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供给还是市场需求：山东省农业格局空间分异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王艺
摘要：区域产业格局的特征及决定因素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近些年，学者们分别考察了自然禀赋、农业结构、农业技术、劳动力等方面对区域农业格局空间分异的影响。这些研究均在供给侧的范畴内展开，忽略了市场需求因素的重要性。論文利用2004年、2014年山东省各县域第一产业增加值，分析了山东省农业格局时空演化特征，建立了融合市场需求和生产供给的农业格局空间分异影响模型。研究发现：①山东省形成了“半岛高，内陆低”的农业格局。②山东省农业格局具有显著的集聚稳定性特征，随时间推移，半岛地区地位下降，内陆地区地位趋于强化。③市场需求变量的引入提升了对农业格局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度。不同层级市场需求的作用不同，县域市场起负向作用，市域市场起正向作用，但二者均不显著;省域市场中，济南市场比青岛市场更为重要;外部市场中，北京市场、天津市场影响较大。④生产供给因素中，蔬菜产量、政策、老年人口起到正向影响，地形地貌限制农业发展，粮食产量、农机动力、劳动力人口和工业发展水平的作用不显著。
关键词：农业格局;市场需求;影响因素;山东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经过长时间的演化，诸多区域形成了差异化的农业格局[1-4]。区域农业格局的实质，是农业产业在空间集聚，产生专业化农业区域的最终结果。大量的研究关注了农业格局的时空特征、演化机制和影响因素[5-7]，认为农业格局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受自然、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自然资源、技术水平、劳动力、市场需求、区位条件、政策等均是影响农业格局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 。其中，市场需求通过带动产业空间集聚对产业空间格局产生影响。市场需求对制造业、服务业等空间集聚的带动作用，已经得到公认[8]。虽然对农业增长、农村发展同样重要[9]，但区域农业格局中市场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
山东省自古以来即为农业大省，多项统计数据位居全国首位。山东所处的京津冀鲁豫区域水热充足，农业生产条件良好，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蔬菜供应地，对国家粮食安全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5年，京津冀鲁豫区域内各省市农林牧渔总产值比重较为稳定，山东省以40%左右的占比，常年位居第一位。京津人口规模大，粮食和蔬菜生产规模小，市场缺额较大，是区域农产品的市场消费地，其余三省份为生产供应地。其中，山东省蔬菜产量位居区域首位，且在2015年超过1亿吨，粮食产量虽被河南省赶超，仍占据区域30%以上。
《山东统计年鉴2016》显示，2015年山东省人均粮食、蔬菜消费量分别为127.4千克、88.9千克。以常住人口9 847.16万人为基准推算，2015年粮食、蔬菜总消费量应分别为1 254.5万吨、875.4万吨。而同年山东省粮食、蔬菜产量分别为4 712.7万吨、10 272.9万吨，分别是理论粮食、蔬菜消费量的4倍、12倍。也就是说，73.38%的粮食产量、91.48%的蔬菜产量服务于山东省省外。显然，省外的市场需求对山东省农业有着重要的影响。
论文试图通过数据分析，回答在农业供给因素的约束下，不同层级市场需求对山东省县域农业格局空间分异所起的作用。
一 、农业市场划分
市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市场规模是农业生产的动力。城市规模增长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了广大的市场[10]，并产生大量各具特色的专业市场。当市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以市场为导向的专业化农业区域逐渐形成[11]。第二，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是专业化农业区域形成的限制因素，主要表现在有形运输成本、贸易壁垒等无形运输成本[12]。高市场运输成本区域，农业生产力难以有效提升，销售市场范围扩展受限。农业生产地对目标市场地域的选择，最终表现为市场规模与市场距离相互妥协的结果。
市场空间具有多重性。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假定各农产品产地的生产条件相同，农产品的销售市场唯一，距离决定运费，这样，各地的生产类型取决于其与目标市场的空间距离。唯一的市场，决定了无法考察市场规模的影响;自然条件的均一性，决定了无法考察农业生产条件的深刻影响。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基于距离衰减的前提下引入市场、交通、行政等因素，提出中心嵌套的市场等级体系，市场的服务范围与层级成正比，每个低级中心地受多个等距离的高级中心地影响，且同等级的高级中心地作用相同。等同的距离，导致市场分布的理想化;相同的作用，决定了无法考察不同市场的影响。相比农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的阐述更适用于开放的多个市场空间。然而，农产品销售市场，具有多重性特征，表现为多层级嵌套的多个市场地域，各市场地域对农业产地的作用并不相同，研究不同市场地域的作用，对于指导农业生产更有意义。
