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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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丁元竹
摘 要：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三个不可分割的环节，现代化的前提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忽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将付出巨大代价。以工业化为目标是发展中国家不可简单抛弃的发展道路。终结把自己放在全球化经济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探索实体经济和工业化，在此基础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应当是中国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得到的最深刻的反思和经验。人类确实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出目前的困境。这个新的思想不仅要跨越学科，还能跨越文化、国家、族群。铸造这个思想的孔子或者是一个思想大家，或者是一个智慧群体。
关键词：金融危机；孔子；思考
中图分类号：F03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3-0064-05
春节回乡探望父老，怕闲暇无聊，打包收拾东西时顺手从最近正阅读的书堆里牵了一本美国经济学家玛丽卢•赫特•麦卡蒂《非凡的经济智慧―4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卓越贡献》（简称《非凡的经济智慧》）。这是我读的比较仔细的一本书，虽然是经济学家的思想，它跨越了很多的领域。进入山东，先到鲁南，后到胶东，访亲走友，聚会同学。途中倾听黎民百姓对民生的关注，感受经济走势，领悟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思想，梳理了很多前一时期在北京不曾考虑的思路。读书求知，从实也求知。
当前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不同之处
应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措施从哪里来？很多人都提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的经验。也有人把这场危机在中国的表现与当年美国的境况相提并论。在《非凡的经济智慧》中，作者写道，“‘任何事情的发生似乎都与机构制度框架无关，而是伴随着历史情境及其特定的愿望，人们也似乎是机械化地以同样的方式对相同复杂的系列事件做出反应。这意味着当前的我们取决于过去，以以往我们的过去为条件’。这是一个深刻的结论，它表明完全理解人们在以往对经济情形做出的反应可以帮助我们在将来有效地处理类似的情况”［1］。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一直受益于历史和历史学家提供的经验。不过，如果人类仅仅依靠历史经验来面对未来，社会就不会有进步。要记住，如果人类面对的情形与历史有很大的差别，那就要在借鉴历史经验基础上，另辟新径。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研究和判断现实的情景与历史上类似情景的差别。一个时期以来，面对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在一些关注点上和预测中漏掉或低估了事件的发展，这确实表明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其他领域的专家，都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探索。
自去年以来，我心中一直有一个问号：我们面对的这场金融危机及其造成的后果与20世纪30年代那场经济大萧条是否完全一样？在与老家两位农村亲戚的交谈中我的思路得到进一步的开拓。
在鲁南的日照市，一位来自农村的亲戚告诉我，2009年市场上的花生米降价了，由去年的4.05元一斤降到2.10元多，我问为什么，他说是因为不能出口，花生米过剩。同时，由于出口受阻，农民自去年开始大量宰杀养殖的各种家禽，包括狐狸等。几年前一片兴旺的农村养殖业出现萧条，大量的养殖厂房闲置。一位在农村企业当董事长的亲戚告诉我，他的企业产品销售到国内的部分一点问题也没有，而且随着国家投资计划的实施，还会进一步扩大，但是出口部分全部停产。农民无副业不富，农村无工业不强，这个问题我的导师费孝通教授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他的成名作《江村经济》中就已经反复强调过。
写《江村经济》的时候，正是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费孝通在书中曾描述了国际市场对当时我国农村的冲击。他写道：“在这个村里，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如果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得到同过去等量的钱币。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2］。学者樊英对此有一个进一步的说明，“在过去的一年(即1931年―笔者注)，我国人口激增，出口激减，在市场上各方面都感到外货的倾销之苦。比如洋粉、洋瓷、洋火等等倾销，使我国这些微弱的民族工业部门都渐次破产衰落；洋米之倾销，使南方稍微可观的一点丰收，米价惨跌至无可跌的地步”［3］。
与当前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境况不同，当时我国面临外货在我国倾销之挑战，而这次是我国的出口产品遭到国际需求市场紧缩之挑战。进一步说，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遭受国际市场和先进技术的冲击，以至于农村手工业破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31年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所写的《我们在乡村建设中的经验》中看到，“要建设中国农村，势必因用新式生产方法，应用机械”。“但是技术是不够的”、“单靠技术的改造就不足，而一定须有一适当的社会制度”。“从副业入手，非但是增加农村收入的良法，亦是使用机械的平坦大道”［4］。依靠国内市场的农村服务和农村工业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当时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的技术，以增强他们与国际大机器的竞争能力。费达生的工作实际上是20世纪初期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部分。与上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同，这次的问题不在国内市场，而在国际市场，不在于技术的竞争力，而在于国际市场的萎缩。
这些使我想到去年夏天在浙江省调研时看到的情形。浙江是出口大省，尽管出口本身对浙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拉动不大，但产品出口在带动投资、拉动消费增长方面发挥重要的外部“引力”作用。由于出口大幅下滑，浙江省消费和投资增长的稳定性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浙江全省经济的稳定运行。2007年底以来，浙江出口企业经营状况大都不理想，出口增幅回落，尤其是那些劳动力密集、出口比重较大的企业，诸如纺织、服装企业的总产值增幅均较低。浙江对美国和日本等主要出口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全球化将各国不同程度地嵌入全球经济体系
讨论经济问题不能离开全球经济体系。按照托马斯•弗雷德曼的说法，全球化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的全球化从1800年至1920年，是一个有限的全球化，无论是贸易还是资本流动的规模都非常小。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结束之间。1989年至今的全球化把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的市场和地球村。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发展趋势，更是一个国际体系，当前这个国际体系已经替代了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拥有自己的规则和逻辑，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每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地缘政治和经济。［5］
