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的诱因及其农户福利效应研究以山西省忻州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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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通过对忻州市农村调查数据及统计数据的比较分析，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诱因以及农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有了更全面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的主要起因是农业收入太低、农户户主年龄较大或家庭成员有疾病;非农收入比重、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家庭成员是否有党员对农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拥有土地价值、农业机械价值、是否困难户与到县城时间对农地流转有显著负向影响。农地转出后农户福利水平总体有所改善，但仍有工作稳定、劳动力健康、强关系、失业保障等方面的福利水平是降低的。基于此，对于促进农地流转有序开展及农地流转助推农户福利改善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农地流转;农户福利;健康;环境;社会交往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54/j.nyyjs.20200315060
　　1 研究区域的概况
　　1.1 忻州市概况
　　忻州市位于山西省中北部，北隔长城揽云朔，南界石岭通太原，西带黄河望陕蒙，东临太行连京冀，辖14个县（市、区），常住人口316万，总面积2.5万km2，是山西省版图最大的市。
　　2011—2017年，忻州市地区生产总值持续增加，由554.55亿元增加至874.49亿元，年均增幅9.62%;乡村人口规模呈减少趋势，由185.71万人减少至160.09万人，年均降幅2.29%;人均GDP呈波动上升趋势，由1.80万元增加至2.77万元，年均增幅8.92%，其中2017年增幅最高为21.62%;与人均GDP大幅波动相比，地均GDP的增幅更显著但变动却较为平缓，由0.74万元增加至1.19万元，年均增幅9.99%。
　　1.2 調查样本概况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9年8—11月，课题组对忻州市进行了农村入户调研。充分考虑了各县各乡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农业生产和农地流转现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了5个县区，具体包括代县、神池县、五台县、忻府区、河曲县。本次共调研农户393户，剔除农地转入农户等无效样本27户，共获取有效样本367户。
　　农地转出户与非流转户样本的各项指标有显著的统计差异，这有助于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转出户的绝大多数指标高于非流转户，如受教育年限、非农收入占比、社会资本等功能性活动或指标。但是，非流转户在部分指标上也存在明显优势，如农用机械价值、土地价值等方面。
　　2 农地流转的诱因
　　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很多，且较为复杂。通常来说，将之统称为农地流转的诱因或影响因素。不过经过查阅文献及本次进一步调查可以发现，引起农地流转发起的原因和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往往存在一些差别。农户通常认为引起农地流转行为发生的原因往往是1个或某几个，而影响因素的数量可能会有十几项甚至更多[1];农地流转的发起原因往往直接作用于农地流转行为是否发生，而影响因素通常是通过农地流转的原因间接作用于农地流转行为;农地流转原因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强度较高，而影响因素因不直接
　　作用于流转，影响强度相对较低。为了理清概念准确分析，本文将农地流转的发起原因和影响因素统一归纳为农地流转的诱因，并对二者分别进行讨论。
　　2.1 农地流转的发起原因
　　本次调查样本中49%的农户认为农业收入太少是造成其转出农地的首要原因，这类农户转出自己的土地后，往往会选择进城务工等相对收入更高的就业方式;19%的农户因为年龄较大，耕作能力降低而放弃种地或降低农业生产规模;14%的农户因为身体有疾病，无法完成重体力劳动而转出土地;15%的农户认为转出土地是政府统一组织的农地流转行为，所以“被动”参与;此外，也有农户认为农地耕作成本高和自己精力不足是其转出农地的主要原因，其比例分别为2%、1%。
　　2.2 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
　　2.2.1 研究方法
　　ln（pi1-pi）=β0+∑j=1βjXj+μi
　　式中，pi代表农户i转出农地的概率，Xj代表解释变量。
　　2.2.2 计量结果及分析
　　2.2.2.1 农户户主特征
　　户主年龄对农户家庭转出土地有显著负向影响，年轻户主往往拥有更强的非农就业能力，更倾向于转出土地;而户主年龄的平方显示，当户主年龄超过一定的阈值时，其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开始减弱。户主受教育年限对土地的转出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步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对就业者的教育文化水平也有了更高的要求。部分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农户，往往更倾向于到城镇从事非农生产经营活动，其转出土地的可能性更大。
　　2.2.2.2 农户家庭特征
　　由于农业的比较收益低，非农就业成为农户养家致富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农户转出土地的一个重要目的。通常来说，农户的非农就业能力越强，其非农收入占比越大，越可能转出农地。家庭农用机械和土地价值可显著降低农户转出土地的可能性。土地和农机作为农户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其价值越大，转出土地的沉没成本反而越高，转出土地的可能性越小[2]。
　　2.2.2.3 农户社会资本特征
　　农村党员往往能为家庭建立更好的社会网络关系，社会资本量更加显著。党员家庭良好的社会关系网通常能为其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或兼业的机会，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增加促使其更倾向于转出土地。家庭困难农户（贫困户、低保户或五保户）由于非农就业能力相对有限，通常对农地的依附程度更高，转出土地的可能性明显偏低。
