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地区艺术歌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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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七七”事变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大批音乐家怀揣着爱国之情汇聚于此，创作了数量丰富且质量上乘的音乐作品。本文以艺术歌曲为切入点，对抗战时期作曲家在创作的音乐作品进行初步剖析。
　　【关键词】抗战时期;重庆地区;艺术歌曲
　　【中图分类号】J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7X（2020）07-0051-02
　　【本文著录格式】李晶.抗战时期重庆地区艺术歌曲研究[J].北方音乐，2020，04（07）：51-52.
　　引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大批从海外、北平（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作曲家、音乐家来重庆工作、生活。期间，他们创作了许多数量丰富、质量上乘的作品，尤以声乐作品居多，这与当时重庆的歌咏运动密切相关。仅以重庆发刊的几本主要音乐期刊为例，爱国音乐家们创作的抗战歌曲就有500余首。从这些歌曲的内容题材上看，主要分为群众歌曲、艺术歌曲、合唱作品等三个方面。其中，艺术歌曲具有独特魅力。
　　一、艺术歌曲
　　中国的艺术歌曲兴起于20世纪初期，到抗战时期，作曲家在重庆的艺术歌曲创作已具备相当数量且逐渐发展成将西方音乐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形式，加上深刻的抗战历史意义和浓烈的感情色彩，使这一阶段的艺术歌曲体现出了巨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这一时期的艺术歌曲主要分为几大类：一类是诗情画意偏文艺类，多是作曲家借用古诗词寄情于个人情怀等作品;一类是在特定时期所产生的大量与抗战有关、忧国忧民的歌曲;还有一类是话剧或戏剧插曲。这些艺术歌曲分别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当时音乐家们深厚的音乐文化底蕴和交织的多种情感。
　　（一）詩词类艺术歌曲
　　这一类的艺术歌曲讲究诗乐同源、情感同功，从古诗词、现代诗歌的基础上进行创作。作曲家在创作时非常讲究从诗歌的韵律、声调中孕育出歌曲的曲调，用考究的旋律将诗歌中所包含的情感与内涵融合于音乐之中，可以说艺术歌曲既是诗歌中的音乐，也是音乐中的诗歌。此外，艺术歌曲还要通过钢琴伴奏的配合，将诗的韵味、情感的铺垫投射其中，使诗歌、音乐、钢琴伴奏三者有机结合。这一类作品主要有刘雪庵的《追寻》《满江红》《相见欢》、贺绿汀的《浮图关听雨》、应尚能的《我侬词》《无衣》《烟寺晚钟》我愿》《追寻》《春绪》《渔父》、张定和的《五月的风》《黄昏之祷》、姚以让的《夏收》《我折取一枝野花》、沙梅的《新情歌》等。如刘雪庵的《相见欢》就是用南唐后主李煜同名诗词进行歌曲创作，既形象又抒情地刻画了那个时代多愁善感的青年人内心彷徨不安、寻求思想慰藉的心态。张定和的《黄昏之祷》选用现代诗人林庚的诗歌创作，曲格调清新，形象鲜明，影响深远。
　　（二）抗战类艺术歌曲
　　重庆时期，最著名的抗战艺术歌曲就是贺绿汀的《嘉陵江上》，词作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作家端木蕻良。1939年，时任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活动协会诗歌组长方殷找到端木蕻良，并鼓励他写一首慷慨激昂的歌词。端木蕻良望着夏坝不远处涛涛翻滚的嘉陵江水，内心想着自己由于日寇的侵略而沦落他乡的无奈与悲伤之情，不仅思绪万千，奋笔书写了自己心中的豪情，散文诗《嘉陵江上》由此而生。随后方殷将这首诗歌交给了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成员的著名音乐家贺绿汀。那时正值贺绿汀在育才学校授课，经常往返在嘉陵江上。这首诗歌所表达的对革命的热情和对战争胜利的期盼，让贺绿汀产生了强烈共鸣。经过深思熟虑和好几次的反复修改，贺绿汀将当时抗战的特殊思想情感与精湛的音乐创作艺术技巧进行了巧妙地融合。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因其鲜明的时代精神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到抗日战场，“打回老家去”的决心和宣扬，对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很好的鼓动和号召的作用。借鉴西方艺术歌曲的创作手法与中国传统声韵节奏相结合，将朗诵般的诗歌与接近歌剧的咏叹调完美结合，旋律极富感染力、情感包含戏剧性，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誓死反抗侵略者的精神，使这首歌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国抗战艺术歌曲，迅速传播开来，一直传唱至今。
