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双重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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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莉 王仕民
摘要：经济上现代与文化上后现代并存的双重境遇，决定了乡村文化振兴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双重视角。正是由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乡村文化的价值指向上单一与多元、内容体现上的同一性与碎片化、传承理念上的去根化与无方向感等差异，以及二者对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漠视与悲观，造成了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踌躇不前。对此，必须确立文化与技术相结合的价值理念，大力发展乡村经济，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重构乡村精神文化，走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之路。
关键词：现代性;后现代性;乡村文化振兴;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20）02-0057-08
乡村文化究竟要通过“推倒重建”还是“微改造”才能实现振兴？对此，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最为典型的是以王晓明、贺雪峰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危机论”和以黄应贵、赵旭东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存续论”。这体现了当前的乡村文化建设在价值观念、内容构成和路径选择上的两难。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入手，了解乡村文化的整体情况。
经济与文化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其发展阶段并不一定一致。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有时先于经济的发展，有时会出现“文化迟滞”现象，麦圭根（McGuiGan 2006）指出：我们的文化已经很后现代，但从经济模式上看，世界依然处在现代社会。拿中国当前的乡村来说，从经济上讲，乡村尚未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从文化上讲，体现后现代文化景象的事例却可以信手拈来。因此，我们不能用单一的视角来审视当前的乡村文化。
理解当前的乡村文化必须采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结合的双重视角。现代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特指一种“就事论事”的理性思维方式与文化;二是一种成功的社会模型与道路，即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现代性倡导平等与自由，强调理性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在其存续时间上，一直存在不同看法：被称为“德意志良心”的德国社会学家、现代性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应继续深入建设;而后现代性的代表人物利奥塔则坚称，现代社会的部分支柱已经坍塌，科学思维的去中心化标志着后现代社会已经来临。后现代性的研究内容主要为大众媒体的扩散、信息技术的普及、人口迁徙的加速、社会阶级身份认同的削弱、以及多元社会的出现所带来的社会变迁。[1]从内容上看，二者均可以成为乡村文化研究的不同角度，其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互相对立的，而是各有所长、互为补充的。
一、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冲突与融合：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选择之困
我们究竟要建成什么样的乡村文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体现了当前乡村文化的价值选择。从宏观上讲，当前乡村文化在立场的选择上含混不明。我们是顺应现代性的要求，像建设城市一样，建设集中、整齊划一的乡村，还是适应后现代性的特征，突出乡村的鲜明个性？这不仅体现在乡村文化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也体现在乡村建设实施方案的调整上。长期以来，城市文化居高临下，乡村文化整体式微，倾向于全部重建，目前则更关注乡村文化的传承与活化等。但是，传承与活化不仅要有自觉的乡村文化建设意识，还要有好的创意、配套资金与政策的长期支持，与务求立显的的政绩观相遇，乡村文化建设出现了“千村一律”和“文化样板村”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共存的现象。
