重点关注“经济剩余”概念;以哈里·马格多夫为代表的修正时期,转而关注金融扩张;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为代表的成熟时期,重点对金融资本进行批判。三个阶段的更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战后帝国主义的新变化,也体现了垄断资本学派对帝国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发展。
  一、以“经济剩余”为核心概念的初创时期
  20世纪40至60年代,在学派创立的早期,经济学家出身的斯威齐和巴兰将视角放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济批判上。他们于1966年合著的《垄断资本》是垄断资本学派的奠基之作。书中,他们提出了“经济剩余”这一核心概念,并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规律做出独到解释,成为整个垄断资本学派研讨战后新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基础。
  “经济剩余”是斯威齐和巴兰在马克思消费理论和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基础上创立的概念,其意指在一定时期中没有被消耗掉的生产力,是总产量与消费量之差,包括现实性经济剩余、隐性经济剩余与计划性经济剩余三类。垄断资本学派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状态进入到垄断阶段。因为垄断排斥竞争,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垄断就能够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高价格水平并获得大额利润,从而积累起大量无法进入资本再循环过程的剩余资本,造成生产过剩、通货膨胀、价格下跌以及最终导致利润率下降。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困局,垄断资本主义就会减少生产并限制投资,结果又导致社会经济趋于停滞甚至是崩溃萧条。如果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共同出现,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危机开始了。
  所以垄断资本学派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不在于如何扩大生产,而在于如何在维持生产的前提下消化掉多出的剩余。一面是经济剩余的不断积累,另一面是对剩余的利用越来越困难,由此可证“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制度”,如果不是因为存在对停滞趋势的抵消力量,“早就应当自行崩溃了”。[1](pp105-106)斯威齐和巴兰将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解释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行的必然产物,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停滞趋势早在1907年就已显露端倪,是“一战和大规模的汽车工业将其暂时淹没”。到了20世纪30年代,“它们又浮到表面上来”,这一次是二战的巨大刺激推动垄断资本主义继续发展。[1](pp225-226)
  “发展,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本来可以大大推进全体的富裕,但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却构成了对劳动人民中越来越多的人的生存本身的威胁。”[1](p232)因此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必将崩溃,但是,垄断资本学派并不看好经典帝国主义的革命论,认为并不存在真正能够推翻这一制度的革命行动。他们所预言的帝国主义的最终结局,是停滞趋势越来越不可阻挡,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内耗,“最后完全衰竭。”[1](p243)
  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威齐和巴兰出版《垄断资本》期间,垄断资本主义并未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样再度陷入停滞状态。正相反,二战后的20多年时间里,资本主义正经历着一个高速发展和相对繁荣的“黄金时期”。因而他们除了揭露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运行规律和总体态势以外,还在寻找那些对冲停滞趋势的“抵消力量”。他们在《垄断资本》一书中,将“军事帝国主义、政府公共支出和企业的销售努力”视为对消费和投资——这两个吸收经济剩余的传统手段的补充。然而这些途径都是表面的、暂时性的,不能够长期地、从根源上抵消经济停滞的总体性趋势。“战争破坏所造就的繁荣引起了几千万人生活格局的大变动,由于军事支出增加了将近四倍,从1947年的140亿美元增至1963年的552亿美元,可以有把握地说,自从铁路时代以来,美国经济在和平时期还没有经受过如此强大的刺激……尽管这些刺激是强大和持久的,习见的对剩余吸收不足的症状——失业和设备利用不足——却早已开始出现,并且除了周期性波动外,变得更为严重。”[1](pp230-231)
  换句话说,他们敏锐地预见到了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只是“一时的荣光”。在《垄断资本》发表的随后几年,战后高速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出现颓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经济滞胀”。在回顾曾经的预测时,斯威齐认为,资本主义战后的经济增长存在历史偶然性,“战后重建、战时久经压抑的潜在消费力被释放、美国霸权的确立、以及军事支出对相关生产的带动等等。但是这些因素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或被耗尽,或发展到负面。”[2]所以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再度进入停滞状态。
