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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美国的大国心路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冯 炜

  摘要:文章以大国心态做为界定大国的标准,从三方面的例子指出美国在心态上和大国的距离,最后希望美国能借鉴一下中国古代先贤叙述的包容开放的大国智慧。
  Abstract:Article by major countries to define the great powers of mind as the standard example of three-pronged approach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ttitude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major powers, the last hop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learn from China's ancient sages described the inclusive wisdom of opening up a big country.
  关键词:大国界定标准 清教主义文化大国心态
  Key words:Great power to define standards; Puritan culture; big country mentality
  作者简介:冯炜(1984-),女,广西柳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07级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5-0117-02
  
  大国界定标准的变化
  
  从客观静态的角度,大国是各种资源的综合考量,最基础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国土人口总量、各种资源的禀赋、军事水平、经济能力和政治影响力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动态的角度看,界定大国的标准却在悄然变化:从16世纪西班牙的黄金到17世纪荷兰的海上贸易和资本市场,一直到现在美国的经济、政治、科技创新、普世性文化在全球的传播……我们可以觉察出大国界定的标准也日益从物质上的能力逐渐向文化、精神领域发展。
  国际关系主要学派的理论发展、各学派对于“大国”的界定也体现了这一趋势。现实主义出于理性认为无论是因为“丛林法则”还是安全需要,从能拥有权力能控制他国界定“大国”;自由主义从制定规则、仲裁规则和解释规则三方面界定“大国”;英国学派的赫德利・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中从“所处地位的相似性、一流的军事力量以及它国和自己都认可该国拥有某些特殊权利和义务”三个标准来界定“大国”;建构主义则强调文化、认知和互动的作用。
  记得在《大国崛起》最后一章“大道行思”中记者对参与拍摄的众多历史和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学者都问了同一个问题“什么是大国?”答案不一,可是学者们都提到了“文化”的吸引力,这不禁让中国人回想起大唐盛世时四海归一的泱泱大国景象,那么外在的文化吸引力需要大国内在心态上达到什么标准呢?本文试图用大国心态来界定“大国”。
  为了避免与从心态意义上界定的“大国”混淆,文章把通常公认为大国的美国界定为“一流强国”,把通常所说的“未来的大国”定义为“正在成长中的强国”,两者都可发展成为具有大国心态的“大国”,但因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文化经历不一,两种国家所欠缺的“包容开放”的大国心态因事物的不同,在具体表现上会有差异。
  
  美国与大国在心态上的距离
  
  一、敌友标准的划分
  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要生存总要有个对敌友的区分,美国这个一流强国也不能例外。二战结束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一枝独秀,但美国深深的反共恐共心态,使得美国在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做为划分敌友的唯一标准。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美国驻南京的大使并未立即撤走,面对扶不起来逃至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美国政府也几近心灰意冷,认为新中国与苏联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可是中苏在50年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确定“一边倒”后,杜鲁门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就命令美国空军投入朝鲜战争、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冷战相比热战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人们的心一直处在对另一方的恐惧之中,而这种想象中的恐惧却没有尽头。当然70年代美国的过度扩张使得美国在美苏争霸中趋于守势,战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树立的“大国”形象也大大折扣。
  国际政治中有一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世事风云变幻,敌友的界限也不会泾渭分明,分分合合总处于变化之中。强调意识形态,非敌即友处理与各国的关系,想必经过令之痛苦的越南战争,美国在大国心路上已经得到了一些教训。
  二、大国被认可的代价
  如何面对大国应负的责任,即维持大国的地位和形象的代价的问题,应该说维持这种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位的难度颇大。冷战结束美国的综合实力超然于世界各国,苏联垮台使美国对本国经济文化充满优越感,全球传播经济全球化和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这里就以愈吵愈烈的全球经济失衡为例说明美国在“开放”心态上的欠缺。
  2005年以来,中美两国分别在经常项目上顺差和逆差数额不断扩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IMF总裁从全球收支平衡的角度把美国的经常项目失衡被称为全球经济失衡。以美国严重的贸易逆差为表现的全球经济失衡是有很深的美国自身国内原因的,美国因为战后的债务经济而导致的国内经济失衡的历史悠久……但幸运的是历史上美国总可以把国内经济失衡的责任转嫁给他国,2005年美联储官员在为财政赤字辩解时,提出美国的总投资大于总储蓄要用全球储蓄过度来解释的新观点,[1]而“过度储蓄”的责任就自然指向了中国等东亚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70年代初以“双挂钩”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摆脱黄金本位束缚,国内经济失衡状态得以暂时缓和,可与美国紧密联系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却陷入危机。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巨额的减税使美国的债务经济更加深化,而那次承担责任的则是与美国签订“广场协议”的日本,开始自己“失去的十年”。
  从国际层次上看,失衡的最终根源在于美国的国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球生产商品的消费市场。科学技术促使商品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消费完成其商品价值的最终实现。因而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它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世界经济运行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新条件下的暴露与放大。[2]美国倡导的经济全球化则是个桥梁,经济全球化要求的产业结构优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必然会使各国对美国市场产生依赖,现在全球范围内只有美国才有如此庞大的市场。
  况且功利地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做为全球商品的消费市场,凭借美元做为世界支付结算重要手段也得到了惊人的财富,这里的财富的界定不是一般的货币表现。美国俘获了整个世界,美国是“失衡”的最大受益者而非自己极力扮演的“受害者”,可能这就是美国获得全球资源、履行各国通常公认的“大国”权利的代价,因为真正的大国权利和义务大体上是对等的。
  美国正在完成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让世界各国全球化,世界经济因此从二战后逐渐恢复,冷战后更是借助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得以生机勃勃,这是美国做为一个世界一流强国,做为一个“准大国”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最后却忘了让自己全球化,这正是美国欠缺的“开放”的大国心态,频繁的转嫁危机会使它国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者”。

