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图书馆逗动”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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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图书馆运动”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高潮期，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通过对当时主要的学术思想的梳理，可以归纳出它的核心思想是“保存”，公共公开、推寻国宝、科学管理”，这是一个逐步递增而又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中，“保存文化”是基础，“公共公开”是手段，“推寻国宝”是深入，“科学管理”是关键。
　　[关键词]新图书馆运动　核心思想　图书馆史
　　[分类号]G259.29
　　
　　“新图书馆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展开的。是时，“民主”与“科学”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西方的学术思想被大量引入，“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中国的图书馆界兴起了新图书馆运动……。
　　“新图书馆运动”在中国图书馆界的历史地位，可与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的历史地位相类比，它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一场启蒙运动，它的目标和宗旨是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这是一种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笔者通过对当时一些主要学术思想的梳理，将其核心思想归纳为“保存文化、公共公开、推寻国宝、科学管理”。
　　
　　1　保存文化
　　
　　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发展，开始于1904年“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成立，藏书文化与图书馆文化的根本不同在于“藏”与“用”的区别。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快速发展，主要在“公共图书馆运动”和“新图书馆运动”两个时期。“公共图书馆运动”时期，图书馆得到较大的发展，其标志性成果是图书馆数量的增长及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图书馆的组织结构，从而将几千年来中国的藏书楼转变为图书馆，这是“形似”阶段。达到“神似”阶段，则是在“新图书馆运动”时期。
　　图书馆的发展，完全是以承继与创新的双重方式进行的，这是一种创新承继合一的运动，以创新为主，以承继为辅。在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化过程中，最具承上启下代表意义的是古越藏书楼，其“一是存古，二是开新”的宗旨，标志着中国私人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过渡。中国近代图书馆诞生的标志――湖南图书馆确立其宗旨：“本馆以保存国粹，输入文明，开通智识，使藏书不多及旅居未曾携带书籍者，得资博览，高校教员学生得所考证为主义”。图书馆保存文化的职能，在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图书馆法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中得到法律确认，章程规定，图书馆的宗旨是“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徽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规定图书馆收藏图籍的范围分为保存和观览两类，这一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为近代图书馆学人诠释，也成为以后图书馆法规的基本内容之一。
　　图书馆时期的“保存”与藏书楼时期的“保存”，两者具有观念上“质”的区别。图书馆是在“用”的基础上“保存”，是一种活用基础上的保存；而藏书楼则是在“藏”的基础“保存”，是一种“死”的保存。刘国钧认为“图书馆乃是以搜罗人类一切思想与活动之纪载为目的，用最科学最经济的方法保存它们、整理它们，以便得社会上一切人使用的机关”。他指出了图书馆的特征：藏是为了用，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它们，是为了更好地用。这一思想，为图书馆界同人广泛认可，在中国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宣言中明确指出：“吾辈职掌近代知识之宝库，典守先民之遗藏者，丁兹时会，尤应以知识之明灯，出有众于幽暗”。
