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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并购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作者:未知

   摘 要 本文利用2007—2015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通过马氏距离匹配和负二项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实证检验了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绩效有十分显著的提升作用,并且这种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另外,企业产权性质、所在行业、是否拥有国内并购经验等因素均对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有不同的影响。具体而言,非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明显大于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明显大于非高新技术企业;有国内并购经验企业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明显大于没有国内并购经验的企业。本文还根据研究结论就我国企业如何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 跨国并购;创新绩效;马氏距离匹配;负二项回归
  一、引 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重复建设严重、产业集中度低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不強等问题依然存在,并制约着经济的长期增长。传统的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的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我国企业亟须调整发展战略,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跨国并购作为企业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加强资源整合、提高自身创新优势的有效措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稳步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加快企业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统计,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开始掀起了大规模的海外并购浪潮,仅2016年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765起,金额达到了1358.3亿美元,可见,跨国并购在经济全球化和企业国际化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跨国并购投入大、风险高,企业真能从中获益,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吗?同时,不同类型企业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有无差异?是否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解答。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Hagedoorn和Duysters(2002)选取美国计算机行业为研究样本,结果表明相关并购会因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协同作用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Stiebale (2016)利用欧洲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跨国并购后母国企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加,而东道国企业创新趋于下降,知识在两国之间发生了转移。李梅和余天骄(2016)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发展水平对跨国并购企业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发现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好,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提升越明显,而且这种正向效应会在企业吸收能力增强时变得显著,但在国有股权比例较高的企业中却受到抑制。然而,有些学者认为跨国并购并未促进企业的创新。Hitt等(1991)认为收购会对企业研发强度和专利产出有负面影响。Desyllas和Hughes (2010)发现跨国并购对收购方研发强度的负向影响比国内并购更为显著。朱治理等(2016)用2004-2013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跨国并购对主并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这种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欧美国家等低文化关联组的消极影响造成的。
  通过对文献梳理发现,现有文献仍存在以下不足:(1)目前学术界对跨国并购创新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发达国家,由于我国跨国并购起步较晚,且我国公司和产业发展环境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国外相关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并不一定适用;(2)国内现有对并购与创新绩效的相关研究没有明确区分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张峥和聂思,2016),而与国内并购相比,跨国并购面临更多的政治风险、文化差异等不确定性因素;(3)尽管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做了大量研究,但大都侧重考察跨国并购的财富效应(危平和唐慧泉,2016)和企业生产率(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杨德彬,2016),对于跨国并购是否提高了企业创新绩效目前认识还不够深入。因此,有必要结合我国企业和产业发展实际对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进行探讨。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可能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在研究角度上,本文侧重研究跨国并购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企业性质、并购经验和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在跨国并购创新效应上的差异性,使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2)在研究方法上,将企业的跨国并购视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来控制样本的自选择偏差问题。同时,考虑到本文被解释变量专利申请数是非负整数,将倾向得分匹配法与负二项回归倍差法相结合使研究结论更加稳健。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跨国并购与企业创新效应的关系