  三、面对成长中强国的态度
  可能大国的宿命就在于世界是不断发展的,总有一天它要面对逐渐强大甚至替代自己的未来大国。美国尚未成为具备包容开放大国心态的真正大国,但如今它却自认为遇见了日益强大、未来可能会与自己实力相当、正在成长中的强国。这里以中国为例,很明显美国对中国有很强的戒备甚至遏制心态。
  在全球经济失衡美国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它对中国的遏制心态就可见一斑,不应排除美国望借此打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势头的用心,因为80年代已有日本的例子。回溯中美关系缓和前的历史,中国抗美援朝和从未失败过的美国打个平手,越南战争美国更是惨败……台湾问题一直就是美国攥在手里时不时敲打中国的一颗棋子。应该说美国从未忽视过中国“潜在大国”的未来,拿破仑对中国的描述犹言在耳,何况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大国风采。
  可精明现实的美国人也清楚的认识到中国严重的国内问题尚未解决,中国历来重视的统一大业尚未完成……所以美国也希望能把一个未来的大国拉入自己的战略轨道,给予中国足够的尊重,近年来中美的战略对话机制化就是个证明。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就认识到:“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在美国全球战略的中期内“构筑一个更为合作的跨欧亚安全体系,在更长远的时间里,上述状况可能将最终导致产生一个真正分摊政治责任的全球核心。”“对美国来说,中国这个地区大国在被吸收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框架之后,可以成为一种保障欧亚大陆稳定的、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资产。在这个意义上,其重要性不亚于欧洲,其影响力超过日本。”[3]可见美国对中国在未来的“大国合作”中还是寄于希望的,但是前提是:“当前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地能力。”[4]美国历来“自我中心,惟我独尊”缺乏包容的心态又一次展现,因为判断它国是否具备削弱美国独一无二地位的能力的标准还是美国自己定的。
  
  美国大国心态差距的分析
  
  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我认为,当第一个清教徒踏上美国的土地时,我就可以看到整个美国的命运就已经包涵于其间了。”作为美国根文化之一的清教主义文化奠定了美国社会和美国精神的基调,塑造着美国人的性格,自然也影响了美国的大国心路。[5]
  清教徒奉行的主要价值观念有:虔敬,谦卑,严肃,诚实,勤勉和节俭等,这些价值理念在他们殖民拓荒之初是有积极意义的。马克斯・韦伯认为,这也许是连清教徒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他们所奉行的宗教理性主义,也就是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禁欲主义,艰苦奋斗,积极进取,勤俭节约的精神,在无形中竟然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凡事总有个度,何况清教主义文化自身的局限性会产生负面影响。清教徒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赋予了他们特别的智慧和力量,这种“天赋使命观”来源于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它认为:上帝以其绝对意志决定了哪部分人属于“上帝的选民”,人们只有通过自己在现实中的表现来加以揣摩分析,自己是否为上帝的选民。这种特殊选民的论调本质上就是一种强烈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是一种鼓吹人类的不同种族在本质上有优劣之分的意识形态。[6]
  极端狭隘的一面就使得美国缺少了真正大国应有的包容和开放,不能容许他国选择与自己不同的社会制度,发生利益冲突时先想到的是转嫁危机(哪怕是自己的盟友),只能容忍照着自己思路发展的国家强大起来。
  包容开放的大国心态在道家老子《道德经》的第61章有比较好的阐述:“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于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7]说的就是“大国的物质产品、技术发明、精神文化各个方面都向小国流动,处于从属地位的小国安守本分才能平衡大国的优势。大国若能处下,加上其自身强大的优势,那么小国则必然乐于依附,这样大国既得到了巩固。小国若能安守本分,求教学习于大国,则可从大国中获得益处。大国不过是希望接纳吸收别国加入自己的联盟;小国不就是希望加入别国的同盟。”
  最后一句“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说明了两者需要共同发展,得出了“大者宜为下”的结论,是因为大国处于强势,占有主导地位,对于国际关系是否健康有序负有责任;也就是说大国在国际关系中必须遵守处下的原则,才能保证国际关系有序化也利于维护自己的大国地位。相信如能借鉴处于下位包容开放的心态,美国的大国心路会越走越稳,离自己的梦想会越来越近,当然这更是大国的智慧,毕竟“有容乃大”。
  
  参考文献:
  [1] 雷达.国际经济失衡背景下美国财政赤字的双重影响[J].世界经济,2006,3:48-53.
  [2] 李晓,王静文.美国经济霸权与全球经济失衡[J].东北亚论坛,2007,2:3-7.
  [3]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 同[3]
  [5] 黄永畅.论美国清教主义的两面性[J].财经界,2007,6:207-208.
  [6] 郜战红.“扩张主义”与“孤立主义”的新教文化解读[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41-45.
  [7] (春秋)李耳,李广宁译注.道德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8] 林宏宇.“天赋使命”与美国外交[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2,2:3-9.
  [9] 李丹娜、任维平.美国文化霸权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5:1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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