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湘西母体文化的洞穴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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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洞穴是湘西母体文化的象征，故事通过人物对山洞生活的眷恋表达了作者渴望回归原始母体文明的强烈愿望，但是野人最后被剿灭的悲剧则预示着湘西原始文明必然失落的命运。写作是作家回归子宫的隐秘愿望的达成。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著名的“洞穴喻”。自由囚徒走出山洞，就好比是现代知识分子从落后的乡村走向城市。当知识分子走出“山洞”，一部分人选择了留在洞外，并希望解救洞内的人，而沈从文选择了返回洞中。
　　关键词：沈从文；洞穴原型；洞天福地；柏拉图；洞穴喻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一、湘西文明的母腹
　　
　　湘西不但有雄奇险峻的高山，忽隐忽现的地下水道，更多的是神秘莫测的溶洞和天坑，没有人知道湘西到底有多少山洞，甚至于有些地方就是以境内的山洞命名的。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多处提到了山洞。湘西人认为山洞都很不寻常，都有神灵停驻其中。“常听说镇上许多少男少女夭死的都为此洞神所取。”[1]在散文《湘西•凤凰》中，沈从文提到了湘西少女的落洞现象。落洞是指洞神爱上经过此洞的少女，并向少女求婚要求终身占有她。落洞和洞神的传说即是湘西人神错综的一种形式。在沈的小说中山洞不仅具有神秘色彩，而且是最有意味的象征意象之一。 在房屋没有产生以前，人类住在洞穴里，我国的山顶洞人和柳江人等先民大都栖身于足以躲避风雨的岩洞之中。[2]人们在洞口生火，这样既能取暖又能在烤肉时防范动物。洞穴同时也是他们精神寄寓的场所。沉沉的洞穴，透着宁谧的幽光，神秘地吸纳了所有的困顿、疲倦，抚平了许多忧伤、愤怒，带来一种纯净无瑕、不惹尘埃的新生。在他们的观念里，洞穴就像是孕育希望的子宫。他们在漆黑的洞中用各种形式虔诚地祈祷，表达着对于母亲的膜拜与礼赞。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经指出：“石洞可能是大地母亲子宫的象征，成为转变和再生可以出现的神秘地方。”[3]由于妇女在早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由于原始人只知道女性的生殖作用。所以几乎每一种文化都将生殖女神当作自己的始祖女神，当作该文化的象征。汉族的始祖女神女娲造人的传说也在湘西主要的少数民族苗族和土家族的地区流传。[4]所以笔者认为，作家将湘西文明比喻为楚楚动人的生殖女神。洞穴是湘西原著文化的母腹的象征意象。四川的普米族、广西的毛南族、[5]台湾高山族、佤族、苗族[6]等许多民族都将山洞看成是本文明女神的子宫。沈小说中提到的那个老虎洞，就是对这种岩洞生殖崇拜的一种反映。
　　在当时的湘西社会，住在山洞中的野人与住在码头的文明人同时存在，他们成了代表不同文明主体的象征。洞中的野人象征湘西原始文化，由于山洞具有母亲子宫的象征意蕴，所以山洞也成了湘西母体的原始土著文化的象征。在作家看来是现代的外来文明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带来了腐朽堕落的病毒，这显然是一种原始文明的失落。《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的故事弱化了洞中生活的贫苦，强调了洞中生活的浪漫。山洞增添了青年男女放纵野合的功能。同时在迎春节，那些怀念原始生活的人们自发的来到洞中狂欢。母体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这个偏远的地方恰好形成鲜明的对峙，现代文明在吞噬着原始文明，而原始文明却无力挽回被剿灭的命运。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洞穴意象实质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心理原型，洞穴大多具有深层心理仪式功能，大部分的洞穴具有如下的特征：即空间上的封闭性、时间上的凝固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具有死亡隐喻的人物。洞穴指向的是一段历史，它与历史相通，洞内的人几乎停留在湘西文化的原始状态。这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崇古文化精神相契合，这样洞穴便具有了作家个体与文化传统相融合的特征，是集体无意识心理空间的隐喻，把主人公与一段具有死亡隐喻的历史相联系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化对集体无意识形成的独特影响。《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与豹子双双死在洞中。《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与《医生》则是介于现实与传奇之间的两个情节上有连续性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无疑描述的是湘西母体文化衰落的悲剧，死去的女人没有能在山洞中救活，说明母体文化在外来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已经无法复苏，即使掌握现代医学的医生也无能为力，在作家看来现代文明不能激活湘西的原始文明，只能导致其死亡。当湘西的本土文化面临外来的冲击时，死亡与再生的原型再次为作家提供一种神秘力量以对抗现代性引起的精神异化和困惑。相信文化母体的子宫或者大地母体的子宫具有死而复生的神奇魔力是原始人的共有思维模式，多个民族都有岩洞裸尸葬的风俗，[7]实际上这两个故事也是这种葬礼的一种遗风。人们相信死者可以在母体的子宫中重生，死亡不是生命的终了而是达到再生的过渡。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中死者没有再生，象征着死亡与再生的神话原型没有实现，神的时代消逝并且一去不回。
　　
　　二、作家的自我救赎
　　
　　洞穴仙境是人类初始时候大同世界在人类头脑中世世代代的记忆蕴藏，也是仙境传说在主体心理体验的不断积淀。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富之分，人人劳动、平等自由。不论是洞穴仙乡还是洞天福地都是人们所向往的世外桃源。其实在沈的笔下湘西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具有世外桃源的仙乡色彩。他的笔下确实写了一些在其他地区已经消失很久的美。这里有质朴的人情，《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中的野人们会把多余的兽皮送给全乡最勇敢美丽的男子，又会为顶美丽的女子猎取白兔，剥皮给她们制袖笼；这里有浪漫的爱情，《龙珠》中的爱侣用歌唱来表达爱意；这里有忠贞的爱人，《月下小景》中的爱人会为了爱情而双双命赴黄泉；这里有人欲的释放，相爱的小儿女们会在惬意的《雨后》野合。
