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遗产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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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年来公众对举办奥运会的成本、可持续性和长期收益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奥运会如何帮助一个城市实现长期发展目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为了确保活动结束之后留下积极遗产，必须在奥运会申办之时就对遗产作出清晰的规划。本文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为参考，对主办城市的遗产规划策略进行归纳和分析，旨在帮助新的潜在候选城市制定更好的策略。
关键词：奥运会;遗产规划;积极遗产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04-0-04
奥运会作为大型活动的典型代表，是有世界影响力的大规模事件，能给举办国带来全世界的关注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影响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有文献指出，奥运会这样的大型活动的催化意义在如今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弱化，而后奥运会时期是规划干预最少的时期，尽管它是在奥运会正式宣布“结束”之后，但却能够影响城市最长时间。[1]近年来，尤其是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大型活动的遗产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投资回报率（ROI）和获得可持续长期利益的能力是一个城市决定主办和申办大型活动的核心和关键。对奥运会后期遗产的合理规划将带来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一系列的积极影响，也成为奥运会重新强化其在各个方面的催化意义的重要手段。
1 遗产规划的重要性
国际奥组委（IOC）指出，遗产指的是在奥运会结束之后，体育设施和其他公共条件的改善对公众和体育组织产生的价值。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型赛事遗产一直被视为大型赛事申办和奥运委员会组织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与赛事的举辦紧密相连。为了确保大型活动后续管理的积极有效，奥组委规定每个候选城市必须在竞标阶段提交一份遗产计划，并将其现有的目标与制定的遗产战略相联系。
奥组委之所以如此重视遗产规划，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一份积极的遗产规划提供了证据证明为什么奥运会对主办城市有好处，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主办城市的公众指责国际奥委会。第二，它证明了使用稀缺的公共资源用于永久或临时性的大型活动基础设施是合理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份积极的遗产激励着其他城市在未来去申办同样的活动。[2]这样的高需求既增加了国际奥组委的权力，也保证了奥运会的继续。Roche（2003）指出，大型活动可以被理解为具有戏剧性、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型文化（包括商业和体育）事件。[3]今天在全球化的大潮下，为寻求更多的市场机会，城市竞争异常激烈。从这个方面来说，一座城市承办一场大型活动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催化效应，大型事件的遗产规划变得更加重要。
2 如何定义积极遗产
Preuss（2007）认为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大型赛事遗产可以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有计划的和无计划的。[4]一个成功的大型活动积极遗产能够给民众带来好处，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根据Gratton和Preuss（2008）的研究，奥运会的遗产主要包括6种类型，其中除基础设施为有形遗产外，大量无形遗产的影响更为深远。[2]
一是基础设施，不仅包括体育场馆，还包括一个城市的一般基础设施，如机场、酒店、娱乐设施、公园等。所有设施的建设都必须与城市的发展相适应，临时的建筑要避免超大规模和外来设施，以免带来负面遗产。二是知识、技能发展和教育。员工可以在活动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安全、服务等方面获得技能和知识。观众和志愿者也能够学习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熟悉城市环境，同时获得更多的关于城市和国家的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三是形象。大型体育赛事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可以重塑或巩固城市、地区和国家的形象。通常情况下，大型活动会塑造积极的形象，但值得注意的是，主办城市和主办国的形象正面与否往往不受组织者的控制，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媒体和其他一些大众传播机构。四是情感。大型体育赛事给了政治家一个获得国际声望的共同愿景，公民也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他们将为承办活动感到自豪，获得群体认同感。五是网络。国际体育联合会、媒体、政府机构等，需要合作才能成功举办一场活动，他们之间的交互将建立一种合作网络。就体育方面来说，合作网络的建立带来的可能是基层教练项目、学校设施、全民体育项目以及其他体育项目的全面增加。六是文化。大型体育活动催生文化观念、文化认同和文化产品。奥运会开幕式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展示了文化艺术方面的历史和成就，是对东道国文化的浓缩。
总的来说，一个积极的文化形象，增强自我意识，融合交互网络，新的基础设施和更多的旅游产品，加上更好的服务质量，通过举办一场大型活动，主办国将获得可持续的长期利益。
3 2012伦敦奥运会遗产规划
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使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遗产规划方式。
在伦敦的案例中，主办方将奥林匹克计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相结合，尝试战略性地将奥运会遗产计划作为城市转型的催化剂。[5]2012年奥运会选择远离城市中心，向城市的周边扩张。最终选择了伦敦东部的一个名为Lower Lee Vallley的地方，不仅可以借助伦敦已有的完备的基础设施，还可以带动周边社区的发展。227公顷的名为Queen Elizabeth Olympic Park的奥运场馆就建设在这个地方。作为遗产规划的一部分，Lower Lee Vallley已经被确立为一项永久发展项目，除奥运场馆之外，它还提供世界级的便利设施，如私人投资的Westfield Stratford City购物中心和460000平方米的Stratford国际火车站。[6]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建设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奥运会期间的短期效应，而是城市的整体规划和长远发展。
环境方面，伦敦奥运会的开发人员计划借此机会对被污染的土地进行永久性的修复，大规模回收利用废弃物品，采用小型涡轮和生物质锅炉等可再生能源来满足联合冷却热和动力（CCHP）系统的大规模能源需求。[4]为了保证前期工作的顺利开展，英国奥林匹克协会、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rporation）和市长都被任命为遗产创造和准备委员会成员。在场馆设计上，伦敦奥运会充分利用现有场馆，只建造了5个新场馆，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资源。同时还允许缩小、拆除和回收一些城市空间作为商业和居民用途。改造之后形成的公寓在奥运会之前就已售出了80%，这些资金又立刻被投入到新的开发中。[4]最终，这一策略为Lower Lee Vallley的居民创造了更多的住所和生计，在社会遗产方面得到了回报。 4 2008北京奥运遗产规划