  垄断资本学派的创立伊始就伴随着争议,因为其宣称要以经济剩余增长规律取代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放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试图创立以经济剩余概念为核心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揭示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实现对帝国主义趋于灭亡的科学证明。但是,垄断资本学派“用经济剩余取代剩余价值,这不是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具体运用,而是一种修正。”[1](p3)   垄断资本学派则坚称其理论的正确性,斯威齐这样回应,“回顾本世纪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历程,总体上看,我认为这些观点仍然很好地经受住了考验。”[3]但他们同时也认识到,在早期,自身理论确实存在着严重漏洞,主要在于未能预见到金融化在推动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方面的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始,资本主义金融化大大增强,并且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尽管在《垄断资本》“销售努力”一章中曾经将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视为“利用剩余的一系列方式”,但是毕竟没有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进行更全面的论述。也就是说,这部分内容只能通过20世纪70至90年代初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对垄断资本学派理论的修正来补充了。
  二、以“金融扩张”为核心概念的修正时期
  围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遭遇的“经济滞涨”和80年代经济体系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斯威齐和马格多夫进一步研究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总趋势与金融资本扩张之间的联系,补充阐释了垄断资本学派的帝国主义理论。
  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金融是生产的附属部门,是为生产进行融资的。随着经济的增长,必然产生基于实际生产的资金需求,这些资金很多时候需要从金融部门获取。金融部门的扩张是生产扩张的先决条件,能为实际生产带来投资。[4]但在斯威齐和马格多夫看来,只有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资本家买卖金融资产才符合传统理论的设定,但在实际的金融扩张中,绝大部分金融交易并未伴随着实际生产过程,对实际生产的推动作用也没有预期那么大。相反,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停滞才产生了金融资本扩张,即金融部门消化了生产停滞状况下的额外经济剩余。如果没有金融部门的扩张,经济剩余不能被生产所完全吸收,那么就会导致资源闲置和失业率增加,进而引发危机。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进入停滞状态后,金融资本实质上对资本积累有积极作用:其一、金融部门的膨胀带动办公建筑、通讯设备等相关行业投资的增长;其二、金融资本的扩张带来的利息收入的增加,刺激了服务行业和奢侈品的消费。因此,不论从投资还是消费方面,金融扩张都起到抵消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停滞趋势的积极作用。”[5]他们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基础上,一个庞大的“金融上层建筑”正在构筑,并且上述金融扩张的整个过程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斯威齐还修订补充了《垄断资本》中的部分结论。《垄断资本》中关于资本主义公司结构比较稳定、不容易发生变化的预判,被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国家盛行的并购狂潮打破了。充斥着金融投机的金融利益团体沉溺于买卖股权,从而控制公司。金融化导致资产阶级内部出现权力转移,“现在资本主义的真正权力与其说在企业董事会的会议室,不如说在金融市场。”[3]当今市场中以“创业投资”为经营重点的基金公司就是典型代表,它们通过为新创立的公司提供投资,帮助其上市、被更大公司并购而从中获利。这一现象表明,当今世界的公司市场已经发生变化,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刚刚进入垄断阶段时追求实体经济的市场已经有所区别了。
  同时,《垄断资本》并没有预见到在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整体投资方向上所发生的转变。以往资本主要被投入到诸如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公共事业等实体产业上,但如今“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即使在商业周期的恢复阶段也很少有大幅增長,只在诸如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相关领域的投资有增长。”[6]