  跨国并购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影响母国公司的创新效应。第一,通过并购,企业可以吸收新的外部知识,扩展母国公司的知识基础,进而得以满足知识创新活动的最小单位不可分性。一般情况下,公司的创新结果多数为公司已存在的知识元素重新组合的结果,只有在具备一定知识规模后,公司的创新效应才会随着自身知识元素的增加以非线性的比例增加(Kogut and Zander,1992)。第二,许多公司偏向于把自身企业的研发活动集中到总部或主要的公司生产单位,跨国并购可以减少知识创新活动的重复和冗余行为,通过关闭部分研发部门,终止某些研发项目以及重新组织研发人员等方法节约知识创新成本(Henderson and Cockburn,1996)。 第三,跨国并购可以扩大企业研发团队,实现知识创新的互补效应。通过对东道国企业的知识整合,既可以提高研发人员对外部最新知识的捕捉、学习和再创新能力,避免其对旧的知识创新路径的依赖,又可以使整个研发团队更加专业化。因此,跨国并购带来的协同效应会提高研发效率。第四,并购会减少市场上企业数量,减少市场竞争,虽然这对创新激励机制的影响目前还不确定(具体取决于市场特征、创新类型以及研发溢出的程度),但市场竞争的减少将增加企业的剩余需求,多出的产出将用来降低成本或质量改进,企业将有更多精力投入到创新活动中,这很可能会对创新激励产生积极影响。第五,并购可以扩大知识在不同产品中的适用性,有助于母国企业丰富产品线,完善产业链结构,增强自身在产品市场上的创新力。综上所述,跨国并购有助于实现知识创新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刘辉等,2017)。Guadalupe等(2012)以西班牙1990-2006年的制造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并购后收购企业能进行更多的生产活动,同时通过吸取国外技术,创新能力也得到提高。吴先明和苏志文(2014)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法对7个海外并购案例进行分析,构建了以跨国并购为杠杆的后发企业技术追赶模型,表明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提高了自身的创新能力,实现了技术的进一步追赶。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跨国并购可以提高我国企业的创新绩效。
  2.企业产权性质与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关系
  企业产权性质与企业的创新行为息息相关。国有企业的控制权是科层组织授予给政府并由其再授予给企业经营者,理论上讲,国有企业会拥有更多政府支持和相关政策上的保护,在创新能力上有一定的资源优势,但正因为此,国有企业缺少相关的责任承担者和企业监管者,俨然变成政府的附属机构,失去了一个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重要特质。Shleifer和Vishny(1997)认为,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人是政府官员,但他们没有相应的分红权,无法分享由企业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利润,缺乏激励,因而没有创新动力,一般更倾向于追求任职期间个人收益最大化而非企业收益最大化。因而,国有企业的共有权属性决定了经营者往往采取短期化行为,更愿意选择能在较短周期内带来收益的生产型项目,不愿选择那些投资收益时间长的创新型项目。同时由于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导致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创新成本增加,创新激励被削弱,创新绩效更低。与之相比,非国有企业产权归属明晰,为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较高,且非国有企业组织灵活,企业内部信息交流无障碍,更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吴延兵(2006)通过对中国工业企业1996-2002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企业专利申请数与国有产权没有显著相关性,而新产品销售收入与国有产权显著负相关,但并不稳定。张秀峰等(2015)通过对广东省产学研合作项目分析发现,无论是知识创新阶段、科研创新阶段还是产品创新阶段,国有企业在创新方面的表现都低于非国有企业。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跨国并购带来的创新绩效更大。
  3.有无国内并购经验与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关系
  并购经验是影响企业跨国并购创新效应的重要因素。Levitt和March(1988)认为组织学习是一个反复进行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组织根据自身的经验做出推断并将其总结、存储以应用于未来的组织活动中,经验的学习效应能够降低企业在未来活动中遇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Haleblian和Finkelstein(1999)认为有经验的并购方有能力区分不同类型的并购带来的挑战,能有效地利用外部资源;而没有经验的并购方由于缺乏相关知识,可能会实施错误的并购战略。Vermeulen和Barkema(2001)认为并购组织倾向于接触各种各样的事件和想法,丰富自身知识结构,从而使公司更加灵活地适应新的变化。企业自然希望通过海外并购提高自身的创新绩效,因此,企业过去积累的经验有助于其做出正确抉择,毕竟,重复一项有经验的活动比尝试新项目更容易上手,所承受的风险更低,获得的效益也更多。我国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不仅存在着企业之间的差异,还有东道国与母国之间商业环境的差异,在没有相关并购经验的情况下,企业很难对并购对象进行正确评估,容易忽视东道国和我国在经营制度、文化习俗、商业管理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导致试错成本大幅度上涨。而当企业拥有并购经验时,相关经验能够为企业提供海外并购知识,企业能根据过去积累的经验对并购投入、并购风险、资源整合等做出合理预估,灵活调整自己的战略政策。Basuil和Datta(2015)根据222起美国服务业公司的海外并购样本研究发现,相关地区或行业的并购经验越多,并购后的股东价值越高。同时,并购经验有助于增强企业对并购环境的控制,提高跨国并购后对知识的转移和整合能力,提高企业的创新速度(AlLaham,2010)。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与无国内并购经验的企业相比,有国内并购经验企业的跨国并购带来的创新绩效更大。
  4.是否高新技术企业与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关系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目前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生物与新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高技术服务、新能源与节能、资源与环境、先进制造与自动化等领域。通常情况下,高新技术企业知识储备较多,在并购前更具能力去分析、加工和理解外部信息,识别并收购符合自身创新战略意图的目标企业,容易提高并购的创新速度、频率和范围。在跨国并购期间及以后的知识整合中,高新技术企业更容易重新调配、转化和利用被收购企业的知识基础,技术创新与发展的空间可能性较大。而大部分非高新技术企业的并购目的不一定是为了提高自身技术,所以在并购过程中对技术创新投入并不重视,因而创新绩效提升不明显。其次,跨国并购会干扰企业原有生产经营计划,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整合,导致留在技术研发团队的有效资源减少,技术研发进程受阻,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创新活动受到负面影响。Cloodt等(2006)考察了航空航天和国防、计算机和机械制造业、生物医药、电子和通信4个高技术产业中并购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非技术并购会降低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而技术并购对并购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则取决于双方知识规模的相关性。Bertrand(2009)用1994-2004年法国被国外公司收购的创新型制造企业数据研究表明,被收购的法国创新型制造企业在收购后R&D投入有所提升,外国并购者在并购后加大了对本土企业的技術创新投入,加强了与本土合作伙伴的联系。