从微观上讲，乡村主体在文化身份的认同上模糊不清。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的认同从单一走向多元。乡村人口流动频繁，人们的文化身份也更加多重化，既是乡下人又深受城市文化的浸染。文化的冲突、认同、歧视、忠诚等问题在乡村个体和群体上愈加凸显。加之新技术大量运用，乡村主体不再受传统空间的桎梏，迅速地重组和流变，乡村主体的身份认同在故土、社会与文化再生产中发生转变，新的族群景观不断涌现。群体、资本和地域之间的联系渐弱，动摇着乡村文化再生产的基础。急于去乡村化标签的群体想象和融入现代城市文化的现实困境相遇，个体与群体之间新的文化冲突不断呈现。
（二）内卷与进化：乡村文化内容的质性差异扩大
当前的乡村，传统利益格局被打破，乡村文化呈现出内卷与进化同时并存、差异扩大的态势。吉尔茨《农业内卷化》中指出，内卷化是当一种社会或者文化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以一种形式固定后，停滞不前，无法转化为更高级的一种模式的现象。长期从事某一相同的工作，保持同一层面，没有变化和改观的自我消耗与懈怠行为被称之为内卷化效应。几千年来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内卷化效应的惯性犹在，不断向内追求精细化，具有超强的稳定性，难以再次发生质变。与此同时，受城市文化的影响，部分乡村文化形式已经不再具有欧氏几何下明显的边界结构与规律，甚至文化也不再同质了。
日益多中心化，去规制化、脱嵌的世界中，城市良莠共存的永恒的二重特性，使新来者不安与害怕。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中心向同一地域扩散，出现互相重叠的边际，至此，“文化边际人”大量呈现。乡村文化受城市文化影响，又未能完全摆脱传统乡村文化的影响，在城镇这样一个地域有了更集中的体现，文化出现变种，展现出一幅新的城乡文化分布图：城市文化、城镇文化和乡村文化。同时，乡村文化的个体在“线上”和“线下”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从容切换，不断用线上世界的“自由幻境”迎合着“我”的意志，道德上已盲聋的“网际漫游人”[2]随之出现，而不上网的人则仿似生活在世外桃源般的结界中。网络社会中的乡村文化飞速成长与进化，不断呈现出新的样态，与持续内卷的乡村文化交相辉映。
（三）情怀与现实：乡村文化转型的路径抉择之难
现代性情境下，飞速发展的社会让部分乡村文化消失。“一切固定的东西都消散了”，我们生活周边的快捷、廉价和可替换的东西正取代着那些可靠、持久而又意味深长的东西。[3]人们开始反思一味追求经济发展所带的文化虚无主义弊端，一方面，逃离城市、“诗意栖居”的呼声渐涨，沐浴纯良简单、轻松惬意、返璞归真的乡村文化生活成为人心所向;另一方面，乡村长期贫困的面貌、单薄的文化资本积累，落后的礼俗，与希望尽快改变乡村生活的责任感、使命感一道，汇集为力求短、平、快的方法与手段，最终使乡村文化未能走出现代性的舒适圈。 后现代性主张对传统乡村文化内涵的发掘与伸张，很好地迎合了大众需求，但在经济不够发达、物质不够丰富、保障不够全面的乡村社会现实面前，这种文化浪漫主义情怀不堪一击。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提高的大背景下，乡村文化亟待转型已经成为共识，但是路径选择尚不明朗。怀抱着对乡村文化的情怀，希翼留下原汁原味的传统乡村文化，又无法舍弃现代物质文明发展的成果，仅仅寄希望保留乡愁与记忆的文化折衷主义盛行。
（四）失衡与失序：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缺失
乡村精神文化是衡量乡村文明程度的重要表征。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视角下的乡村文化，均出现物质与精神失衡的危机。现代性作用下，乡村文化的主体呈现物质利益至上的功利化倾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人的文化品格遗落一旁。乡村文化主体的精神生活日益丧失公共向度，灵魂失重与道德冷漠的“空心人”随处可见。后现代性作用下乡村文化呈多元取向，乡村文化主体更关注当下与即时的感受，对意识形态的教化持质疑态度，传统的乡村文化秩序被打乱，乡村宗教呈蔓延趋势。
传统的乡村用一系列严格的社会规范约束和规训着人们的行为，乡村文化用其特有的风俗、习惯、禁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同时，也营造着乡村生活的归宿感与依赖感。当今社会，这种传统的规约日渐消弭，没有法则的“自由”在物质与精神领域四处游窜，杜尔凯姆笔下的“苦恼”成为现代社会情感失序的写照，乡村现代化进程中，旧有的以村庄和家庭为单位的乡村共同体被系统的破坏，随之一起消失的是旧有的乡村集体感，乡村情感失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正如费孝通所述，旧的文化不能让人心安理得，新的文化又未为可知。城市新人群也远离其退化的原生乡土情感，原生情感失序现象普遍。
二、当前乡村文化建设面临困难的成因
（一）单一与多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乡村文化的價值指向上长期相悖
