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耀性消费：基于侨乡文化的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卢　帆

　　[摘要]文章以“炫耀性消费”为视角，研究侨乡中的消费行为如何受到侨乡传统文化的多重影响进而形成具有闽浙地方特色的侨乡消费文化，并对“炫耀性消费”的利弊进行理性思考。
　　[关键词]侨乡；炫耀性消费；消费文化
　　[作者简介]卢帆，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1704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2―0117―03
　　
　　在当今这个相互依存度日益上升的世界，国际移民已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差异的国家之间具有重要意义的联系纽带。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具有巨大的潜在流动人口资源，承担着国际移民浪潮中移出国与接纳国的重要角色；与源源不断的跨国迁移相伴而生的是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分布于中国东南沿海的侨乡。何为“侨乡”，学术界均认为这是当代中国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刘朝晖，2002；李明欢，2005)，用以标识那些曾出现过较大规模出国移民潮的乡村。
　　
　　一、概念引入与界定
　　
　　国内外有关侨乡研究的文章几乎都提及移民在异国他乡立足甚至有所建树后，总会在返乡时以有意无意的炫耀性消费向家乡人展示其“成功”，以提高自己在家乡的社会地位。在对温州地区主要侨乡的实地考察以及自身在温州移民主要移居国荷兰的经验的基础上，李明欢(1999)较早之前就从相对失落、炫耀性消费等学理性层面，对温州移民现象与潜在移民群体的心理进行研究，以考察侨乡社会的“文化小传统”如何对移民潮推波助澜。她认为，侨乡潜在移民群体的“相对失落感”与侨乡人习惯性地将身在异域的奋斗者作为比较群体有关，并因为后者的“炫耀性消费”而使“失落感”更强烈。而王春光(2002)则将“炫耀性消费”与“相对失落感”嵌入到移民网络之中进行探讨，并从行动选择层面来解释温州侨乡现象，认为温州侨乡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社会网络对行动路径的影响造成的，而炫耀性消费和相对失落感仅仅是表象。
　　以上两位学者在研究中对于侨乡“炫耀性消费”的阐述无疑为笔者进一步探讨迁移大潮下当代闽浙侨乡之消费现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也直接触发了笔者试图以“炫耀性消费”为切入点，研究包括消费结构、习俗和风尚在内的侨乡文化对于消费的多重影响，以及具有闽浙地方特色的侨乡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最终回到对“炫耀性消费”之利弊的理性思考，以期为构建侨乡的和谐理性消费提供某些参考。
　　在正式进入主题前，有必要对本文的核心概念“炫耀性消费”的理论渊源进行简要介绍。
　　“炫耀性消费”是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首次提出的，意即人们通过带有浪费特征的消费来表明自己的阶级身份并获得荣誉；同时，西方消费文化理论在探讨文化与消费的关系时，也将之看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那么，本文以侨乡文化来解读消费现象、进而探讨消费文化的尝试也是有章可循的。
　　
　　二、解读“炫耀性消费”
　　
　　在消费文化研究中，仅仅把消费作为某一时期各消费链融合作用的结果是不够的，消费研究必须同社会和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与许多具体的研究相互借鉴。因此，抓住“侨乡”作为一个特殊概念所体现出的特有文化特征，能够为我们更清楚地透视某些侨乡行为提供有力的文化解释。可以说，当我们将侨乡特殊情境下的消费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时，侨乡文化的边缘性、草根性、跨界性等特征对于探析依赖侨汇的消费型社会风气、展现侨乡消费文化具有深层意义。
