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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共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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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云南与越南紧邻,拥有着众多的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通过对各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从相同民族与不同民族内部多元体育文化的表现形式,挖掘传统体育文化在跨境民族展演过程中的共生模式,发现了具有了原生态、冲突态、妥协态、和谐态等4种模式,在各族相处共生下,和谐态是最终希望达到的最佳模式。
  关键词:文化共生  跨境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813(2020)02(b)-0202-02
  1  中越跨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存续状态
  在中越有着同源关系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越南的岱依族、侬族与我国的壮族;越南的泰组与中国的傣族;中越的苗族;越南的倮倮族与中国的彝族在语言与习俗上大体相同;中越两国的哈尼族就跨境而居,擅长梯田的耕种,以上是中越两国正式公布的少数民族,而例如中国的布依族在迁徙越南后,慢慢被越南的一些其他民族所融合,形成了新的族系热依族。各族人民在不同的国度拥有着近似或者说是相同信仰与习俗,各自的传统体育活动也都随着环境的变化,形成了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传统体育活动。
  由于两国跨境的少数民族数量达到了11个之多,因此每个民族开展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时间较长、较为系统的族群是彝族、壮族、哈尼族、苗族、傣族、拉祜族。开展的项目有22项,竞赛项目有14项,表演项目3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喜好的传统体育项目,哈尼族开展的较好的项目有秋千(分为荡秋、转秋和磨秋3种)、摔跤、赛球和陀螺;彝族开展的项目有摔跤、武术、秋千、斗牛、花灯舞、舞狮;苗族开展的有:爬花杆、武术、赛马、鸡毛毽、斗牛、踢脚架、芦笙舞;壮族开展的是武术、抢花炮、鸡毛毽、秋千;拉祜族开展的是射弩项目。在这些传统体育项目中一直流传至今保持原有特色开展的项目有:摔跤、射弩、陀螺、秋千、爬花杆、武术、斗牛、丢包、踢脚架、芦笙舞、花灯舞、舞狮。在民间偶尔开展的有:雞毛毽、赛球、赛马、破路提(哈尼语)、搭苯笨(哈尼语)、拨手手(哈尼语)、拟板板生(哈尼语)、通马毛生 (哈尼语)、下棋(六子棋、老倌棋、母子棋)。
  2  中越跨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共生现象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共生现象起源于自然界,但是社会现象也可以从共生的角度来解读。跨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共生就属于人类社会的共生现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劳作、祭祀等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人们在节庆活动中娱神、娱己,在此过程中获得各种技能运动。各族人民通过不同的体育项目,例如傣族、彝族的丢包活动来取得神灵的护佑,哈尼族的磨秋、陀螺等项目又是通过人与人的竞争来达到有效的沟通方式,彝族的斗牛、拉祜族的射弩项目从人与自然的角度达到文化的传承。
  江城的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居住着哈尼族、彝族、傣族、瑶族、拉祜族,是云南省一县独跨三国,接壤三州的独特县份。在这个地区,很好地诠释了跨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共生。从表1集中展示了在江城生活的各族人民在他们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中一般都会开展的项目。
  2.1 中越跨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共生状态
  中老越三国共同参与的“江城丢包节”是在我国加强“桥头堡”建设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边境文化、跨境体育文化交流开展的节庆活动。政府希望通过这类大型的节庆活动,加强文化建设水平,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构建和谐、稳定的边疆状态。活动过程中,都举办了文艺展演、音乐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比赛等。其中,又以体育比赛三国人民参与的热情度最高。
  在整个节庆活动中,一共举办了丢包比赛、陀螺比赛和藤球比赛。其中丢包、陀螺是我国开展较多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藤球则是越南、老挝开展较为广泛的传统体育项目。从共生角度看,中越跨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共生单元里就包含了各族人民对这3类体育项目的认识,从项目的起源、玩法、规则、使用的比赛器具等方面构成。项目开展时使用的荷包、陀螺、藤球这些器具在正规比赛中为了公平起见都有统一的规格,但是在大众的业余生活里,这些器具就都有各自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包含在内。
  2.2 中越跨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共生行为模式的展演
  在前面提到了2种共生模式,也可以从江城的丢包节中寻找到很好的范本。丢包节中,一共举办的3种传统体育活动:丢包、陀螺、藤球。其中,丢包这个项目不仅仅只有傣族在节庆活动中举办,江城的彝族同胞们也有丢包活动的传统。2个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都选择用丢包的形式来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充分展现着不同民族文化内涵下,通过同一种传统体育项目在进行着相似文化的传承,也就是同一生活环境中,不同民族文化的共生。
  3  中越跨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共生发展面临的困难
  3.1 外部环境的干扰
  近年来,由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在两国边境一线民族地区不稳定因素也呈现上升趋势。一是境外的不稳定因素给我边境民族地区带来隐患。境外“王宝集团”长期对我省红河州苗族地区进行渗透,特别是2011年,越南孟聂地区赫蒙族(苗族)企图成立“赫蒙王国”而发生了“4·29”暴乱事件,去年10月份以来,越南老街、奠边两省再次相继发生了赫蒙族暴乱事件,越方不断加大抓捕和边境管控力度,对我边境地区特别是苗族地区的稳定有一定影响。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扰,极大地干扰了跨境民族的正常的文化交流。
  3.2 边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资源的权属问题和开发利用意识随之增强,在一些行政接边地区和民族杂居村因地域界线问题、山林水土问题、矿产资源问题等引发的利益纠纷日益突出,局部地区影响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因素不断增多,各级一旦预防措施不得力,排查不到位,调解不及时,就会发生各种利益纠纷事件。矛盾的升级影响到了边境的安定稳定团结。人们在经济发展不好的条件下,是无法顺利开展体育活动的,因此经济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体育文化的交流起到阻碍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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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和少英,李闯.桥头堡建设与云南跨境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22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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