胡雪峰和吴晓明(2015)使用2007-2010年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后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寻求型并购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并购创新效应显著为正。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4: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的跨国并购带来的创新绩效更大。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的样本数据主要有两个来源。并购数据来自BVDZephyr全球并购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全球各行业100多万笔并购记录,每一笔跨国并购记录都包含了并购企业以及目标企业名称、所属国家、并购时间、交易金额等详细信息。专利数据、财务数据等其他相关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本文的数据处理步骤为:第一步,从国泰安数据库筛选出2007-2015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剔除非ST上市和其间终止上市的,剔除技术寻求动因和创新动力不明显的金融类行业,剔除2015年以后上市的公司,共有2670家企业设为控制组。第二步,对BVDZephyr并购数据库进行处理,只保留交易状态为“completed”(已完成)的并购记录;同一企业的多次海外并购,取第一次海外并购为并购样本。经过整理和匹配,共有126家企业发生了跨国并购,设为处理组。   2.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创新绩效(innovation performance)是公司在创新方面的表现与成果。由于企业在技术创新阶段涉及内容复杂,国内外学者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衡量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目前学术界采用的企业创新绩效测度指标包括研发投入、新产品、专利产出等。由于研发投入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它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真实的创新能力;而新产品虽能体现创新活动的商业价值,但由于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在实际应用中十分不便。因此,大部分学者将专利视为企业最主要、最合适的创新产出形式,Acs和Audretsch(1988)认为专利作为新技术、新工艺流程和新产品的集中体现,是企业创新绩效或发明绩效的最合适的测度指标。Trajtenberg(1990),Jaffe等(1993)早将专利被引次数作为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专利代表了企业在某方面受保护的独享权益,不仅可以直接体现企业以技术为基础的创新活动,还表明了企业为获得竞争优势形成的创新成果,因此本文以专利申请数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测度指标。
  解释变量:企业的并购行为,本文用二值虚拟变量Merge表示,Merge=1和Merge=0分别表示企业跨国并购前后时期。其他主要解释变量及测度如表1所示:
  3.模型设定
  Ornaghi(2009)认为,跨国并购企业存在“自选择效应”,不能将开展跨国并购的企业与未实行跨国并购战略的企业进行直接比较,最好能够比较跨国并购企业前后创新绩效的差异,但一个企业如果进行了跨国并购,那它“没有进行跨国并购的创新绩效”将无法观测。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的方法来处理这种“反事实”问题。
  具体方法如下:将实行跨国并购战略的企业看作处理组,而未实行跨国并购战略的企业看作控制组,MA=1表示企业发生了跨国并购, MA=0则表示没有。Patent表示企业的创新绩效。企业首次进行跨国并购的时间记为0,s表示企业跨国并购后的第s年。那么企业i在跨国并购前后的创新绩效差异就可以表示为:
  E(Patent1is-Patent0is)=E(Patent1is|MA=1)-E(Patent0is|MA=0)(1)
  其中,E(Patent0is|MA=0)是不可观测的。用倾向得分匹配为企业i寻找对照企业j,从而用E(Patent0js|MA=0)代替处理组企业的反事实,进而(1)式可以表达为:
  E(Patent1is-Patent0is)=E(Patent1is|MA=1)-E(Patent0is|MA=0)(2)
  (2)式是可以估计的。通过匹配和替换,从而考察企业跨国并购前后创新能力的差异。本文从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负债情况的角度来选取与处理组最相近的公司。具体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E[Patentikt]=EXP(xikt′β)xikt′β=αt+δk+β×Mergeikt+∑θn×Xnikt+ξikt(3)
  (3)式中,i、k和t分别表示企业个体、企业所属行业及时间。Patent表示企业i在t年的专利申请数,αt和 δk分别表示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可观察的时间和行业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Merge为二值虚拟变量,Merge=1和Merge=0分别表示企业跨国并购前后时期。X 为控制变量。ξ为模型误差项,假设 E(ξ)=0 。
  本文研究的是2007—2015年所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同时考虑被解释变量专利申请数大于等于零的计数数据,所以采用泊松分布或负二项分布回归,具体选择基于因变量的方差是否远大于其均值,存在过度分散。若因变量的方差约等于其均值,则选择泊松分布回归;反之,则选择负二项分布回归。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结果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首先对企业跨国并购前后的创新绩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跨国并购前各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平均为80.35,而在跨国并购后企业专利申请数平均为138.31,可以看出跨国并购后企业创新绩效比跨国并购前提高很多。接着进一步对样本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观察期内处理组的各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平均为108,而对照组专利申请数平均为22,可见实行跨国并购战略企业的专利产出远高于未发生跨国并购的企业,其创新绩效更大。其次,处理组的企业规模平均为22.4,而对照组的企业规模平均为21.79,处理组最小规模为18.83,高于对照组的10.84,表明跨国并购以大中型企业为主。在偿债能力方面,处理组平均为4932,对照组平均为2720,跨国并购企业的偿債能力明显大于未发生跨国并购的企业。此外,在研发能力方面,处理组平均18.05高于对照组的17.17,最小值10.02也大于对照组的6.84,表明发生跨国并购企业的研发投入更大。而比较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企业年龄、负债情况、营运能力和股权集中度,差别并不明显。
  (2)初始检验