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产物，在全球资本的裹挟之下，民族文化也被纳入到全球化的进程，我国的乡村文化未能独善其身。现代性用其推崇的民主与科学叩响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乡村文化转型的议题一度陷入全盘西化。长期以来，现代性将乡村世界的图景纳入一元的绝对秩序当中，追求普遍秩序下的同质化文化，在具体的乡村生活层面，呈现出对普适真理的认可，和对单一性价值的排他性选择。由于现代性奉行单一线路的观点，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直至资本主义单一道路的破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以及沙特阿拉伯模式的探索等，才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开启了以实用为导向的多元议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乡村文化被消解，传统价值观念被解构，西方资本主义一元霸权主义深刻地影响着乡村文化与生活。
后现代性致力于彰显乡村文化中被总体性遮蔽的异质性与特色，正如赫伯特·米德所述：一整套因人而异的社会关系，针对着各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态度，成就形色各异的不同自我。[4]乡村文化也无法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不再看重整体划一的秩序。后现代性通过对真理与价值的去崇高化，完成了乡村文化叙事模式的嬗变。过去人们以生命为守护的英雄不再被推崇，生动的解释使乡村历史变得鲜活，具体化的描述使一个个乡村文化主体脱离抽象的人设，变得触手可及。但是，这种对多元的过度强调也使真理的效能被弱化，价值的判断被模糊，乡村文化的建设呈现出无序化状态。
（二）同一性与碎片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乡村文化的内容体现上不同
文化是一种遍布人类话语的维度，它利用差异来营造、界定群体身份的各种概念文化的他者镜像。福柯曾以诸多工业化社会中用于生产的原作、摹本和类像来解答复制现象，即摹本的意义相当于用于批量生产的模具，类像相当于批量生产的产品，这种机械的复制增加了出品，却使原作和原本的价值变得不那么宝贵。在文化领域，这种原作更凸显出独一无二的价值。现代性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文化，要求乡村文化重视可复制的秩序，排斥混乱与随机，将整齐、整洁作为现代乡村生活的普遍要求。后现代性则将非主流的、更具本土特征的知识融入文化与艺术领域，借由个性鲜明、风格各异的乡村本土文化产品的流行，来彰显与现代性乡村文化的不同。
现代性不可避免地要求乡村文化走向同一性和同质化，但这个过程并不是毫无抵制的。现代性所宣扬的城市文化与传统乡村文化形成一种张力，城市文化的强势单边推进，最终招致乡村文化的惯性、地方性利益、民众乡土情结的合力抵抗。一方面，传统乡村文化被日益市场化、商业化和快餐化的城市文化解构得支离破碎，冲淡了民众对乡村文化的整体性认知;另一方面，传统乡村文化的合理性成分与特色被不断挖掘，借由图像、视频及其他方式，经网络、大众媒体等迅速传播，强化和放大了其后现代性特征所带来的碎片化体验。
（三）去根化与无方向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乡村文化的传承理念上各异
现代性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持无根化的理念，对此可以从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模式与道路出发，引述出的人们所熟知的现代化理论佐证。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罗斯托（Rostow 1961）指出，后发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需要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摆脱传统价值与制度，投资基础设施与新兴产业，追赶早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接着利用新兴高科技的持续投资，推动生产力与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事实上，很多国家在第一阶段抛弃了传统价值与制度，却未出现罗斯托所述的第二阶段，其结果是长期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如同全球化一样，乡村要实现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我国的乡村文化必然要面对破与立的问题，但如果仅仅依据现代性的视角，那么传统的乡村文化势必完全破除，很显然，这种无根化的乡村文化传承理念并不适用于当前我国的乡村文化现实。
那么，单凭后现代性的乡村文化传承理念是否就可以解决当前乡村文化的破与立的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利奥塔用核战、环境灾难、地区冲突等现象揭示了现代性科学中心主义思维的弊端，这种现代性赖以存在的“元叙事”的破产，奠定了后现代性文化的合法化基础。后现代性让我们确信，不能完全用机械化去取代传统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与文化，但是这种海量的信息给人带来的杂乱随机体验，将乡村文化的主体置身于一系列全然不同的价值与理念当中，使乡村文化的传承在实质上毫无规律，也无方向感可言。 （四）漠视与悲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乡村精神文化建设上存在根本缺陷