　　
　　(一)炫耀性消费的经济层面解读
　　闽浙在地理上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处于边缘的社会经济地位，长期以来，政治上的边缘性与经济上的落后性，使得侨乡人在潜意识中有着“去边缘性”，期盼能以某种方式为华夏正统所接纳认可的想法，但凡可能，还想脱颖而出，引领潮流。于是，千百万普通跨国迁移者将冒险跨海行动作为他们特有的一种投资与回报的经济行为。作为侨乡最重要的经济来源的大量侨资侨汇，不仅解决了留守眷属的基本生活消费，而且为家乡的修桥修路建学校等公益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然而伴随着物质财富的迅速膨胀，因为主要劳动力的缺失而形成依赖侨汇的消费型社会风气也在侨乡中逐渐蔓延，更有甚者，通过带有浪费特征的消费来显现自己所拥有的财富。
　　在侨乡，人们的社会地位是在其活动的社会范围内形成的，人们追求的也是在这个范围中的地位和声望。那些早年出国的人，一旦回到家乡，就通过一定的消费、开支和其他做法，来显示自己今非昔比的变化，来彰显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出国前在家乡没有什么地位的人，一旦回到故里，就千方百计来提高其社会地位。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因找不到投资渠道，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将多余的钱用来“斗富比阔”。笔者在马尾亭江镇调查时，见到的最多是矗立于村庄主干道两旁的空置小洋房，据当地人介绍，这些小洋房的主人都是归国华侨或仍在国外打工的人，洋房盖得越高越阔气，越能显现这家人的经济实力。可以说，一掷千金的派头，空置的楼房，奢华的墓园，已在侨乡移民有意无意的炫耀性消费中成为他们“去边缘性”、向世人展示自己“成功”、弄潮于主流文化之中的标志。
　　
　　(二)炫耀性消费的文化层面解读
　　从经济层面对侨乡炫耀性消费的原发动机进行探讨后，我们不禁要问：具有侨乡特色的炫耀性消费是以怎样的消费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呢?当今社会，消费已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符号和象征性消费的文化行为，而侨乡特色的消费文化则是通过具有侨乡人文景观的特定符号得以体现。下文将围绕侨乡文化的草根性与跨界性之特征，对侨乡炫耀性消费方式与结构进行文化层面的解读。
　　1.草根性：世俗文化之体现
　　自古以来，闽浙侨乡的跨海谋生者均以社会底层民众为主，因而在与生俱来的潜移默化中融入其人生信仰与追求的是他们在艰难谋生中形成的粗杂浅显的世俗文化。对神灵之信仰、对祖先之崇拜即是闽浙侨乡之世俗文化的典型例证，围绕这二者所展开的民俗仪式的消费便是这种草根性的极致体现。
　　移民返乡的一种消费是修坟。坟墓作为丧葬习俗的主要内容之一，一方面体现追终慎远，事死如事生的孝道精神，另一方面作为死者的归宿之处，一向受到人们的重视。温州文成、瑞安有不少华侨斥资几十万修建墓园，在谈起自己家乡的祖坟时，他们的语气中总是带有几分自豪。在福州的一些农村，不少人大修坟墓，坟前有房子有雕像有神道，还砌上豪华钢砖。笔者对亭江镇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华侨进行访谈时，参观了置于他家后花园的一尊龙头龟身麒麟足的墓前石雕。据他介绍，这尊石雕的创意源自他本人，而后请来匠工雕刻完成，兴修墓园和雕刻神兽石雕的费用自然不菲。
　　与修豪华坟墓相配套的是：办豪华葬礼，请西洋乐队、传统乐队、流行歌手，请人做道场，然后大