　　2.2.2.4 村庄特征 　　人均收入较多的村庄，往往非农产业发达或者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可以提供和交流更多的非农创业或就业信息，促使更多农户倾向于转出土地。通常来说村庄距城市越近，该村农户越容易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扩大城市社交网络[3]，从而更倾向于转出农地进城务工。
　　2.2.2.5 宏观经济环境
　　农户所在地区的城市收入水平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形势，对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生产经营活动有重要影响。省级城市收入水平和二三产业增加值指数对农户转出农地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收入水平越高，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比较收益就越大，农户转出农地从事非农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进城务工农民，大多进入了经济发达地区的二三产业[4]，因此二三产业良好的发展形势，能够吸引更多农户转出农地进城就业。
　　3 农地转出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从此次样本中农地转出前后农户福利的变化情况来看，整体上农地流转后农户福利有所改善，但也存在改善幅度不大且个别福利指标出现下降的问题。
　　3.1 经济收入
　　农地全部或部分转出后，农户的农业生产规模会明显缩小，样本户的农业收入普遍大幅下降。而由于农业劳动力主动或被动向相对收入更高的非农行业的转移，以及农地转出租金收入的增加，农户家庭的非农收入增加明显[5]。
　　3.2 社会保障
　　农地流转后农户家庭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有所改善，但失业保障福利却明显下降。农地流转后，农户虽然暂时“失去”了农地的养老保障功能，但经济收入的增加对养老保障的损失有补充作用;类似的，农地流转后农户家庭收入和储蓄额的增加促进了农户家庭医疗保障的改善;务工农户如果非农就业不畅，将不能再次回归农业，土地“缺失”可能导致其失业保障福利恶化。
　　3.3 健康
　　农地流转后，部分转出农户流向城镇从事非农工作，陌生的生存环境和工作压力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劳动强度，可能对其健康形成不利影响;城镇便利的医疗制度和居住环境，有利于其建立健康的卫生习惯、享受完善的医疗服务，从而改善健康状态。
　　3.4 社会交往
　　农地流转后，部分农户会因为外出务工而减少与血缘关系的交往次数，影响这一强关系的维护;同时其在城镇就业后，通常会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网，朋友邻里的关系交往可能得到加强。受上述社会关系网络变动的影响，农户的人际关系也会有新的调整。
　　3.5 就业
　　农地流转后，进城务工或就近就业农户家庭的就业培训次数和工作技能通常会有所改善。而部分农地转出户进城务工的过程中并不顺利，适应新的环境和工作岗位需要较长的时间，期间面临工作地变更、工种改变，甚至再度回村就业等问题。
　　3.6 环境
　　农地流转后，部分因年龄或因病而转出土地的农户会继续留村居住，其居住环境变化较小，但外出务工农戶的居住环境却变化明显。通常来说，农民进城务工后，其居住环境的便捷程度、卫生条件都会有所改善，不过居住面积、独立空间、噪音污染方面的体验会有所降低。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从样本农户的数据分析可知，农地转出行为发起的首要原因是农业收入太少，其次是年龄较大、疾病以及统一流转。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方面，非农收入比重、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家庭成员是否有党员对农地转出有显著正向作用;农户拥有土地价值、农业机械价值、是否为困难户与到县城时间对农地流转有显著负向影响。农地转出后农户福利水平总体有所改善，但仍有工作稳定、劳动力健康、强关系、失业保障等方面的福利水平是降低的。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或建议：扩大政府对农业机械的投入，降低其转出农地的成本，同时可以有效提高农地机械化水平及促进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发展，带动转出户福利改善，实现农地转出与农地转入的良性互动;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建设，提供多元的农地供求信息、农地流转合同签约指导以及流转纠纷解决途径，提高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在当前城市收入水平远高于农村的背景下，有必要结合脱贫攻坚工程，加强农地转出户的非农就业培训，保障农民工城市就业权益，以提高其非农就业收入;应完善农村社会福利保障机制，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将更多农户纳入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范围，缓解农户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单一和过度依赖。
　　参考文献
　　[1]
　　史清华， 贾生华. 农户家庭农地要素流动趋势及其根源比较[J]. 管理世界， 2002（1）：71-77.
　　[2]陈飞， 翟伟娟. 农户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诱因及其福利效应研究[J]. 经济研究， 2015（10）：163-177.
　　[3]Knight J， Shi L.Cumulative Causation and Inequality Among Villages in China[J]. Economics Series Working Papers， 1996， 25（2）：149-172.
　　[4]Arif G. M.， Nazli H.， Haq R.， Qureshi S. K. Rural Non-agriculture 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Pakistan [J].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2000，39（4）：1089-1110.
　　[5]Zhenyu Zhang， Minghua Tian， Jianjun Li，etc. Weight Analysis of Rur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Based on DEMATEL Model： A Case Study of Shanxi Province in China[C]. Proceedings of 2019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 Economy，2019：160-164.
　　（责任编辑 贾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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