根据不同区位，GEM模型（基于波特钻石理论模型改进的“基础-企业-市场模型”）将市场划分为本地市场和外部市场[13]。本地市场是产地的自身需求，可以是一个省（或地区）的市场，也可是本国市场。外部市场则是本地以外更广阔的市场，是专业化农业区域农产品流动的主要方向，如省外市场和国外市场。学者们多将国外市场作为外部市场，鉴于大部分专业化农业区域目前仍以服务国内市场为主，以省来界定市场更为合理，即省内为本地市场，省外为外部市场。根据不同市场所占份额，还可分为主导市场与辅助市场。主导市场所占份额多，需求量大，对农业格局形成具有强烈的带动作用。辅助市场份额较小，是农产品销售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以主导市场研究不同市场地域对区域农业格局的影响，具有科学性与可行性。
市场需求有很多测度指标，其中，农产品在市场地域的销售总量或销售总额，能较好的表达市场规模与市场距离两个因素，是衡量市场需求较为准确且直观的指标，但数据获取存在较大难度。以往研究多是选取某一指标衡量市场对农业格局的影响，如采用地区生产总值[15]、对市场行情设置分类变量 [16]、地区人口总量[17]等。其中，以人口总量测度市场较为准确、便捷，需要注意的是，用其测度外部市场需求时，不应忽略市场距离对地理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影响。 论文提出对区域农业市场的选择及划分方式为，将市场需求划分为县域市场、市域市场、省域市场和外部市场等不同层级。县域市场为本县，市域市场为该县所在地级市市区，分别以人口规模表示市场需求;省域市场选取省内中心城市，外部市場选取农产品销往的省外城市。对含有多个市场地域的省域市场和外部市场，选取某一主导市场代替。处理方式为，计算出某层级各市场地域对农业生产地的市场吸引力，将市场吸引力值最大的市场地域作为农业生产地在该层级的主导市场。并设置虚拟变量，将各产地对应的同一层级市场地域中，主导市场定义为1，非主导市场定义为0，最终，每一市场层级均以单一市场地域表示：
式中，i为同一层级的不同市场地域，j为农业生产地，Rij为市场i对农业生产地j的吸引力，Pi为市场i的人口规模，Dij为农业生产地j与市场i的距离（以两地政府驻地间的距离表示）， Mj为农业生产地j所对应的该层级主导市场。
山东省农业市场具有显著的多元化特征。在县域市场和市域市场以外，形成了济南-青岛双中心的省域市场结构;京沪高速贯穿南北，连接起北京-天津-上海等主要外部市场，为山东农业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使农产品可北达京津，南至长三角。西南方向的郑州，2015年常住人口规模957万，与青岛市大致相当，市场规模小于京津沪;且河南同样为农业大省，山东农产品在郑州市场面临较大竞争，故郑州市场对山东省农业格局的影响有限。由此，论文选取济南、青岛作为省域市场，北京、上海、天津为外部市场，根据公式（1）（2），将山东省各县域对应的市场地域划分如图1。
最早确立的市辖区非农产业比例较高，而2000年后山东省经历了一波县改区的热潮，这类后设立的市辖区农业仍占据重要地位。故论文选取山东省所有县、县级市（胶南市已并入黄岛区，为方便数据获取予以剔除），以及2000年后撤县（市）设区的市辖区共计91个县市区作为研究区域。
二、农业格局时空演化特征
（一）测度指标
农业产值与农业产品的综合产量均能较合理的表现区域农业空间格局。但综合产量需要对所有产品产量依据一定比例加权，并非简单地将各种产品产量累加求和，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故论文选取第一产业增加值勾画山东省县域农业空间格局，数据来源于2005及2015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及适应性，选取赫芬达尔指数、区位基尼系数、首位度等指标分别测算山东省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地理集聚，以此反映山东省农业格局的空间集聚程度，分析时空特征。
赫芬达尔指数（H）可表示区域内产业发展的离散程度，它是指区域内所有企业所占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是测量产业集中度的重要指标。公式如下：
其中，H代表赫芬达尔指数，X代表研究区域第一产业增加值总额，Xj表示县域j的增加值，N代表县级单位总数。当某产业由单一县域垄断时，赫芬达尔指数为1，所有县域所占份额相同时，赫芬达尔指数为1/N。即赫芬达尔指数的变化范围为1/N～1，数值越大，产业的集中度越高，垄断程度也越高。
区位基尼系数（G）最初用于衡量收入的不均等程度，后被应用于产业地理集聚研究，这里采用张建华[18]推导的一种简便公式：
式中，j为第一产业增加值，Gj表示区位基尼系数，n为全省各县域均等分组的组数，论文将山东省所有的共计91个县域单元（不含2000年前设立的区）按照第一产业增加值从小到大的顺序分为5组（第一组包含19个县域），即式中n=5，为k组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全省的比重。区位基尼系数的数值一般为0～1之间，数值越高，说明产业的地理集聚程度越高。