　　沈拥有着对其湘西母体文化命运的忧虑，和对汉文化现实处境的忧虑。如果说前者带给他的是性格上的、情感上的痛苦，那么后者更多的是来自理智的痛苦。在潜意识中洞穴是母亲子宫的象征，是最深度安全的栖息谷。洞穴感历经代代遗传成为人人都依恋的洞穴情结。作者在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美的失落不可阻挡的情势下，对现代文明的来临像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又怀疑又恐惧，于是湘西世界的描绘成了他回归文化母体子宫的一种洞穴情结，这里是他的洞穴，这里使他觉得温暖。《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一书中指出，男人在压力与疲累之后，会习惯性地回到自己的私人洞穴，他需要心灵的抚慰，需要力量的蓄积。沈有几篇作品描绘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恐怕大多也是自身生存困境的某种影射吧。在困顿的生活中作家急需回归自己的洞穴疗伤。梦幻中的湘西世界就是他的山洞，这里虽然不完美但是在作家看来比虚伪的都市，腐朽的现代文明要温馨得多。
　　
　　三、柏拉图洞穴喻的启示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著名的“洞穴喻”。在知识论层次上洞穴生存被比喻为人的被蒙蔽状态，然而在沈从文的笔下野人安于洞穴中的生活，精英的拯救意愿被视为一种骚扰，封闭生活的宁静对他们的吸引远大于对新生活的渴望。沈先生身上的平民意识使得他在走出湘西的洞穴后，没有领略到外面世界的精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内心深处的矛盾。湘西是他心灵可以得到母亲般抚慰的洞穴，然而作为走出洞穴的自由囚徒，他也真切地看到了湘西的落后，这里有童养媳和买卖婚姻，有沉潭这种残忍的方式对偷情者的惩罚，有对相爱的男女初夜权的剥夺。但是他就如他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对新生活的来临也充满狐疑和担心。“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8]作为知识精英，沈先生本应像鲁迅等其他先锋一样引领洞穴中的愚民迎接洞外的阳光，可是沈先生不认为洞外的世界强于洞内的世界，沈先生对明天一定好过今天的进化论的时间观非常怀疑。认为新生活可能带来的是更大的破坏。

　　西方语境中洞穴意味着“堕落”和“坠落”，它是“人类堕落到一个周而复始的世界，在那里，每一生命都以死亡告终，而且惟有变成另一形式，生命才能获得更新。……堕落的主题仅反映在趋于死亡、坠入地狱。”[9]洞穴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确实具有洞天福地与愚昧落后这双层的含义，而沈先生的写作正表明了他这种世界观的矛盾和冲突。所以有人将其创作定名为非现代性的写作。在沈看来，现代性认为在新生活到来时人人都倾向于理性行动，因此凭借个人理性，人们能根据社会成员的合理需求而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这无疑是一种致命的自负。知识与理性都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确定了人类潜能与智力发挥的边界。沈从文看到都市工业化摧毁了传统农业社会模态中美好的值得保留的一面，并导致了技术主义的盛行与都市文明病的产生。沈从文对爱与美的追求导致了回瞥的现代性体验，其文化反思具有一种超现实的建构理想。沈从文的独特价值，在于他一方面注目于中国文化整体的现代性与现代化追求，另一方面特别清醒地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内在悖论性。沈的文化反思眼光显然具有一种对现实的背离及分裂，回瞥情结使他对传统文化在一种回忆与追守中进行了一定的美化与简单化，由此导致了他文化反思及其建构的某种乌托邦性质，这是沈作为乡下人的文化局限与视野盲点。
　　自由囚徒走出山洞，就好比是现代知识分子从落后的乡村走向城市。当知识分子走出“山洞”，一部分人选择了留在洞外，并希望解救洞内的人，一部分人选择了返回洞中。前者是以鲁迅《故乡》和蹇先艾《到家的晚上》和师陀为代表，当他们带着启蒙新视野回到乡村后，看到的是乡村的破败和落后，《祝福》中的鲁镇人单单是老了些，没有任何其他的改变，骂的还是康有为，读的还是《近思录集注》和《四书衬》，翻的还是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就连杀鸡、宰鹅、点香烛、放鞭炮的祝福大礼也是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师陀笔下的乡村也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不过人把它变了个调调儿，但总是一样的。”[10]返乡的游子借助启蒙的新视野，掀去乡村宁静、生机的面纱，逼视出了它枯萎、凝滞的面目。沈笔下的乡村则是原始社会的某种遗留，与中国境内的封建村落不同，他反而认为湘西从原始社会渐变为封建社会是被动现代化的结果。叶绍钧《悲哀的重载》是与沈一类的还乡叙事，乡村在现代化逼迫下的凋敝是一个渐进、缓慢的过程，乡村人并不能鲜明地感受到，倒是生于乡村受教育于城市的还乡游子，能够一下子发现记忆中那个殷实、温馨的乡村颓塌变成了什么模样。两种不同的还乡叙事表达了洞穴隐喻的不同含义。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槐化镇.沈从文全集•一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6][7]廖明君.生殖崇拜的文化解读[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
　　[3]荣格，张举文，荣文库译.人类及其象征[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4][5]宋兆麟.民间性巫术[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8]沈从文.题记.长河.沈从文全集•十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9][加]弗莱.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0]师陀.里门拾记.师陀全集1[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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