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主要受风俗、习惯和情感的主导，进入现代社会，则越来越多地受制于手段、目的和效能。追求理性是现代性的重要标识，在文化行为方面，则表现为世界的“祛魅”，即世俗化过程。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发展的工具理性，与“公正”、“善”的价值理性相悖，使现代性所推崇的理性在乡村这样一个文化场域走向了实质的非理性。人文遗落，缺乏关怀，人与人疏离，主体异化;利益主义大行其道，漠视人的精神世界，命运被外界掌握的无奈与无处安放的情感需要之下，宗教在乡村文化的领域面临“重新赋魅”。
在对现代性的消极因素的反思基础上，后现代性应运而生。后现代性对乡村文化的细分，满足了乡村文化个性化定制的需要，在表现形式上展现出对整齐划一的乡村文化的反叛。商品化浪潮下，后现代性的乡村文化沉迷于“符号”的自主畅游，对廉价的追求使艺术、甚至理论一同沦为商品，变得浅薄和无深度。人们不再希翼透过现象去探求本质与寻找规律，“意义”变得不再重要。乡村文化呈无意识状态，主体随之消亡，情感也随之“非个人化”，自我变成“无数个碎片”[5]。后现代性视野下，乡村精神文化建设具有悲观色彩，其走向听天由命。
三、走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建设之路，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
（一）确立文化与技术相结合的乡村文化价值理念，重塑乡村文化的主体
贺雪峰指出，当前乡村存在的问题更多是文化的问题，当前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而非其他[6]。梁漱溟认为，乡村文化的产生便是基于城乡文化的争论。为何在面对城市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时失守，归根到底是没有建立起更为自信的乡村文化价值观念。重塑乡村文化，更进一步实现乡村文化的振兴，首先必须从重塑正确乡村文化价值观入手，祛除鄉村文化“不好”、“不幸”的“污名”，用整体、全局意义的乡村文化认知替代片面的认知，将其放到国家总体发展规划中重新衡量其价值。大力发展乡村经济，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确立文化与技术相结合的价值理念。这既有利于克服现代性视角下技术为王的去文化导向，又有利于以发展为方向，克服后现代视角下文化为王的传统乡村文化的内卷化倾向，综合二者的优势，才能在发展中传承与振兴乡村文化。
文化与技术相结合的价值理念，凸显了乡村文化建设中人的价值。尼采借查拉图斯特之口向人们展示用所谓的伦理与纲常来美化与掩饰自己的人，认为超人是具有强烈创造能力，能凭借个人的才华支配世界与命运，是欢乐的享有者与自我的主人。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将内在引导的人视为天才，外在引导的人视为仅仅是需要有效组织化的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口头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的相继演进，乡村文化的主体在印刷文化中的“自我引导”和电子文化中“他人引导”双重影响下，变得更不可控。乡村文化通过具体的文字、文本，用其擅长的讲故事的方式塑造着村民的信仰，进而影响着村民的“生活格式”，同时，对叛逆行为采取排斥的惩罚措施。在“传统引导”社会里边缘化，“格格不入”的“羞耻”体验与负罪文化，进入到“他人引导”为主的社会当中，演变成一种必须成功的焦虑。现实的乡村社会更需要的是一种“内在引导”，即每个主体拥有自己的衡量标准，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正确的”[7]，并由此来激发乡村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主动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
（二）整合乡村文化的内容，涵养多样化的乡村文化生态
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乡村文化的内容亟待整合。一是提炼与彰显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包括特色乡村建筑、山水风貌、民间工艺等物质文化;文艺表演、生活习俗、传统节日等行为文化;乡规民约、宗祠规范等制度文化;孝文化、宗教等精神文化。对此，1869年来华的美国外交官、传教士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指出，那时的中国人并非原始低级、不开化，相反，在当时乡村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众多的金玉良言、高尚的人伦道德以及完备的价值评判体系，完全可以拿来培养与教育西方的孩子[8]。二是吸收借鉴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切优秀乡村文化成果，包括韩国新村运动与日本造村运动等国外先进乡村文化与治理经验、弘扬和彰显传统优秀乡村文化的同时、创新和生产一批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乡村文化。