首位度是测度城市在区域主导性的指标，反映区域中农业格局的集中程度。可以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前两位县域的比值表示。首位度小于2，说明集中度适当，大于2，则存在过度集中的趋势。
（二）农业格局的集聚、稳定性
从空间分布来看（图2），2004与2014年，高增加值区域均集中于山东半岛地区，出现寿光市、平度市和荣成市三个中心，形成“半岛高，内陆低”的农业格局，内陆形成以章丘市、滕州市为代表的副中心。随时间推移，半岛地区各县域省内地位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荣成市、龙口市、乳山市分别下降0.316、0.355、0.301个百分点，安丘市下降幅度高达0.459个百分点;章丘市、滕州市省内地位趋于强化，占比分别由2.025%、1.785%提升至2.228%、1.943%;鲁西南、鲁北地区一直处于低值区。
结合表2可知，第一产业增加值前20位城市十年间位序变化平缓，对比2004年，2014年新增新泰市、宁阳县、济阳县、邹城市、金乡县、肥城市等六县市，大致可分为两类：鲁南（邹城市、金乡县）及济南周边（新泰市、宁阳县、济阳县、肥城市），反映出省会城市的空间带动效应。
从相关指标来看，计算得出，2004年与2014年，山东省县域第一产业增加值的赫芬达尔指数均为0.013，区位基尼系数十年间仅变化0.001，说明十年间山东省农业格局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首位城市（平度市）未发生改变，首位度由1.078增至1.118，表明首位城市（平度市）的地位得到加强。
三、市场需求对农业格局的影响
农业格局集聚、稳定性的背后，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半岛地区地形地貌多元化，适宜多种农业部门的发展;同时，区域人口众多，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保障。良好的生产条件导致农业的地理集聚，适度集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将半岛地区农业水平带到新的高度。然而，比较农业生产条件发现，鲁南、鲁西等区域同样具有适宜农业经济活动的环境，地形地貌等个别要素更优于山东半岛，省内却形成了差异化的农业格局。这意味着，除了农业生产条件之外，还有其他外部因素影响农业格局。
（一）模型构建
农业格局形成的出发点是农民利用有限的资源条件获得最大的收益效果，引入农业生产函数能较好的分析这一问题[19]。生产函数表达生产要素投入与产出量间的关系，是一种生产技术的制约，将其运用于农业生产，便成了农业生产函数的概念。 农业生产函数可用下式（5）表示，式中Y表示农业产出，x1， x2……xi表示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全部n项投入要素，f为投入要素与农业产出间的转换函数。
论文主要探究市场需求对山东省农业格局的影响，为达到此研究目的，引入包含生产供给变量、区位变量和本文所关注的市场需求变量的分层回归分析的方法。基于农业生产函数，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Y代表各县域农业发展水平，用第一产业增加值表示，增加值的差异表示农业格局的空间分异。X1-X16的含义见表4，α为各影响因素的系数，ε是残差项。
（二）变量选择及处理
表4列出了模型中的变量及数据来源。市场需求作为自变量，县域市场以县域常住人口规模衡量，市域市场以所属地级市市区的人口规模表征，省域市场、外部市场分别以青岛、天津为参照设置虚拟变量，具体处理结果参照图2。预期县域市场方向为负，市域市场方向为正，济南市场相比青岛市场方向为正，北京、上海市场相比天津市场方向为正。
控制变量的选取如下：
区域生产结构，选取粮食产量、蔬菜产量两个指标。产量为种植面积乘以单产，既能较好的说明农业结构，又对区域土壤条件有一定的表现。预期符号均为正。
自然基础。选择地貌类型这一指标。运用ArcGIS软件将山东省地貌图与行政区划图进行配准叠加，识别各县域地貌类型，设置分类变量，依据海拔高度将平原赋值为1，台地赋值2，丘陵赋值3，山地赋值4。 预期方向为负。
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用农业机械总动力表示。预期方向为正。
工业发展水平选取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在县域常住人口的比重来表示。预期方向为负
劳动力供给。以15-59岁人口表征劳动力人口，60岁以上人口作为老年人口。预期劳动力人口方向为正，老年人口方向为负。
集聚水平。考虑各县域的农业发展受周边县域发展水平的影响。对集聚水平的处理，以周边县域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值来表示。预期方向为正。
政策因素以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表示，数量越多，表示政策扶持力度越大。此外，还能对农产品的质量及市场声誉有所表现。预期符号为正。
省内区位。将山东省划分为鲁北平原区、鲁西平原区、鲁中南山地丘陵区、鲁东低山丘陵区，以鲁北平原区为参照设置虚拟变量，将各县域所属区位定义为1，其他区位定义为0，区位归属来源于《山东省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4-2020年）》，具体归属如图3。预期鲁西平原区、鲁中南山地丘陵区、鲁东低山丘陵区相比鲁北平原区方向均为正。