　　此“保存”非彼“保存”，杜定友作了最直接明了的解答，他认为图书馆设立的目的是在利用，“保存旧文化，和从前的藏书楼专务消极的保存不同”。图书馆是一种积极的保存，因此，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时期，学人在分析图书馆趋势时总有：“图书馆由保存的趋向于使用的”一条。要满足民众的使用，必需做好保存工作，“但欲求致用，首重保存”。这一诠释，可谓代表了图书馆界的主流思想，是一种解决好图书馆“藏”与“用”之间关系的最简明扼要的表达，成为“新图书馆运动”中核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积极地保存文化?“保存之道，有登记，有分类，有编目。至于出纳手续之严谨，点核校对之勤慎，均于保存方面，有直接关系”。这一理念，一直指导着人们的工作实践，蒋复璁将其归纳为：“图书馆为保存图书之唯一机关，图书馆一方面保存文化，一方面又发扬文化，传布图书”，是为图书馆“保存文化”的总结。
　　
　　2　公共公开
　　
　　“新图书馆运动”中的学人，以介绍、参酌和建设“美国式的图书馆”为己任，大力宣传欧美“图书馆运动”的核心思想，其中关键点之一即是图书馆公共公开。兴起“新图书馆运动”第一人的沈祖荣首擎宣传大旗，以英国康奈尔先生之言：“图书馆者，国民之大学也”号召于斯，极力宣传欧美图书馆的公共公开精神，给人以耳目一新。
　　早期对近代图书馆功能在理论上的深度揭示，以刘国钧为代表，他分析了8种近代图书馆的特征，并将其归纳为“自动、社会化和平民化”，深刻地揭示了近代图书馆逐渐成为社会文化中心。近代图书馆面向的是全体社会成员，不问年龄、贫富、阶级、性别，一概欢迎。因此，“近代图书馆以用书为目的，以诱导为方法，以养成社会上人人读书之习惯为指归”。
　　在“新图书馆运动”初期，在实践中大力推行图书馆公共公开者，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为代表，尤其是北大图书馆，在李大钊执掌之始，即大张旗鼓地对原有图书馆进行改造，无论是从理念还是在行动、组织结构等方面，全方位地开展了公共公开的工作。在管理上，制订了《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馆试行条例》，在读者服务工作中，创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新的读者服务体系，并开辟了专题阅览室。1919年，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演讲辞中所说的图书馆的新趋势，“一是副本增加，一是开架式”，不是无根之木，而是他在北大图书馆实践中的心得与写照，正是在这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最早开始实行开架阅览”。此时以图书为根本，大力开展图书的公共公开阅览的思想已经蔚为大观，《上海通讯图书馆月报》在192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直言：“图书是图书馆的生命；而同时图书馆的书籍，是公共的物品，每天不断的供给公众阅览”。
　　图书馆向读者开放，向社会上的所有人开放，成为“新图书馆运动”的服务理念，图书馆界一直于斯以号召：“近世图书馆功在致用，其鹄的在使国族无男女老稚以逮聋瞽音哑，读书机会一切均等以故有学校图书馆。图书馆者，自动之教育也”。从而，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而成此事业之支柱，广泛地开展着提高民智、增进国民知识、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活动。通过宣讲、图书介绍与推荐、专题阅览室、展览、巡回图书馆、邮寄、合作互借等方式方法，践行着公共公开的服务宗旨。
　　对于图书馆界当时存在着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李小缘给予“最为激烈的批判”，他运用对比的方法，认为藏书楼是静的、贵族式的贵保存，图书馆则是动的、平民式贵致用，通过6条一一对应，深刻地批判了藏书楼思想，宏扬了图书馆思想，并以“动静说”

为基础，构建出了近代图书馆体系，并在《图书馆学》一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在该书中，他对动静说作了修正，在原有6条的基础上修改为9条一一对应，其目的就是要建设一种公共的、大众化的、开放的、免费的、以读者为本、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指归的图书馆，通过对其理论总结，产生出中国的图书馆学。
　　我国以农立国，国家根本在于农村，面对80％左右的文盲，在1920年至1930年，教育界开展了民众教育运动和乡村教育运动，大力开展办校、实验教育方针和提高教育效果活动。图书馆随形势而动，大力发展民众图书馆和乡村实验图书馆，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决定：“此次年会讨论之范围，规定经费与民众教育为中心”。根据社会所需以及图书馆的发展，新成立了民众教育组，指导和规划民众图书馆的发展。在实践方面，江苏省教育学院图书馆在无锡乡村创办了“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实验图书馆有书刊数万册，开架服务，主旨是“以民众图书馆教育为中心，以图书为出发、为进行、为归依的轨迹，因人、因事、因地、因时的需求，逐渐推行民众教育的事业”，该实验图书馆“三年来每日到馆阅览人数平均120―130人”图书馆界力争将图书馆的公共公开服务延伸到社会的最基层。
