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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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贾康
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我们追求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实施赶超战略,并在政府职能方面自觉地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有机地紧密结合起来
近年来,货币学派在宏观调控领域大行其道,但实践证明,仅仅强调“需求管理”是不够的,总量调控并不足以“包打天下”,人们必须对“供给管理”给予足够的重视。
譬如,这次金融危机一来,美国调控当局就一改长期以来标榜“华盛顿共识”的传统,实实在在地运用起区别对待的“供给管理”手段,对雷曼兄弟公司这个150余年的老店,就是不救,但对于“两房”、“花旗”,就一定要救。可以说,这次百年一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人们关于宏观调控的理念有了新的转变。
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我们追求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实施赶超战略,并在政府职能方面自觉地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有机地紧密结合起来,即:在经济周期中的每一个高速增长期,通过积极主动的结构性“填平补齐”,尽量平稳地、有保有压地拉长其时间段;而当每一个相对低迷期来临,则通过“反周期操作”尽量以扩张和结构升级缩短其时间段。从而,使经济又好又快的状态能够长期保持。尤其是在现阶段的中国,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体,我们的市场发达和健全程度尚远远不能与发达国家同日而语,在这种特定国情下和特定发展阶段上,更要注重宏观调控的“供给管理”。
事实上,中国经济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结构问题,客观上需要特别注重结构性对策。如果我们从原来货币政策的“从紧”和财政政策的“稳健”搭配,转入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的搭配之后,坚持有所区别对待地在我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就可以通过“供给管理”加强这些薄弱环节,从而改进总供需的平衡状态,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并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在中国的调控实践中,这应该成为一大特色。
同时,需要警惕的是,在中国资源、环境约束的新时期应重视防止“滞胀”问题。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经济发生的典型“滞胀”,就与政府政策的福利主义倾向引致发展活力削弱有很大关系,这个教训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国新阶段的总纲是构建和谐社会,特别需要关注基本民生、改进福利状况,但也需注重在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福利增进过程中对“度”作出合理把握,积极稳妥地掌控好渐进过程。
加强“供给管理”必须以经济手段为主,与深化改革紧密结合。进行结构优化调整,如果只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的话,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作用会比较有限,副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实际上,推进大量的结构优化事项,往往政府只需要给一个导向,再辅之以合适的经济手段、经济杠杆,推出一系列富有针对性、体现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的税收或者支持补助的优惠措施,而后让企业自己在竞争中形成优化配置,通过市场来进行优胜劣汰,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在整合和统筹运用可用财力实施供给管理优化结构的同时,还应运用部分财力支持深化改革和“花钱买机制、建机制”。比如,为更有力度地推进“大部门归口”的机构改革,需要安排一次性人员分流、安置的经费;在深化司法改革方面,应坚决落实“收支两条线”原则,充实公检法系统公用经费矫治公权扭曲,同时加强法官、检察官、警官培训和加强“廉政公署”、“中纪委”式权力制衡、监察机构所需经费;“乡财县管”、“省直管县”的扁平化改革推进到综合改革、减少地方行政层级时,也要安排所需的一次性经费支出,等等。(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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