（三）结果分析
表5提供了模型汇总信息。层1和层2的Sig.值为0.000，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可以用来解释这一问题。只考虑生产供给和区位变量的情况下，层1的调整R方为0.738，拟合度较好。当引入集聚和市场需求因素时，层2的调整R方增至0.810，对农业格局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度增加了7.2%，反映出市场需求对山东省农业格局空间分异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模型的检验结果说明，只有同步考虑生产供给因素和区位、市场需求因素，才能较为清晰完整的回答市场需求因素对山东省农业格局的影响。回归结果列入表6。
1.市场需求
根据表6的回归结果，县域市场系数为负，与预期符号相符，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县域市场对山东省农业格局空间分异起负向作用，但影响不显著，即山东省的农业市场不以本县市场为主要服务对象。市域市场系数为正，未通过检验，说明市域市场可能有正向作用，符合预期。济南市场在5%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且系数为正，符合预期，反映出相比青岛市场，山东县域农业的提升更多受济南市场的影响，与内陆区农业产值在省内比重提升的事实相吻合。并且，根据公式（1），可得出济南、青岛两大市场对每个县域单元的平均市场吸引力分别为4.903、3.539，青岛市场低于济南市场1.364。
北京市场系数为正，在5%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符合预期，上海市場系数为负，未通过检验，与预期相反，表明与天津市场相比，上海市场对山东省县域农业的作用不显著，北京市场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省内服务上海市场的区域，集中在日照、临沂、枣庄、菏泽等地区，而山东省的主体区域主要对接北京、天津市场（图1）。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市场对每个县域单元的平均市场吸引力，分别为4.234、3.098、4.051，北京市场平均吸引力高出天津0.183，而上海市场的平均吸引力最低，比天津市场低0.953，从而造成相异的市场作用。
2.生产供给和区位
生产供给变量中，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粮食生产在层1和层2中均未通过检验，系数为正，方向无变化，蔬菜生产均通过检验，系数为正，符合预期。表明蔬菜生产对区域农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作用较为稳定，粮食生产的影响则不显著。这是由于，蔬菜具有高附加值特点，蔬菜产量越大，区域农业发展水平越高;粮食作为刚性需求，更多的是起到安全保障作用，对农业产出影响较小。表7提供了批发市场某一周成交量前6位的蔬菜及粮食产品日平均成交量和价格，山东省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未经加工的粮食均价低于大部分蔬菜，粮食加工制成品的价格提升较大，但市场需求量远远落后于蔬菜，其中，玉米的需求量仅为30吨，反观蔬菜，均超过1000吨，二者差距明显。这样，就造成了成交总额的较大差异。
此外，生产结构对农业机械的应用存在一定影响。农业机械主要用于大规模粮食作物的生产，由图5可知，农业机械总动力与粮食产量、蔬菜产量均呈正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652、0.420，与粮食产量的相关性更强。蔬菜的生产更倾向人工作业，与老年人口、劳动力人口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499、0.577，均大于农机动力。故农机动力对农业产值虽呈正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与武金金等人[28]的发现一致。 自然基础限制农业经济活动。相比二三产业，第一产业的独特性在于受自然基础的影响较大。层1、层2中，地貌类型系数为负，且均在1%显著性水平统计显著，符合预期。主要因为，地形地貌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相关系数为-0.089，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加入其它变量后，负向作用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即平原地区更适宜农业经济活动展开，随着海拔的提升，丘陵与山地的农业发展限制因素增多，农业产值总体呈下降趋势。验证了杜建军[23]的结论。
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层1、层2中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符号为正，符合预期。表明政策因素对农业格局空间分异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申请条件要求，产品具有独特性、地域性，或特定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制度赋予的特定权利，是区域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历史因素的体现。地理标志引导产业的地理集聚[20]，形成分工合作，产生规模经济。