  尽管20世纪70-80年代的金融扩张对垄断资本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表现为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金融企业及从业人数的增加,国民经济中金融份额的扩大,等等。但垄断资本学派依然坚持其基本论断,即金融扩张并不能真正解决“经济剩余”问题,不能真正制止垄断资本主义的停滞趋势,亦不能为实体经济的增长真正注入长久的活力。“这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投机、诈骗和欺诈体制,虽然金融业的虚假繁荣已经为剩余提供了新的出路。但是,金融部门的巨额货币资本被用来投机到有价证券、房地产和商品市场,而不是资本品(指生产设备等)上。”[7]
  1997年,斯威齐总结了从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以来资本主义所出现的三种重要趋势:(1)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减缓;(2)垄断性质的(或少数寡头控制的)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繁衍壮大;(3)资本积累过程金融化。他进一步指出这三大趋势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金融垄断创造了大量的利润和积累;另一方面,随着对市场的垄断不断加强,对生产再投资的降低,利润越来越多,投资机会却越来越少,这导致资本积累流动趋缓,进而减慢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速度。[8]
  此外,马格多夫的《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经济学》一书亦是垄断资本学派的代表著作。通过对美国经济数据的量化分析,他指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英法殖民帝国的新型金融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的诞生,它的显著特征就是以金融垄断资本而非殖民地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金融扩张。他明确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20世纪后期新帝国主义的实质就是美国霸权下的垄断资本全球化。“其主要的新特征,就是经济权力集中于规模巨大的公司和金融机构,于是就出现了资本的国际化。”[9](p31)“美国跨国公司的目的是要使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所控制的份额同它们在美国国内市场上所控制的份额一样大。”[9](p218)而且,美帝国主义还通过对外援助和控制其他国家的债务来实现其统治。“援助的本身有很大一部分是专门用来偿还过去的援助的,而且这一部分越来越大。”[9](p166)“如果没有足够的出口来偿还债务和购买所需的进口货物,那么欠发达国家就要被迫继续借债。”[9](p168)“新帝国主义并不依靠公开的政治统治。美国与南美洲的经济关系,同英国与它的非洲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并无区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强制执行殖民统治的游戏规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9](p160)
  马格多夫在另一本著作《帝国主义:从殖民时代至今》中将帝国主义的内核与资本主义的历史高度结合起来。“从一开始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趋势的内在组成部分。任何对帝国主义的简单的、机械的和纯经济性的解释都应避免,现代帝国主义的根源要从16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以来的历史中寻找……要消灭帝国主义,就要推翻资本主义。”[10]这一论断将批判帝国主义的视角回归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发展,警告后人要避免陷入对帝国主义表象的纯粹批判。   在金融化影响下的新帝国主义,表面上是不断在加强国际体系,其深层则暗含着各民族国家之间激烈的竞争。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导致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差距日益扩大,甚至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核心国家之间也发生了严重冲突。作为新帝国主义的首领,美国国内的直接投资发生了从制造业向金融业的急剧转移。而边缘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与债务快速增长。种种迹象表明,新帝国主义并非建立了一种牢固的国际秩序,相反,在垄断资本主义迈向世界的同时,也埋下了冲突和矛盾的种子。“虽然殖民主义时代已经过去,帝国主义仍是国际关系中的主导性力量。”[11]
  在垄断资本主义金融扩张的初始阶段,斯威齐和马格多夫敏锐地抓住了这一趋势,并及时跟进作出新的理论阐述,使得垄断资本学派的理论有了很大的修正和补充。而随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接过旗帜,通过深挖金融资本的运动规律与高度概括以往的研究成果,将这些理论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三、以“金融垄断资本”为核心概念的成熟时期
  2006年,《每月评论》原主编马格多夫逝世,福斯特肩负起杂志社的领导职责。他重点关注在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停滞趋势下,金融资本自身的特殊运动规律以及愈演愈烈的经济全球化和生态帝国主义。可以说是福斯特将垄断资本学派带入理论成熟时期。