2008北京奥运会的规划同样也与城市发展规划相结合，与伦敦不同的是，它的发展是向中心靠拢。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的城市北京也试图将奥运遗产计划作为城市转型的催化剂。北京将遗产规划的重点放在经济结构调整上，帮助北京从一个工业城市转型为后工业城市。[7]与伦敦的做法相反，北京奥运会把大量的钱投放在了支撑奥运会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作为经济遗产战略的一部分，北京将制造业迁出城市，并在城市中心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商业中心。这一发展创造了新的零售和休闲市场，为当地居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此外，北京利用集中的模式开发了北京北部1215公顷的土地，助力北京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国际机场的第三航站楼、区域铁路、高速公路和环路。[8]除了这些之外，北京还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因为雾霾和污染严重，北京把2000多家工厂迁出城市，并在一个更加绿色和自给自足的环境中重建了这些工厂。[9]同时，为了净化城市空气，在北京市126公里的同心环中种植了3000万棵树建设公共绿地，各个部门都使用了最先进的技术来保证永久的环境友好。
在社会遗产方面，北京提供了完备的体育设施，使得民众可以使用这些设施来锻炼身体。政府在当地和全国范围内倡导体育活动，以此来实现社会遗产的可持续性，从而使更多的项目能够在奥运会中实现。此外，北京还提供了12个新场地，通过有效的规划，确保它们的使用率，同时采用可持续的技术，设计了多功能场馆，缩小了场馆的规模，并计划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将其改造为住宅。
5 遗产策略应当成为大型活动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Herring （2004）曾提到，体育越来越被视为城市的国际化战略的中心。[10]它使得城市有机会在一项努力中实现不同目标。大型活动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解决了社会排斥问题，促进了全球定位和各项计划的发展。然而这些目标能否实现，这个城市能否把遗产效应提前，给自己更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居住场所，都取决于奥运会的后续管理和遗产规划。因此，奥运会的遗产策略应该成为其长期战略的一部分。只有所有的发展工作都着眼于长远利益，才能在资本和人力的投资中取得更多的回报。在遗产创造的过程中，可持续性和平等被视为两个关键的基本点。一个可行的规划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发展工作都是基于资源的空间分布来开展的，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遗产策略必须平等考虑各个方面的情况，权衡规划。此外，规划应当具有灵活性，能够适应不同的条件变化，因地制宜是候选城市竞标获胜的关键。通过伦敦奥运会，伦敦东部的一个破败的社区被改造成了富有的居所;通过北京奥运会，北京迎来了经济转型和复兴。这两个城市都成功地通过清晰有效的遗产规划来实现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尽管具体的策略不甚相同。
6 结语
合理利用资源，考虑人民群众的长期利益，是一个大型活动能够提供积极遗产的必要条件。在理论框架内，积极遗产需要涵盖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各个方面。因此在遗产规划的过程中，主办城市必须考虑来自环境、社会和经济等社会各界人士的声音。遗产应当是公平和可持续的，因此遗产规划必须与当地人口和社会结构有战略性的联系。北京和伦敦奥运会的案例表明，在社会各界公平参与讨论和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可持续的积极遗产规划是能够产生的。因此，在计划阶段的早期，只有确保遗产的积极属性，把发展工作建立在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公平分布的基础上，主办城市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强化大型活动的催化作用，从而在城市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Chen，Y . Legacy creation strategy in Olympic cities[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Spatial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15，3（1）：74-87.
[2] Gratton，C.，&Preuss，H . Maximizing Olympic impacts by building up legacie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2008，25（14）：1922-1938.
[3] Roche，M . Mega-events，time and modernity：on time structures in global society[J]. Time&Society，2003，12（1）：99-126.
[4] Preuss，H . The conceptualis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mega sport event legacies[J]. Journal of sport&tourism，2007，12（3-4）：207-228.
[5] Yawei，C . Legacy Creation Strategy in Olympic Cities：The path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Spatial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15，3（1）：74-87.
[6] Rombouts，R.A.J . Legacy strategies for future Olympic host cities[D].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13.
[7] Chen，Y . Beijing：Beyond the Olympic city[J]. Real Estate Research Quarterly，2012（11）：22-29.
[8] Chen，Y.，Qu，L.，&Spaans，M . Framing the long-term impact of mega-event strateg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Olympic host cities[J]. Planning Practice&Research，2013，28（3），340-359.
[9] Van Prooye，E.E.J.F.M . 2028：Real estat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wards a successful Olympic legacy[D].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10.
[10] Herring，R . Governance，sport and the city：using case studies to inform policy[J]. Cross-National Research Papers，2004，7（5）：17-26.
作者簡介：胡玥盈（1995—），女，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会展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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