不考虑市场需求时，老年人口通过检验，劳动力未通过检验，二者系数方向相异，与预期相反;工业发展水平呈负向影响，符合预期，未通过检验。这是因为，工业的发展挤压了农业空间，掠夺了农业生产资源，以劳动人口为例，图5所示，工业发展水平与劳动力人口呈正相关，与老年人口的相关系数为-0.053，呈负相关。随着经济的发展，山东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转向非农产业，农业劳动力趋于老龄化，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配第-克拉克定律，呼应了李澜等人[29]的研究。加入市场因素后，劳动力人口的影响转为正向，但不显著。这是因为，农业产值的提升主要依靠蔬菜生产，而蔬菜产量与劳动力人口的正相关性高出老年人口0.078，农产品市场需求量扩大时，仅仅依靠老年人口从事生产，无法填补市场缺额。
事实上，农业格局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复杂多样，综合上述所有因素，仍不能完整的解释农业格局空间分异。为此，论文引入区位变量表示模型中未考虑到的因素，使解释结果更加科学、准确。
区位变量中，周边集聚水平系数为正，符合预期，未通过检验，说明集聚水平对县域农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作用不显著，集聚一般发生在资源、要素优势明显的区域，产生规模经济效果，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山东省农业空间格局的集聚性特征。
相比鲁北平原区，鲁中南山地丘陵区、鲁东低山丘陵区的作用更为重要，符合预期，但鲁中南山地丘陵区的影响并不显著，与鲁中南地区以山地丘陵为主，农业生产限制条件较多有关;鲁西平原区的作用弱于鲁北平原区，与预期相反，这是由于鲁北平原区中，寿光市强烈的带动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第一，山东省以平度、寿光、荣成为中心，形成“半岛高、内陆低”的农业空间格局，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集聚性特征，随着时间推移，半岛地区地位下降，章丘、滕州等内陆中心的地位趋于强化。
第二，市场需求变量的引入，提升了山东省农业空间格局分异的解释力度。研究发现，不同层级市场需求对山东省农业格局空间分异的影响不同，县域市场起负向作用，市域市场起正向作用，但不显著;省域市场中，济南市场较青岛市场影响更大;外部市场中，北京市场、天津市场起主要作用。
第三，生产结构对农业空间格局的影响较为稳健;政策因素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地貌类型限制农业生产，具体表现为平原地区适宜农业经济活动，丘陵山地阻碍农业发展;工业发展挤压了农业空间，造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考虑市场需求时，仅靠老年人口从事生产无法满足市场缺额;此外，县域所属区位对农业格局也有一定影响。
（二）讨论
论文以山东省农业格局时空特征为出发点，重点分析了生产供给变量约束下，不同层级市场需求对山东省农业格局空间分异的内在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相关研究内容，是对现有研究的突破。未来，仍需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索：①山东省农产品销售的外部市场遍及国内外，论文选取北京、上海、天津作为代表，以及主导市场的确定，难以全面反映外部市场需求。②受数据获取限制，论文因变量选取了2014年的截面数据，后续应选择面板数据对某一时间段内农业格局進行研究。③鲁西北、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农业格局空间分异的原因可能不同，需要分别进行讨论。④论文以第一产业增加值表征山东省农业格局，而不同农产品类别，具有各异的生产格局，未来需对各类农产品生产格局空间分异的决定因素予以讨论。
参考文献
[1] Kurosaki T.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in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Case of West Punjab， 1903-1992[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3， 85（2）：373-387.
[2] Aciksoz S. The cluster of urban agriculture： Case of Bartin-Turkey[J]. Tarim Bilimleri Dergisi—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09， 15（4）： 348-357.
