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绩效及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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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持续推进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急切需要，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迫在眉睫，所以企业并购成为公司发展壮大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文在对国内外该领域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收集、整理、归纳的基础上，梳理其理论逻辑。从企业并购的动机和原因出发，分析并购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影响因素，以期为广大理论研究者和实践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并购动因;影响因素;并购绩效
1.并购动因
1.1国家政策指引
企业并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政府驱动力，即完全由政府推动，企业处于被动（谢亚涛，2003）。一是政府对企业进行利益输送，二是对企业进行资源掠夺，三是转移政策性负担。在产业结构大变革的背景下，国家为了扶持若干产业迅速发展，政策往往对其有所倾斜。部分企业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向受国家产业政策扶持的企业发起并购，这仅仅是为了套取政府补贴而实施的“政策套利”行为（蔡庆丰，2019）。
1.2企业自身经营发展需要
通过并购，增强行业集中度，提高市场份额（stiger，1950）;可以扩大产品线，剥离非核心业务，成为行业领域的领军企业（戴罡，2018）。通过强强联合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弱势企业地位，增强优势企业的竞争力，跨界并购可以实现企业的多元化发展，有利于企业实现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此外，过高的经营成本会压榨企业的利润空间，针对市场交易的宏观考虑，并购可以降低交易成本（Coarse，1937），从而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
1.3管理者谋求私利需要
部分企业在不适合并购的情况下却仍然实施并购，结果导致企业价值降低，其背后的始作俑者很可能就是管理者。企业管理层有通过并购扩张企业规模，从而增加管理层隐形收益的动机（Goh，2007;刘莉亚，2018）。
企业的高管人员有强烈的动机通过企业并购来增加自己的薪酬和控制权收益，且该状况在高管人员临近退休时愈演愈烈（张鸣、郭思永，2007）。CEO为了获取更高的奖金、货币性薪酬（Mueller，1969）和寻租收益（scharfstein、Stein，2000）以及构建“管理帝国”（Grossman、Hart，1988），会利用权力推动并购（Moeller等，2003;张洽、袁天荣，2013）。
2.并购绩效
2.1正面影响
从微观层面来说，企业并购的综合效应主要表现为并购前后企业价值的变化;企业并购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通过并购产生经济协同效应，促进了企业长远战略发展（刘金赫，2016）。此外，并购还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吴浩强、刘树林，2018），提高创新能力。
从宏观层面去看，企业并购的综合效应主要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魏成龙，2004），对当地经济和民生也有非常重要的正面影响。企业并购会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地区经济增长、职工工资水平以及财政收入都起到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整体社会福利的提高（王霞，2016）。
2.2负面影响
部分学者认为并购行为总体上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绩效（Afrawal，1992;肖明，2017），反而损害了企业价值（陈小敏，2016），减少了股东财富（Jensen、Ruback，1983）。一些企业甚至因盲目并购导致企业负债率上升，财务状况恶化（阮飞，2011），甚至陷入财务困境（章细贞，2014），走上破产清算的不归路。我国传统企业的并购更加关注规模效应的取得和短期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忽略了企业长期技术能力和成长能力的提高，使企业面临战略选择的风险。
3.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
3.1高管团队因素
高管对企业并购绩效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企业高管团队的诸多特性都与并购绩效有着一定的联系。企业高管团队的异质性、任期的异质性、行业背景的异质性（仲其安，2019）、高管团队嵌入在金融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和因其在政府部门工作而获取的社会资本（祁继鹏，2015）、高管持股比例（尚航标，2017）、董事网络中心度和在社会网络中的中心位置（梁雯，2018）对并购绩效起着正相关作用;而高管团队教育经历的异质性（周晓惠，2017）、高管团队嵌入在校友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和因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而获取的社会资本对并购绩效有消极影响。
除高管个人特征外，高管团队中女性高管的比例也会影响到企业并购绩效。由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特殊的角色和身份，女性高管决策質量更高（Rudeman，2002），在决策过程中掌握的信息更加全面，更加具有动态适应性（Wiersema、Bantel，1993）。女性高管比例与企业并购绩效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并购绩效（李卫民，2014）。
3.2管理者与独董因素
为了与上文高管团队因素相区分，此处的管理者指企业主要决策者，如董事长、总经理等。作为并购行为的主要决策者，管理者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其心理特征的真实反映。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极易产生过度自信（Debondt，1985），而管理者由于其身份和地位的优越性，比普通员工更容易过度自信（Langer，1975;Gervais，2001）。
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越高，并购欲望越强烈（Malmend-ier，2008），公司在并购过程中确认的商誉越多（李丹蒙，2018），并购的溢价水平越高（Hayward、Hambrick，1997;潘爱玲、刘文楷，2018），越容易高估收益低估风险（李佳，2016），主观上收集信息的意愿越低（李善民，2015），且企业现金流越充裕（翟爱梅，2012），企业并购绩效水平越低。由此可见，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给企业并购绩效带来损失（何任，2019）。除此之外，高管管理风格的差异性（Datta，1991），对企业并购绩效也会产生不利影响。除负面影响外，管理者的良好管理能力（肖明，2017）、从军经历（赖黎，2017）、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余鹏翼、王满四，2018）会增强企业并购绩效。
作为企业高管队伍中的一员，独董有其自身独有的特殊性。具有券商背景的独董会加大企业并购的概率（张耀杰，2018），扩大公司并购规模（邓伟、王涛，2018），而且可以在小规模并购中帮助公司降低收购价格，独董占比越高越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高的并购绩效（尚航标，2017）。
3.3其他因素
除以上各因素外，企业并购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并购经验（Lubatkin，1983）、并购次数（Fowler、Schmidt，1989）、股权结构、并购态度和并购方式（陈柳卉，2018）、目标公司规模（HellP，1996;Dongm，2006）、企业性质（吴娜，2018）、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邓可斌、李洁妮，2018）、企业资产专有性（胡雪峰，2015）、企业自身资源禀赋和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陈小敏，2016）、并购后的整合（sudarsanam，1995）等都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
4.述评与展望
本文从企业并购动因、并购绩效、并购绩效影响因素这三个方面对企业并购领域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诸多学者按照企业并购的动因及绩效影响因素这一研究主线，采用各种实证研究方法对企业并购做出了研究，为后续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但是对企业并购的风险及控制研究较少，没有提出一套更为完整的并购绩效评价体系，而且也没有针对具体行业，结合行业特征与企业实际情况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降低并购风险、提高企业并购绩效建议。未来的研究应当进一步寻找企业并购的风险因素，构建科学有效的综合性企业并购绩效评价及风险控制体系。丰富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为企业并购实践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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