  首先对样本进行了初始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模型1采用泊松分布回归,但对泊松分布进行过度分布检验时被解释变量平均值为22,方差为25809.1,明显存在过度分散,拒绝数据服从泊松分布的原假设。因此后文均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并在对分散参数等于零的原假设检验时,似然比检验结果P均等于0拒绝了分散参数为0的原假设,进一步表明数据存在过度分散,采用负二项回归更为合理。表5中,模型2没有控制任何其他因素,解释变量Merge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1(为便于解释系数,本文汇报的是发生率比,发生率比指解释变量变化一单位时被解释变量的变化),随着模型3控制了企业特征,模型4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模型5控制了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Merge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1,说明结果稳健。因而,从总体结果来看,跨国并购提高了企业的创新绩效,这说明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海外技术、增强自身创新能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从控制变量来看,企业规模估计系数(Size)显著大于1,说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创新绩效越好。大型企业资金人力方面较有保障,面对风险时承担能力更强,可以将大量精力投入研发过程。企业年龄估计系数(Age)显著小于1表明企业年龄越小,企业创新绩效越好,可能是因为越年轻的公司越有创新活力,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更高。企业研发能力估计系数(Research)显著大于1,说明企业研发能力越强,越能更好地从外界吸取知识和技术,其创新绩效也越好。偿债能力(Lxbz)估计系数虽然显著但数值为1可以忽略。企业的负债情况(Rasset)、营运能力(Turnover)和股权集中度(Vrd)等估计系数都不显著,因此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3)滞后效应检验
  由于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战略时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不熟悉的企业,所以它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才能消化吸收国外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随着企业对知识和技术的整合,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将随着时间的推迟而增强。为考察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是否存在这种滞后效应,本文用Mergeit-1、Mergeit-2、Mergeit-3分别代替Mergeit代入模型(3),从表6中发现,在分别滞后1期、滞后2期、滞后3期后,不管有无控制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 ,Merge的估计系数都显著大于1,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系数不断增大,这说明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持续的提升作用,且这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这验证了我们前面的猜想,跨国并购本身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两个公司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磨合才能更好地协调。
  (4)产权性质对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影响
  为了验证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跨国并购后创新绩效是否存在差异,本文把原始数据按是否实施跨国并购战略、是否为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将实施跨国并购战略的国有企业视为处理组、未进行跨国并购的国有企业视为对照组,考察跨国并购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将实施跨国并购战略的非国有企业视为处理组、未进行跨国并购的非国有企业视为对照组,考察跨国并购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如表7所示。从表7可以看出,虽然模型1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Merge系数都显著大于1,但国有企业Merge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都大于非国有企业,这表明跨国并购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明显大于国有企业,这一结论有力地支持了假设2。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导致其行为经常受到政府干预,难以摆脱行政化体制的束缚;同时创新投入大,失败风险高,容易造成短期业绩压力,国企经营者由于缺乏有效激励和监督,不愿承担创新活动带来的长期成本,从而使国有企业在跨国并购中缺乏创新活力。
  (5)国内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影响
  在影响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因素中,经验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丰富的国内并购经验能够帮助企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使企业做出正确的并购决策,更好地利用和整合外国企业的资源以推动本国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而缺乏经验的企业难以协调母公司和被并购企业,影响并购后创新能力的提高。为了检验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本文将样本按照是否有无国内并购经验、是否存在跨国并购战略分为4组。其中,将存在跨国并购且有国内并购经验的企业作为处理组、不存在跨国并购且有国内并购经验的企业作为对照组,考察跨国并购对有国内并购经验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对于没有国内并购经验的企业,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结果如表8所示。表8的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否有国内并购经验,跨国并购都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绩效,但比较二者的系数可以发现,有国内并购经验的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明显大于没有国内并购经验的企业,并且这种差距在控制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后依然存在。此结果表明企业通过国内并购经验的积累能够灵活吸收目标企业的知识和人才,而缺少国内并购经验的企业在面对并购后的一系列问题时容易自乱阵脚,不能和目标企业很好地融为一体。
   (6)不同行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差异性检验