  在福斯特提出“垄断金融资本”概念之前,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就曾强调金融扩张和金融积累脱离于资本主义实物生产的独立性。但后两者主要将金融扩张视为垄断资本主义吸收经济剩余的一种途径,同时认为金融扩张是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所引发的后果,是对停滞的一种抵消因素。而福斯特则认为金融资本的积累与生产资本的积累是并行的。“传统主流经济学把资本积累在本质上看作是增加资本品的量。但这仅仅是资本积累过程的一方面。积累同时也是增加金融资产的量。”[7]生产积累的停滞只是促成金融扩张的条件,而金融资本自身的发展始终是一个独立的历史过程,独立于生产资本积累的循环周期。福斯特将其称之为“二重积累体制”。
  在二重积累体制下,金融资本的积累脱离实物生产过程,在生产萧条时,金融资本能发挥其资本的作用,继续推动经济的增长。金融资本还具有生产资本所不具有的高度流通性,即可以快速变现。当然,尽管金融资本与实物生产独立并行,但它的实际价值基础和最终利润来源还是生产过程中积累的剩余价值。“金融资本的收益终究来自对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没有生产积累过程支持的金融资本积累,必将产生金融危机。所以,生产长期停滞状态下的金融扩张更像是资本主义崩溃前的狂欢”。这样的金融垄断资本就存在“既脱离生产资本积累,但又必须最终依赖实物生产过程的矛盾”。[5]
  2006年福斯特在《垄断——金融资本》一文中整合了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关于停滞和金融化的观点,并将其概括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他还提出“停滞——金融化陷阱”概念。尽管金融化对于经济停滞有积极的抵消作用,但它由于上述矛盾的存在,“无法克服实体经济的萎缩,而是创造出一个更不稳定、更难以预测、也更难以控制的体系”,即金融垄断资本体系。[12]突出表现就是一轮又一轮的金融泡沫。“美国各类债务在1980年占GDP的150%,到2008年经济危机开始前,已经增加到GDP的350%以上。投机工具增加所产生的债务杠杆,已经远超于作为其基础的实体经济的份额,这是近年来金融化的本质”,“過去几十年要是没有金融泡沫,资本主义的增长无疑会减缓。但就像所有的泡沫一样,金融泡沫也会持续扩大,直到最终破裂。那时,停滞与危机就会再次出现。”[13]
  福斯特还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对垄断金融资本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及催生的生态帝国主义加以批判。他在马克思代谢断层理论以及以往垄断资本学派对于经济浪费的分析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在他看来,“目前的学界观点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人类和环境所造成的危害,要全面理解全球生态破坏的严重程度,只能从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角度来入手。”[14]
  垄断资本学派创立者斯威齐曾说:“生产不存在制动机制,只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使生产过程停下来”。[15]而后继者福斯特进一步强调,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张与地球有限的承载能力之间关系,是批判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基础。他认为要解决这种生态问题,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造成的经济浪费。例如在今天,为了更加吸引消费者好扩大销售,商家越来越追求更精美的包装,使得这一组成部分在商品成本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异化商品的使用价值,过度包装以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使塑料包装成为一个面包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这个用完即扔的社会里,人们似乎无止境地追求奢华甚至有害的产品包装……美国人每年扔掉70亿吨的PVC塑料,这是一种污染且危险的塑料产品。”[14]同时垄断资本主义出于要消化生产剩余的目的,普遍宣扬“快餐消费”心理,鼓励消费者进行有时并无必要的购买行为和提高消费频率,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近年来环境问题的凸显,让全世界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生态破坏本质。“生态剥削从早期殖民主义就存在,过去主要是造成边缘国家生态环境的恶化,如今已经造成全球性的代谢断裂,造成生态、社会等多重危机。然而帝国主义对边缘国家资源的掠夺和剥削以及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有增无减。”[16]福斯特将生态破坏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联系起来,指出“资本主义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法纯粹是技术性的,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广泛破坏,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贪婪所决定的。即使在资源利用和环保上有任何技术改进,其作用终将被这种贪婪的发展模式所淹没。因此,就生态的可持续而言,资本主义也是一个失败的体制。”[17]