中国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角色完全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全球化还没有把各国纳入世界体系，而在当前这场危机中，中国经济各部门已经或多或少层次不同地被嵌入全球经济体系中。
20世纪70年代以后，各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的自由主义主导下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畸形发展和布局。这种畸形工业结构也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两极化的社会结构，包括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和企业结构。这种国家内部的利益分化、两极化的社会结构把原来“外向”的依附变成了发展中国家“内生”的依附。在这样的经济全球化下，发达国家依靠先进生产技术和强大经济实力，根据自身的利益，不断人为强化这种不平等，并在平等旗号下进行不公平贸易，把发展中国家殖民化。久而久之，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全球化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上，发展中国家面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就很难独善其身。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化经济，并不断强化这个产业链，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畸形发展模式――以生产为主的实体经济薄弱，以外贸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经济分工中形成的畸形的工业结构，直接导致国家内部利益分化加剧和贫富差距拉大。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是曾经给我们提供过经验和教训的。19世纪，美国和拉丁美洲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美国选择了工业化强国战略，拉丁美洲选择了自由贸易战略。美国19世纪的国内战争实际上是两种势力的较量――代表工业力量的北方企业家和代表奴隶制种植园的南方种植园主进行生死较量。北方资本家在战争中获胜，从此，美国大踏步地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走出了“发展中”国家阶段。
全球化经济通过自由主义在全球推广，强化着不平等的国际分工。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加艰难的道路。很显然，畸形产业结构造成了严重失衡的社会结构，让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衡更加加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工农业之间，甚至是城市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
同时，“世界工厂”的资源依赖和劳动力依赖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和就业压力，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的基础。无论是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模式，还是东亚的出口导向模式，最后都以金融危机宣告终结。这无可辩驳地说明，以工业化为目标是发展中国家不可简单抛弃的发展道路。拉丁美洲和东亚模式的共同点就是，用本国的低附加值产品换取工业品，拉丁美洲以原料为主，东亚以劳动力为主。两种模式使他们的现代化道路步履维艰。这就回到了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讨论的问题上，现在回想起来，英格尔斯的理论使我们倍受启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三个不可分割的环节，现代化的前提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忽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出口导向在短暂时间内使我们提高了国民生产总值，劳动力却付出巨大的代价，没有城市化，大批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他们不得不返回家乡，等待命运的重新安排。终结把自己放在全球化经济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探索实体经济和工业化，在此基础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应当是中国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得到的最深刻的反思和经验。
当然，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我们一定要摆脱悲观主义的缠绕，但是不能对日益复杂的形势掉以轻心。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8年1月28日公布预测数据看，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2009年将继续衰退，平均收缩率会达到2%。其中，英国2.8%，美国1.6%，法国1.9%，德国2.5%，日本2.6%。美国国会众议院2009年1月28日通过一项总额为819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方案，其中一项条款规定，任何基础设施项目要获得新经济刺激方案的资金支持，所使用的钢铁产品都必须是美国生产的。这项新经济刺激方案还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除了钢铁产品以外，项目所需一切制成品（项目范围涉及公路、铁路、桥梁、机场、水坝、军事建筑和住房等）也必须是美国生产的。一旦这些政策付诸实施，对于发展中国家是极为不利的，它会使受金融危机拖累而举步维艰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这些影响对中国经济都不是天方夜谭，都会或多或少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的程度要看中国嵌入这个全球化经济体系的范围和深度。
人类需要博大思想的引导以走出面对的困境
2008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为全球经济开出药方，鼓励以国际协作的方式出台政策。联合国专家提出的对策包括：对现有的金融规章和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防止再次出现极端情况；改革目前的国际储备体系，从以美元为主，转向多种储备货币体系；改革流动性准备和补偿性筹资机制，以更好地将外汇储备进行多国和区域汇总，避免繁琐的政策制约等。
以史为鉴，联合国专家的总体思路在方向上是对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经济打破了传统工业社会中的主权经济、主权社会和主权政治统一性，成为当今世界发展中的基本矛盾。这也是我们当前面对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那场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显著不同点之一。经济全球化淡化了主权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边界，使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实现全球范围的生产、贸易、金融的一体化。在信息技术和全球信息化基础上，经济发展和经济联系逐步展开，但是全球经济活动背后却以国家意志为主要推动力，主权国发挥着重要作用。主权经济、主权社会和主权政治的重合缺失增加了主权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和社会管理的难度。美国伯克利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针对当前世界社会中正在进行的不寻常转变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他发现，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新构造社会的物质基础。全世界的经济依然成为全球互相依赖的基础，在易变不定的几何形式系统中，引入了经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形式。在这个体系中，各个国家的经济是全球经济，与几十年前传统的农业经济、独立的工业经济体系已经截然不同；各个国家的社会是网络社会，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虚拟社会；但是各个国家依然是主权国家。与20世纪30年代不同，现代主权国家必须处理跨越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信息技术在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社会福利。建立在全球经济基础上的各个主权国家的不同政策选择、利益博弈增加了全球经济和全球市场的复杂性。