[3] 柏林川， 武兰芳， 宋小青. 1995-2010年山东省粮食单产变化空间分异及均衡增产潜力[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8）：1257-1265.
[4] Deng W， Yang Y. Study on Agglomeration and Fluctuation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Economic Crop Production in Hunan Province[J]. Agricultur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3， 14（5）：797-802. [5] Hyeon C， Byung-Joon W. Agro-industry cluster development in five transition economies[J]. Journal of Rural Development， 2006， 29（6）：85-119.
[6] 李二玲， 庞安超， 朱纪广. 中国农业地理集聚格局演化及其机制[J]. 地理研究， 2012， 31（5）： 885-898.
[7] 林正雨， 何鹏， 李晓，等. 四川省农业地理集聚格局及演化机制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38（1）： 207-215.
[8] 田山川， 张文忠. 中国钢铁工业空间格局的演化及影响机制[J]. 地理科学进展， 2009， 28（4）： 537-545.
[9] Murray-Prior R， Israel F T， Bacus R G， et al. Reducing poverty through participatory action learning and action research processes with smallholder vegetable farmers in Mindanao[J]. Extension Farming Systems Journal， 2011， 7（2）： 109-114.
[10] Gruber S， Soci A. Agglomeration， Agriculture， and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riphery[J]. Spatial Economic Analysis， 2010， 5（1）： 43-72.
[11] Emran M S， Shilpi F.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and stages of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J].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2， 45（3）： 1125-1153.
[12] 范剑勇. 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趋势——兼谈对地区差距的影响[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6）： 39-51.
[13] Padmore T， Gibson H. Modelling systems of innovation： II. A framework for industrial cluster analysis in regions[J]. Research Policy， 1998， 26（6）： 625-641.
[14] 郭欣旺， 李莹， 陈伟维，等. 基于GEM模型的甘肃省定西马铃薯农业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11（3）： 127-132.
[15] 桑瑞聪， 王洪亮. 本地市场需求、产业集聚与地区工资差异[J]. 产业经济研究， 2011（6）：28-36.
[16] 周应恒， 吕超， 周德. 我国蔬菜主产地形成的影响因素——以山东寿光为例[J]. 地理研究， 2012， 31（4）：687-700.
[17] 田维波. 我国农业发展的空间结构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 2012： 76-80.
[18] 张建华. 一种简便易用的基尼系数计算方法[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6（3）： 275-278.
[19] Mundlak Y， Butzer R， Larson D F. Heterogeneous technology and panel data： The case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nc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9（1）：139-149.
[20] 胡銘. 基于产业集群理论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与发展[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5）：26-31.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534234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