　　
　　3　推寻国宝
　　
　　中国是文化大国，古时以来积累的文献汗牛充栋，“先民之积累不可亿计，今人之责任遂愈艰巨；吸集异域之新知，推寻吾族之国宝，――悉以科学方式理董规恢，以遂今日之用”。这是作为中国图书馆界总机关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首届年会上发出的宣传、行动宣言，图书馆应在整理文化遗产、整理国故过程中，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主动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要提倡新文化，就必须对旧文化有深刻的认识，要打倒旧文化，就应明白旧文化为什么要被打倒。1919年12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提出了著名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方针，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影响，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运用革新、批评、创造、互助、奋斗、坚贞的精神，批判旧文化，创造新文化。“我们的手段是：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激发思想，再造文化――民众运动”，在学界更是通过疑古进行辨伪，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成果。大清内阁档案、敦煌文献、地下文物文字等的发现与研究，使学界在整理国故、再创文明中获得了空前的繁荣与成就，据此，当时学人就已总结，新文化运动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在国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①考古学的发展；②历史的整理和提倡；③疑古的风气；④小说戏剧的考据整理；⑤文字音韵学的研究。在整理国故运动的社会背景下，图书馆界大力开展了“推寻国宝”的活动与方针。
　　作为全面推进图书馆职能的主体力量――大中型图书馆而言，当时主要的馆藏是以古籍为主体，即使在1920年以后，出版界在很长的时间段内，图书出版的重心之一仍然是“旧籍”。尤其是在整理国故运动中，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首的出版界，更是集中力量，影印出版经过选择后的古籍，此亦形成出版界挥之不去的佳话。图书馆是文献的集藏地，其工作的开展直接影响着学术界、出版界、文化界等的文化事业，可以说，“推寻国宝”的展开，最直接地响应了整理国故运动，是图书馆自身功能极好发挥的方针大略，其历史意义大矣!
　　在“新图书馆运动”中，图书馆界的“推寻国宝”主要分四个方面展开：①大力收藏古籍，以保存中华优秀文化。以国立、省立和大学图书馆等为主，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及商务印书馆的上海东方图书馆可谓三甲。以名列第三的上海东方图书馆而言，焚毁前善本总数已接近5万册，商务印书馆正是依托该馆藏书，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整理国故、出版古籍的活动。对古籍的搜集与保存，即使小学图书馆也十分重视，如浙江省临海私立高等小学图书馆在1924年12月成立之时，就藏有《四库备要》、《初中学生文库》等。②积极搜购。在创建图书馆时，以学者为首的大批人员，积极主动地在社会上搜购古籍，广西大学图书馆于1928年10月在梧州创建，首任校长马君武曾亲自为图书馆购买古籍和外文书刊。1929年甘肃省立图书馆从扫叶山房、千倾堂等藏书处购得大量古籍，1934年聊城杨氏海渊阁藏书由政府购归国立中央图书馆。当时许多学者、官员遵从“文化救国”至高无上的理念，通过艰苦的努力，克服了大量困难，搜购了大批文化遗产，这一精神，在抗日战争爆发时期发展至极点。③积极宣传，推荐古籍。通过举办展览会，公开古籍，扩展影响。1924年京师图书馆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邀，精选蒙文、藏文、宋版元版、蝴蝶装等各项书籍，参加全国教育展览会；1925年，北平图书馆协会发起“京师图书馆展览会”，陈列有宋、金、元、明的精本和古本书籍约200余种，敦煌石室写经3000轴。为更好的保藏与利用，经过整理后的古籍出有许多书目，如《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1933)、朱士嘉编写的《中国地方志综录》(1935)等。国立中央图书馆还于1936年起将馆藏旧籍编为书本目录分期印行，从而解决了当时对古籍图书分编难的困境。④整理古籍，推广应用。以国立北平图书馆为代表的图书馆界，进行了大量的辑佚、校勘古籍活动，其成果形式主要是：各种馆藏目录、专题目录、索引、传世稀少的馆藏珍本、稿本、辑本及馆内同仁的研究著作等，如李慈铭的系列著作、《孙渊如外集》、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清初史料四种》、《古逸书录丛辑》，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于文襄手札》与《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刘节《楚器图释》、《宋会辑稿》、《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等，与出版界互为声势，将“整理国故”、“推寻国宝”推向了高潮。