　　还有一部由邓尔敬创作的声乐套曲《负重行》，是第一部以社会底层人民的疾苦为描写对象的声乐套曲。1943年，邓尔敬辗转迁往内地重庆工作生活，在途中看到饥饿困苦中挣扎的劳动民众的生活，给了他非常强烈的感受和触动，满怀忧愤和同情，写出了这部真挚动人的作品，创作中的民主主义基调，就是从这部充满“哀民生之多艰” 的人文关怀的作品开始确立。这首声乐套曲由《驿运》《小车的哀音》《挑夫之歌》三个作品组成。第一首《驿运》。通过对马车奔驰在乡间道路上的描写，感怀人生不同时段的境遇。结尾处歌词“世事茫茫难自料”引自西汉诗人韦应物《寄李儋元锡》的诗句，体现作者感觉到自己个人前途无常，家国前途难料。第二首《小车的哀音》在感情的表达上带有对抗战时期人民生活艰辛的强烈同情和感叹命运不公的愤懑。歌词“小车独轮”与“载过千百钧”“老头掌柄，小儿拉绳”与“行过万里程”这种强烈反差的描写，突出了体现了主人公看着这一老一小为讨生活靠着一辆单薄的小车而吃力地负重前行，艰难跋涉的生活画面。第三首《挑夫之歌》的主题音调是一种接近劳动号子般的朗诵调，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音乐旋律清新、淳朴、自然，甚至还带有一丝对艰难生活自嘲的谐谑性。歌曲从挑夫的角色进行自述的方式，真切地展示了他们劳动时的艰辛、人民的勤劳和有韧性，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是流汗挣来的，是中国人民勤劳的象征。
　　（三）话剧插曲
　　1941年-1945年，重庆和大后方各地众多的话剧团体开展了“话剧运动”并组织发起了一年一度的“雾季公演”，演出共计110余台话剧。“雾季公演”剧目新颖、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带动了话剧歌曲的发展，成为了大后方文化景观中一道多彩风景线。作曲家们根据话剧戏剧的需要，进行音乐插曲的创作，使话剧与音乐深度交切所释放的特殊文化势能，感染了当时许多观众和各界文化人士。例如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全剧音乐均由刘雪庵谱写，演出由管弦乐队伴奏，很好地烘托了演出效果。 　　在众多话剧插曲中，最有特色的还是张定和的作品。他在抗战时期创造出他自己独有的风格，在大后方奠定他的声望和地位。他先后多次举办音乐会，媒体评价他是“杰出的人才”，“红遍重庆”。最为出色的作品是为话剧《大雷雨》创作的插曲《嘉陵江水静静流》。这部作品于1938年春完成初稿，1941年3月24日定稿，由当时著名戏剧表演家江村（原名江蕴端）作词。江村是演员出身，在电影《白云故乡》《棠棣之花》中均扮演过重要角色，他情感细腻，喜欢写诗，郭沫若曾动情于他的才华写下“剧人施超、诗人江村”的评价。这首《嘉陵江水静静流》讴歌了这条河流，词作者以幻想作喻，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的思念、希望获得幸福和对自由的向往。歌曲以“嘉陵江水静静流，流不尽我的哀愁”倾诉性的歌词缓缓唱出，诗歌性极强，体现了歌唱者内心情绪的低落与悲伤。第二段，音乐速度愈发加快，仿佛歌唱者情绪激动地叙述着家破人亡的战争惨状。当歌词出现“看不见古城幽静的风光”，这种妻离子散的悲痛，体现了作者的情绪低落，满怀惆怅。“嘉陵江水你静静地流，把我的思念，流到那遥遥的扬子江头”与音乐开头对应，尾句“流”“头”二字押韵，旋律节奏拉长处理，仿佛悠悠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结尾音乐充满向往，体现了作者对战争胜利的信心，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整首歌曲三段体式结构，作曲家和词作者对音乐的领悟完全化淤情操和感觉之中，高度的词曲配合，使歌曲情绪得到尽情地展現，体现了作曲家高超的对艺术歌曲创作的把控能力。
　　二、结语
　　抗战时期，重庆声乐作品在歌词和谱曲方面能达到有如此高的水平，与音乐界和文艺界的高度合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和相互影响，有避不开的关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抗日战争时期为广泛团结抗日力量而建立的全国性文艺团体，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苏文化协会等文艺团体的迁驻重庆，并继续在重庆新建和创办其他文艺团体，如中美文化协会、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等等。这些迁来的和新创的众多文化事业机构与重庆原有文化事业单位交相融合、互相作用的结果，形成了重庆文化发展史上最为繁荣、最为昌盛的生动局面;另一方面，成千上万不同性质、不同派别、不同区域的作家、艺术家、画家、音乐家、诗人、戏剧家等文化工作者、社会名流、专家学者犹如百川归海齐集重庆，相互合作，在重庆这个历史的大舞台上一起并肩战斗、生活、工作，谱写了既是他们个人也是中华历史上的光辉篇章。第三，对抗战必胜的信念以及抗战的集体认同。抗战必胜，这一认同也导致了学者们齐心协力，志同道合，相互合作。这种文化界、音乐界的相互合作，文艺融合，助推了艺术歌曲的创作，是抗战时期中国文化进步、艺术繁荣、学术活跃的象征，共同汇聚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中国抗战文化”而彪炳史册。
　　作者简介：李晶（1981—），女，浙江，硕士，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音乐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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