  为了研究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在跨国并购后创新绩效的差异,本文从样本中选取制造业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高新技术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选取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为对比,结果更具有可靠性)。根据我国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划分标准,将制造业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两个子样本分别回归,并分别进行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从表9中可以看出,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而言,Merge系数不显著,而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而言,Merge系数显著大于1,这说明跨国并购对非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绩效没有明显提升作用,而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则有十分明显的提升作用,结论支持了假设4的猜想。這是因为,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员工的知识层次较高,懂得专门技术、核心机密和关键资源,技术人员在并购时容易理解吸收目标企业的知识,进而得以全面推进本国企业的创新发展。而非高新技术企业在并购时创新活动主要依赖于目标企业技术转移在我国的生产经营,很难发挥并购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创新带动作用。
  (7)稳健性检验
  前文的分析已经较好地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再估计。发明专利申请难度大,审核更为严格,因此选用发明专利申请数作为另一个创新绩效衡量指标,考察其与企业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10所示。从表10中模型1和模型2可以看出,Merge系数依然显著,研究结论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二是更换回归方法的再估计。考虑到本文考察的跨国并购发生于不同的年份中,因此本文没有采用一般的双重差分模型形式,而是采用更通用的双重差分模型(4)来估计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根据双重差分的基本思想,交互项Merge和MA的系数体现了跨国并购前后企业创新绩效的差异。结果如表10所示。从模型3和模型4中可以看出,交互变量依然显著,表明本文结论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8)內生性检验
  从理论上来说,企业创新绩效也会影响到其跨国并购选择,所以,本文在研究企业跨国并购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时,需要重点关注互为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为检验本文的模型是否存在内生性,将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重新考察跨国并购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如表11所示。从表11中可以看出内生性检验结果与主检验结果一致,这说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BVDZephyr全球并购交易数据库2007-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负二项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创新绩效进行了客观评价。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从整体来看,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后创新绩效得到了显著提升,且这种提升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第二,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不显著,而非国有企业则通过跨国并购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绩效;第三,企业自身的国内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有很大影响,有国内并购经验的企业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明显大于没有国内并购经验的企业;第四,企业所属行业的不同对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也有影响,高新技术行业企业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明显大于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
  2.政策建议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和制度背景下,跨国并购是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国家创新水平的有效途径。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放宽企业跨国并购限制,从税收环境、融资渠道、外汇制度、产业支持等方面对企业的跨国并购给予支持,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走出去”战略,尤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稳步实施跨国并购战略,提高自身在国际市场上获取资源、整合资源的能力。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力量,其跨国并购带来的创新绩效提升不如非国有企业,一方面说明亟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要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决策权,用市场化的机制来聘请经营者,增加企业运营活力和效率。其次,要改善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推进政企分离,鼓励非公企业、非公资本参与进来形成混合制所有制,激发企业创新精神。另一方面,政府要为各类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加大对研发创新的支持,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特别是要扫除对非国有企业的各种隐性障碍,保证它们的合法权益,给予非国有企业在跨国并购和国际经营中更多的政策支持。
  对于企业自身而言,有国内并购经验的企业在后续跨国并购中的创新效应明显高于没有相关经验的企业,说明企业在平时经营活动中要注意自身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构建,要结合供给侧结构改革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国内并购和重组,重建生产研发布局,提高产业集中度、推动产业升级。企业在第一次进行海外并购时,也可以借鉴和学习同行的并购经验,充分了解并购双方的技术、资源等情况,为两国企业的整合做好准备。
  最后,高新技术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战略时创新绩效的提高明显大于非高新技术企业,说明在自身技术不强的情况下,跨国并购并不能给企业带来显著的创新效应。因此,非高新技术企业也需要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开展人才培训和引进高技术人才等手段增强自身研发能力。只有拥有良好的内部研发基础,才能对目标企业进行有效的整合,实现对并购企业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同时要鼓励和推动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主动开展跨国并购活动,稳步提高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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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编辑: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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