同时，涵养多样化的文化生态。一是乡村文化的全面提升。重新梳理乡村文化的脉络，复兴乡镇文化站的功能，加强对乡村文化礼堂、文化广场等功能的开发。挖掘乡土文化资源，保护乡愁记忆载体，讲好乡村故事，打造有文化、有情怀、有品味的乡村文化。二是完善乡村文化产品供给的层次性。解决由于简单、重复建设导致的乡村文化产品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乡村文化消费需求，打破乡村文化仅仅是农家乐的浅层思维，促进乡村文化由资源向产业的转化。三是以市场为导向，与时俱进地传承乡村文化。例如，乌镇早期的建设目标是修缮矛盾故居，因在调研中发现不能吸引年轻人，故仅将此打造成特色文化小镇中的一个点，在该项目享誉海内外的同时，矛盾故居有了更多的受众对象。所以，我们传承乡村文化须提前做好市场调研，在确保产出的情况下，确立传承与活化乡村文化的方案。同时，注意传承的方式，预防文化审美的倦怠感。做好监管，防止文化越位现象，以免文化杂糅的个体现象影响整体体验，促进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三）有层次地传承乡村文化，打造城乡文化命运共同体
费孝通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中，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中和位育”一词精练为“位育”来说明人的适应性，指出“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9]，并进一步指出文化是位育的工具，用“志在富民”作为人生的学术理想，阐明我们研究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同时，在《对于各家批判的总答复（后记）》中指出，文化是一种手段，不能离开它所使用的处境，创造文化只是为了增进人的生活的价值，不应以维持文化为目的去牺牲生活。据此，我们可以确立乡村文化传承的层次性：一是对于即将消失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乡村文化，可通过乡村文化博物馆、发展特色乡村文化旅游等方式保存;二是对于即将消失，但特色不明显的乡村文化，要顺其自然;三是对于涌现出的新的乡村文化形式，如电商村等，可以鼓励其多元化发展。 乡村文化建设必须充分挖掘乡村内生力量，善借城市之力，打造城乡文化命运共同体。乡村内生性文化的培育，是一种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化的创造、融合与新生，它不同于“保守性”。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内生性，兼具对历史的反思，是对旧的道德与伦理的扬弃;需要乡村知识分子，亦需要借鉴更广阔的视野与见识，否则这种文化的复兴就是一种乌托邦。可以通过文化下乡，将文化融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多种途径，培育新乡贤、文化能人，通过提高乡村教育水平等方式增强乡村文化资本的积累。另外，要依靠乡村文化建设的外在力量。筛选一部分崇尚乡村文化、有能力建设乡村文化的人回到农村。在明恩溥笔下，秀才无法校对《世界地理》的翻译本[10]，这一事例足以说明，乡村文化振兴仅仅依赖乡村知识分子与乡村能人是不够的。费孝通强调要让乡土培养出的人才为乡土所用，并在《再论双轨制》和《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中均提及英国退休公务员分散去乡村服务的事例。如是，最终使乡村文化振兴所提升的人力与文化资本反哺城市文化，达到构建城乡文化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重构乡村精神文化
缺乏对人的精神文化的引导，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的根本缺陷。重构乡村精神文化是振兴乡村文化的核心要义。从宏观上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重构乡村精神文化的秩序。一是关注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村民合理获得物质财富，用现代知识与文化充实村民大脑，提高村民的技术与文化水平，拓宽村民的见识。二是加强村民日常文化行为的管理。肃清不正之风，移风易俗，矫正不适应现代生活的不良习惯，引导村民合理利用闲暇，培养村民的阅读、学习与探索习惯。三是注重村民的心态引导，及时化解心理冲突。用积极向上的文化形式与载体陶冶村民情操，培育新一代村民。同时，大力推动社会工作与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衔接，有效避免因专业知识缺乏，救助人员缺位所造成的乡村封建迷信活动及宗教活动的蔓延。
从微观上讲，应引导乡村文化主体的混合性文化身份认同。跨区域社群的出现，使主体的身份认同从单一走向多元与混合，既是本地人又是外地人，既是城里人，又是乡下人，这种现象实为跨文化主义在现今乡村文化主体上的呈现，其实质是城乡融合发展之后的文化同质化与文化适应的问题。对此，我们更应当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可逆的潮流，我们要解决的并不仅仅是文化同质化的问题，而更应立足文化适应与文化再生。这种适应是双向的，需要乡村文化主体转变被动心态，主动融入发展的大潮，在具体文化实践中，顺应两种文化相互碰撞产生出的更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文化形式。帮助村民重新发现自己的灵魂与价值，并确立新的生活方式，才是振兴乡村文化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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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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