摆“豆腐席”。虽闽浙两地的丧葬礼仪不至有格式化的繁文缛节，但经年积淀，同时也承载了悼念祝福、报恩孝亲、尊祖敬宗、和睦乡邻等文化理念和封建迷信、贪恋奢侈、愚昧虚荣等传统文化意向。笔者在侨乡调查时，就遇到形形色色的丧葬仪式。有穿梭于村庄干道的长长的“游街”队伍，由几十上百人组成，大都身穿犹如戏子般的服装或是鼓号队的制服，敲锣打鼓吹号撒纸钱；也有在村庄空地上搭建道场做法事，祈祷亡者灵魂不散，使生者与亡者精神永不分离。抱怨葬礼铺张浪费的侨乡人不在少数，但他们也承认身在其中总会不自觉地对比各家用于葬礼的费用，就连摆了多少桌酒席，给参加葬礼的人多少“辛苦费”也会成为乡亲们讨论的话题。笔者就此向当地的民营企业家询问时，他摊摊手，表示“近两年，送葬奢华之风厉害，基本上每家都要花费20～30万元，不仅要请客、吃饭、送钱，还要办很多仪式，吹吹打打，铺张浪费。但谁也没有办法，办得不够风光，会被人视为不孝”。可以说，交织在侨乡人精神信仰中的，是直接的物质世界，是世俗的实际利益。当这种精神信仰有财富作为有力后盾时，是否有能力消费与夸富是在社会上有没有“面子”的重要指标，炫耀性的消费因子也延伸到世俗文化的领域。
　　2.跨界性：对家的建构与认同
　　在中国，侨乡是在乡村人口的跨境互动中步步形成并走向发展的，因此侨乡文化的跨界性还引入侨乡人在跨界空间营建自己的家庭、维系自己的家族以及对“家”的认同的含义。频繁的跨界互动直接影响着侨乡人本应恒定不变的家庭结构，在本土一方，因男性缺失而导致的非正常家庭结构比比皆是。但传统的“家”的概念并未从他们心中磨灭，当他们赚得第一桶金后，回乡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盖屋起楼，为家中年迈的双亲和软弱的妻儿搭建坚实的家园，以弥补因常年往返两地而带来的遗憾，更是在建构他们对心中的“家”的认同。
　　但是，原本出于对“家”的建构与认同的消费行为，在侨乡氛围下又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家”的实体重塑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符号载体”，同时还承担着光耀门楣、彰显成功的任务。李明欢(1999)曾问一位在荷兰餐馆打工且全家都在国外的温州人，为何将多年辛苦的积蓄买了两幢楼空置于家中。他是这样说的：“别人都买，我们不买，好像我们没本事。有两座楼在家乡，母亲脸上有光。”在闽浙侨乡中，只要与“侨”沾亲带故的家庭都会大兴土木，甚至倾尽家人在异域辛苦打拼积攒下来的血汗钱，只为在洋房矗立的侨乡中、那个联系着生命之根的群体中求得一席之地。殊不知，这些风光无比的洋房由于主人常年在国外奋斗，并未能及时发挥“家”的实际效用，处于空置状态的居多。换句话说，侨乡人正是通过以“家”为载体的炫耀性消费，来体现自己的身份或社会经济地位。
　　
　　(三)炫耀性消费的社会层面解读
　　在消费文化史的研究中，研究个人消费如何受到群体的影响，往往把消费行为看作是一种共有行为，一种同时为某个群体所共同表现出来的文化。实际上，在侨乡社会中也存在着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他们离乡背井，投身海外劳动力市场，返乡后为了得到家乡人的认可，采取超越于一般人需求水平之上的消费策略来引起社会的注目、羡慕，甚至嫉妒，进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
　　米勒认为消费性物品可以作为那些期待别人的生活方式的人们的一种所谓的“文化人门之物”。因此，当衣锦还乡的移民群体被家乡人定位为一个“富裕”的群体，他们的消费方式和价值标准为潜在移民群体提供了特有的示范效应，不断刺激这些潜在移民抓住自己人生中的“特殊机遇”将移民愿望转化为移民行动。当潜在移民群体通过“出国―打工―返乡”这个也许耗时数年的艰辛历程完成了向移民群体的转化时，新一轮的“效仿式消费”以金钱力量为后盾在侨乡继续呈现。
　　在侨乡如此的社会氛围和群体观念的交相作用下，从解决温饱的消费到彰显个性的消费，从生物性驱动的消费到更加富于社会性的、象征性的现代消费，这是侨乡社会消费领域内的一场革命。凡勃伦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指出，某个人的生活水准应当是怎样的，这一点大部分决定于他所隶属的那个社会或那个阶级所公认的社会水准。毕竟消费并不只是纯粹而简单的个人事件，因为它表达了人追求荣誉的动机，所以不得不受到消费者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的制约。
　　应提倡对合理生活方式的追求，从经济理论上来讲，我们要讲究理性消费，要以最少的付出，得到最大的效用；从消费的发展规律来看，奢华消费之风也不可长。
　　
　　[责任编辑：白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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