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人”的自由和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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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林的“并不是所有好事或所有积极的价值都是相容或相互支撑的”劝诫，提醒人们节制对某些价值的偏爱，使其保持在必要的限度内。
　　
　　备受关注的英国骚乱逐渐平息，从各方反馈的信息来看，这次骚乱越来越显示出其暴民狂欢的特征：参与者多数贫穷绝望，其中大多尚未成年，自感被社会所抛弃；参与骚乱只为发泄不满，甚至仅是寻求刺激，没有正当的诉求；表面来势汹汹，实则虚弱无力，在政府和警方加大管制力度后，事态很快趋于平缓。简言之，这是一群“乌合之众”的暴行。
　　骚乱过后，探讨引发骚乱的原因成为热点问题。8月10日，现年66岁的英国资深记者、知名历史学家及作家马克斯・黑斯廷斯在《每日邮报》撰文称，英国多年来的教条自由主义是造成这场骚乱的根源，他言辞激烈地指责那种认为是政府下调社会福利和不景气的经济状况导致了骚乱的观点。黑斯廷斯指出，教条的自由主义的权利原则造就的司法体制、法律体系、社会福利、舆论氛围，培养了一批“不明是非、没有文化、为福利所供养、以残暴为时尚”的年轻人，也束缚了警察、政府和教育机构的手脚，使得这些年轻人变得无法无天。
　　应该说，黑斯廷斯观点代表了英国主流社会对这次骚乱的态度。那些参与骚乱的年轻人大都没有工作，也不学习，却热衷于网络，他们花在网络上的时间远远多于陪伴家人的时间。福利国家为他们提供了无所事事的条件，但不能弥补他们精神和社会归属感的缺失。可以说，是国家的福利政策使这些年轻人成为了社会的多余人。
　　没有工作，不接受教育，游离于正常社会之外，不被人需要，也就没有归属感。同时，认为自己应该过上体面生活的想法，又让他们有种被忽视、被虐待的感觉，那些有钱人、政客从没为自己做过什么。总之，他们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了。这些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并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运作的结果。
　　美籍犹太裔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论述极权主义的起源时，就描述过这类多余人的特征。阿伦特指出，“多余人”的主要特征并不是野蛮和落后，而是孤独和缺少正常的社会联系。他们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民众，而是由各个阶层被排斥的人组成。“破坏”是这类人之间的游戏规则。因为，他们感觉受到了社会的伤害，而且这种伤害还会继续下去，与其等待再被伤害，不如在有机会时报复社会。正因为如此，阿伦特将这些精神和社会上的多余人称为“暴民”。
　　在帝国主义时代，解决多余人问题的办法是将之向海外输出。而在当今文明时代，这样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信息科技的进步使得年轻人可以通过电脑、手机随时随地上网而主动断开与社会的联系。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念和法律体系又“保护”了这些年轻人，使得人们无法将其拉回主流社会。人们能做的，似乎只有在他们犯了错之后，给他们以教训。
　　现代社会的文明成果教育人们，在面对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时，只要他们的行为没有触犯法律，就不应阻止他们，那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毋庸置疑，每个人都应享有自由和与自由相伴随的权利，但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自有其限度。至于这个限度有多大，以及公共权力所能合理干涉私人生活的界线应划在何处，要取决于人们对这样的道德原则的承认：阻止一个人将其意志强加于另一个人之上。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与其他人享有一样的自由和权利，因此，自己的自由的限度就是他人的自由。这也正是英国当代政治哲学大师以赛亚・伯林的观点。所以，对那些参与骚乱、热衷于网络而与主流社会脱节的年轻人给予法律制裁，既是维护正义的需要，也是这些年轻人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将教会他们如何行使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如何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在以赛亚・伯林看来，这并不是对“自由是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价值”这一原则的违反，而是一种必要的妥协。这种妥协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人类社会终极价值的多元性。
　　自由是人类众多价值当中的一种，不具有先验的优先性。自由必须与其他价值放在一起进行衡量，如平等、公正、幸福、安全、公共秩序等。因为这个原因，自由不可能是不受限制的。因此，“为了保证一些人的自由，另一些人的自由有时候必须被剥夺”。如果一部分人的自由是建立在其他巨大数量的人的不幸之上，那么促成这种状况的制度就是不公正与不道德的。
　　英国骚乱给了我们一个了解人类社会复杂性和人类各种终极价值的相互冲突性的机会。其中，自由与安全、公共秩序、公正、幸福的冲突表露无遗。伯林的“并不是所有好事或所有积极的价值都是相容或相互支撑的”劝诫，提醒人们节制对某些价值的偏爱，使其保持在必要的限度内。节制是种美德，在公共生活中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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