　　社会上大量学者名流，纷纷以“小我”而熔入“大我”，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将个人藏书捐赠给图书馆，达到境界上的升华。梁启超逝世前有遗言日：全部藏书赠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共130箱，其中中文图书2421种，42185册，日文书433册。这一风气，已弥漫于学术思想界，在“新图书馆运动”初期(宣传期)，“能将书籍捐之图书馆以供众好者，计有天津严范生先生，南通张季直先生，无锡候鸿鉴先生等”，使图书馆界能集社会力量，更广深地开展“推寻国宝”活动。
　　
　　4　科学管理
　　
　　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使“民主”与“科学”精神波及各个阶层，在文化思想学术领域更是如此。是时，经胡适等的大力宣传与介绍，又经杜威在华2年3个月有余的演讲，其“实验主义”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胡适认为杜威并没有给中国问题以特别主张，“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自己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其实验主义又可分为“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这一思想对图书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图书馆学以应用性研究特征为见长，其实用主义

思想大行其道，实验思想以应用为重的实证主义思想奠定了图书馆研究基础。
　　图书馆是实验室的思想，奠定了图书馆科学管理的基础。“实验者，以所学证于实际也。物理化学之实验，固可于实验室为之。然学理之实验室，其惟图书馆乎。明确表明了人文学科的实验室即是图书馆。作为一门学科的图书馆学，同样有理论和应用两大部分，然而以实用为贵。学习图书馆学，“大部分的时间，要费在实验室――图书馆内”。图书馆的基本任务之一，即是要“能保全图籍，用一定之科学方法，以处理之”。从中可以看出，杜威的实用主义对整个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开创时期的图书馆学，亦是用此方法作为基本理论之一，构建“中国的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运用归纳、演绎、证实法进行研究，图书馆的核心问题就是科学管理文献，最方便、简捷地为读者利用，“图书馆之蔸集图书，本以使用为目的”，科学管理的目的即是为了更好地使用，以便达到最大程度上的公共、公开。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图书馆学，在1923年就已正式提出，“本书用科学的方法，说明图书馆的原理和应用，所以叫做图书馆学”。同时期，图书馆界学人也明确提出了图书馆科学管理法的范畴，包括图书馆设置、文献整理、服务时间、服务思想等，“以上六项，实普通图书馆管理法之要素”。理论与应用相互呼应，以图书馆管理实践为基础，以读者利用为指归，“科学管理”成为图书馆“中介”特征的关键所在，成为“新图书馆运动”时期核心思想的最高层面。
　　图书馆的科学管理方法，“可分行政、采访、整理、使用四方面”，这一范畴，体现出了对图书馆科学管理的“整体观”，同时又从微观人手，使图书馆真正成为用科学方法组织管理起来的机构。图书馆在组织、经费、方针、政策等方面都自觉地以现代图书馆精神为指导，在图书采购、加工整理、分类编目等方面，以实用为主，创建出了符合中国特色的分类法、编目法等规范与标准，又通过借还手续、参考服务、推广宣传、巡回互借等方式，践行图书“以用为主”的思想。
　　
　　5　结语
　　
　　“新图书馆运动”时期的核心思想，是一个逐步递增而又完整的思想体系，保存文化是基础，公共公开是手段，推寻国宝是深入，科学管理是保证，确保图书为用之目标的实现。由此形成的由基础到保证的“运动链”以其各环节中的发展和不断反馈，推进着“新图书馆运动”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慰慈，肖东发，纪丽斌，刘国钧先生生平简介／／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1―15.
　　[2]湖南图书馆暂定章程／／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152―158.
　　[3]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12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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