进一步说，在国际经济中，关税、出口配额、汇率、统计口径、生产要素等是一个主权国家可以控制和管理的，但又不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权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会造成出乎政策制定者们预料的结果，有时甚至是相反的效果。这犹如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不同企业之间进行竞争和博弈，采取各自的策略，有时会造成市场不公平竞争，最后不得不由政府出面进行宏观调控，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秩序。在全球化下，每个国家对于国内人民要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对于国际社会来说犹如一个市场主体，在国际市场上与作为市场主体的其他国家政府进行博弈和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市场的失灵就会造成不公平竞争和主权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失灵。这是最近几十年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衍生出来的一个特点，也是当前这场金融危机的特点。当年罗斯福推行的所谓新政是孤军奋战，并没有各国的配合。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1930年至1932年间，几乎所有国家都向自己国内退缩，提高关税壁垒，力图实施闭关自守的经济政策。当前我们仍然要注意避免类似情况发生。如果全球经济继续下滑，各国缺乏统一的行动，都有可能重蹈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的覆辙，比如保护主义兴起，甚至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等等。
建立新的国际治理体制和机制是避免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基本对策，也是应对国际经济社会形势不确定性的基本策略。面对这次金融危机，中国要与世界各国一道采取措施，建立国际机制，实行国际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全球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盟、十国集团、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经济合作组织，等等。现在看来，仅仅依靠这些组织还是不够的，日趋复杂的全球化需要更加完善的国际治理机制。
要建立这样一个世界秩序和政策体系，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全球文化。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Robert Park）认为，任何制度形成时没有不是带着价值色彩的。这个带有价值色彩的东西在维系着制度的运行，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这点。［6］20世纪90年代初期，费先生说了一句话我始终没有忘记：“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这句话是费先生基于对于历史和当代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深思熟虑的思考。
那是1992年春夏之交，我随费先生考察山东沂蒙山区，顺道访问了曲阜的著名“三孔”。在孔林，费先生凝视远方，思考了很久。在从济南回北京的火车上，费先生把他访问“三孔”的一些想法进一步谈了出来。他说，孔子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他能够把不同的思想融合起来，集大成，在那个时代，的确不容易。接着他回到现实，说，我们目前面对一个很复杂的世界，波黑冲突不断升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世界好像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战国时代。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背后，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是一切冲突的根源。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要解决人类面对的关系其生存问题，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需要新的思想，需要一个超越各个民族和文化之上并且能够深入理解各个民族文化的人，需要一个像孔子一样的思想家。我想这是他说“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的寓意。
回到北京不久，费先生应邀出席北京大学的一个学术会议并讲话，在那次讲话中，他号召北京大学的同学要努力学习，要站在时代的前列，他说：“我在孔林里反复地思考，看来当前人类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这个新的孔子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目前导致大混乱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充分反映了一个心态事态的局面。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在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我急切盼望新时代的孔子的早日出现。”我对这个讲话做了记录和整理，费先生自己全面修改和打磨，后来成为著名的《孔林片思》。
从学科来看，费先生之所以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得非常重要，与他的文化人类学背景不无关系，他是个人类学家。群体认同就是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合而不同”。从他的思想历程来看，费先生晚年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确考虑的非常多。他看到了环境问题对人类的危害，以及环境问题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寄希望于新时代的孔子，实际上希望真正有人能够超越不同的文化来统筹考虑人类的发展问题。晚年的他，又是一个思想家。
费孝通的世纪性求索所得到的“美美与共”思想告诉了我们一个各种和平文化相处的原则。我们可以将其推展到不同的利益群体和政治群体，成为他们共同的行为准则。问题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和政治群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实现“天下大同”？这就需要人们去考虑建立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社会财富占有原则和分配原则，以及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公共事务参与原则。这样，人类才能将“美美与共”的认同原则建立在现实基础上。
实实在在，真真切切，人类确实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出目前的困境。这个新的思想不仅要跨越学科，还能跨越文化、国家、族群。铸造这个思想的孔子或者是一个思想大家，或者是一个智慧群体。我们相信，当时代需要这样的人物或智慧群体的时候，它一定能够创造出来。□
参考文献：
［1］玛丽卢•赫特•麦卡蒂.非凡的经济智慧―4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卓越贡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86-187.
［2］费孝通.江村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3］樊英.中国经济现状的鸟瞰［J］.东方杂志卷30，4号.
［4］费达生.我们在乡村建设事业中经验（5）.独立评论，1933.
［5］（Thomas L.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1999）.
［6］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一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254.
责任编辑：黄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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