  在马格多夫对美帝国主义进行详尽论证的基础上,福斯特综合对新阶段全球化和新国际格局的观察,揭示了新帝国主义的全貌:“在这一阶段,美国霸权、资本集中、中心国的停滞趋势、帝国主义对边缘国家的剥削、金融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之间的斗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组成了垄断理论所描述的世界总体图景。”[18]民族国家的主权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愈演愈烈,美国不断压迫其他国家以巩固自己的霸权。最终构成了一种以美国霸权为核心,以全球垄断资本为主导的新帝国主义体系。这种体系“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三架马车与中心国家的政府和巨型公司牵头推行,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所支持,尤其是美国,它的破坏力量超过了所有其他帝国主义力量的总和。”[7]   显然,这种世界经济结构和帝国主义体系是不可持续的,“所有希望现在必须依赖于谋求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替代物。”[19]而“对新帝国主义的反抗无疑才刚刚开始……美帝国主义与过去掠夺性的殖民帝国很相似,并将遭遇与过去的帝国相同的命运。”[20]
  结语:特色与局限
  综上可见,垄断资本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既相互衔接又有所区别的阶段性特征,但是其中始终包含着一以贯之的理论渊源、理论风格和理论旨趣。
  其一,作为理论根基的“经济剩余”概念,是垄断资本学派新旧理论发展的一致出发点。不论是对于生产过程批判的初创时期,关注金融扩张的修正时期,还是批判金融垄断资本的成熟时期,垄断资本学派都是基于“经济剩余”概念对垄断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进行批判的。即便是对于生态环境破坏这样的现象,福斯特也是围绕着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超额生产力”和极大的浪费,深刻地指出垄断资本主义的生态破坏性。所以,尽管存在着对于垄断资本学派“经济剩余上升”规律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质疑和争论,但理解他们所提出的这一理论是全面了解垄断资本学派的前提。
  其二,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态势进行跟踪研究并及时作出理论回应和调整,是垄断资本学派的一贯作风。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涨”前,在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这一时期,巴兰和斯威齐在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个中缘由进行探究的同时,寻找“经济停滞”的抵消因素,丰富和发展了垄断资本理论,并且成功预见到了20世纪中后期所发生的资本主义“滞涨”现象。面对20世纪70-80年代的金融扩张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新帝国主义的确立,垄断资本学派适时深入研究这一阶段金融爆炸的起源和走向,修正了前期理论。在高度金融化、全球化和美帝国主义的霸权等现实表现下,垄断资本学派更是精辟地指出垄断资本主义迈入了金融垄断阶段,深入揭发其破坏性的本质,进而提出“垄断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必将灭亡”的判断。
  其三,借鉴传统帝国主义理论的分析视角并试图超越它,一直是垄断资本学派所为之追求的理论旨趣。垄断资本学派自认为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并尝试赋予其新的时代特色。正如马格多夫在《帝国主义时代》里所说,“列宁学说的特殊价值,就是对作用于国际经济关系的一切主要杠杆给予最扼要的说明。这些杠杆同新的垄断阶段以及垄断组织所运用的主要方法是相联系的……但是当这些因素在某些具体情况下起作用并且同新情况相适应时,那么对具体情况必须进一步考察。”[9](pp36-37)垄断资本学派始终秉承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历史结果,始终将帝国主义新变化与资本主义深层矛盾相结合,从而有一定的预见性,特别是他们提出“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一概念,对于当下揭露批判帝国主义有独特的启发意义。
  当然,垄断资本学派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表现为作为其基本理论根基的经济剩余绝对增长理论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相违背,而且表现在相较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发展和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科学论证,垄断资本学派更多地是将视角和重点放在对现今帝国主义的批判上,而没有提供具体可行的替代方案。他们承认垄断资本主义是腐朽的,但认为它还将持续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帝国主义的终结将是内部崩溃与外部革命的共同结果。尽管如此,他们的批判是有力,立场是坚定的,在当下帝国主义势力不断强化其对内压迫和剥削、对外侵略和干预的形势下,垄断资本学派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清醒认识到新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形势。正如福斯特所宣告的那样:“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比以前更严峻地要求我们做出明确的选择:要么是毁灭性的野蛮主义,要么是人道的社会主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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