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大国博弈背景下的经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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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导致某些国家心理恐慌。如果沿当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将在10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使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发生动摇，某国经济将由于失去巨大的货币发行红利而遭受惨重打击，并丢掉世界领导者的坐席。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一、发起贸易战是要干什么？
基于二战后几十年的积淀，美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超脱了一般工业品的生产，仅靠金融、货币、教育、科技、军工等五大傲居全球之巅的产业就可获得相当于全球GDP四分之一的巨额红利，随着科学技术前沿成果在未来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日趋增大，美国正在进行从“石油美元”战略转型到“科技美元”。通过“科技美元”美国获得的红利将在不久的将来突破全球GDP的30%①。但就是在这个关口，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在工业品生产、基本建设领域中国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战队，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某些尖端科技前沿中国企业已经形成了追赶之势态，这三剑齐发的中国锋芒就触碰到了世界最强大国家的五大根基，用贸易战来扼制中国就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想要的解决方案，就是有限度地允许中国在低端领域成为山大王，而决不希望中国在五大高端产业上对美国构成挑战。
用什么来封堵中国在五大产业上对美国的追击呢？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实质就是要用条约将中国永久性打回到三流国家的行列，永远不会构成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最致命的杀器有三个：一是借世贸条款要求中国放弃政府 对经济的干预，尤其是放弃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二是要求中国开放资本市场，将中国的企业置于资本大鳄的屠刀之下。三是让中国签署极为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切断中国企业与尖端科技的联系。
对第一条，无论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都是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普遍作法，单独拿中国说事，已经失去了法理基础，若专门设计一些针对性条款来约束中国，并不能达到将中国企业打趴下的目的，中国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化蛹成蝶，有序进行的混改不仅不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还会使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有增无减。
对于第二条，资本市场的开放，对国内企业来说应该是机会和挑战并存，中国的企业已经在市场环境中摸爬滚打30多年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资本大鳄想通过进入中国市场来屠杀中国企业并非易事。中国政府拥有中国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削弱和限制投机性，一视同仁地降低资本市场人为制造行情的风险，资本大鳄就翻不起大浪，只要有规则制定权，资本市场的开放就不足为惧。
第三条才是最重要的扼制手段，因为中国的科技生产力还处在劣势地位，当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接近于美国的70%时，美国云集着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众多高校，和这些高校培养出的大量顶尖人才，以及全球顶尖的研究机构、强大资本供应所构成的体系，中美的力量对比就不是GDP的70比100，而可能是10比100了。在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关系下，似乎关于知识产权的约束性条款将扼杀中国的科技产业，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一流国家生产知识产权，二流国家生产高端装备，三流国家生产低端产品，四流国家卖资源，五流国家被国际分工边缘化，这就是美国希望永久固化的世界秩序，中国充其量只能在三流国家中当老大，所以，这一条才是特朗普手中真正的“杀手锏”。
二、对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判断
将知识产权作为武器来扼制对手，是因为当今世界最重大的变化就是科技生产力已经成长为首要的国家变量，科技实力与国家命运直接相关，甚至科技产业即将成为社会的第四产业②，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第一产业（广义农业）、第二产业（广义工、矿业）、第三产业（广义服务业）都排挤到权重递降的行列，并上升为社会生产力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本身的生产和交易、既规避了《反垄断法》又用知识产权形成保护的寡头垄断的尖端产品生产和知识产权的有偿授权使用带来的直接红利。到本世纪末，科技产业的生产总值将超过全球生产总值的40%而成为最大产业③，国家兴亡就维系于科技实力了。
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杀手锏”能够达到将中国固化到三流国家的效果吗？显然也不能，原因如下：
第一，虽然中国的科技实力还很羸弱，但是，经过30年的建设，高校和义务教育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研发团队也触摸到了许多前沿技术，虽然未走到花团锦簇的路段，但根系已经发达，盛花期为时不远。尽管目前中美科技实力的对比还存在巨大落差，但30多年前，中美巨大的经济落差不也在30年中发生根本性变化了吗？如果中国在经历一个经济30年之后，逐步导入科技30年的新里程，中国一定有能力在未来30年中实现科技产业的迎头赶上。
第二，中国的独特国情为科技产业的腾飞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一项科技成果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的推广，都无法获得像中国这么大的市场，这个超级市场的作用远远超出了西方经济体的样本，中国市场对科技成果的超级回馈将助推中国科技产业以更快的速度成长壮大。
第三，到目前为止，虽然熊皮特经济危机理论④涉及到了技术创新作用的描述，但经典的西方经济学说都没有把科学技术纳入到动态经济模型中。而实际上，技术创新对社会经济的作用力存在巨大差异，最典型的是美国模式与中国模式截然不同。美国模式是以投资者利益最大化为基点，追求的是将超额利润维持尽可能长的时间，最新成果的科技产品一定要走小众路线，用技术垄断将价格定在高位，并持续保持产品的稀缺性，以获得最大化、最长周期的投资回报。而中国模式是以迎合大众需求为出发点，总是将最新成果的科技产品闪电般降低到白菜价，从而在迅速扩大的市场上以量取胜。高科技新产品从钻石价到白菜价，美国模式一般要10-15甚至20年时间，而中国模式只需要3-5年时间。从人类生产活动的本质来论，美国模式已经违背了人性的初衷，而中国模式则更加人性化。如一种治疗癌症药物投放市场，在美国模式下，这种药的价格一定要高到只有富豪才能买得起的程度，而且要维持尽可能长的时间，绝大多数中低收入患者只能眼睁睁死去，直到专利保护期结束之前，这个药不会大幅度降价⑤。而在中国模式下，企业会根据社会需求迅速扩大产能，并用低廉的价格迎合市场，让更多的患者得到挽救。这两种模式的社会和道德价值姑且不论，单就经济效果来评价，在微观层面上美国模式更胜一筹，会让投资收获最大利益，来支持长周期、大投入的再研发;但在宏观层面上却是中国模式占绝对优势，因为中国模式瞬间释放出科技成果的能量，在乘数效应下激发出宏观经济的高度活跃，呈现出激发态⑥，又由于中国市场超级大，同样可以让投资者获得足够利益，仍然可以为长周期、大投入的研发准备充足的弹药。中国最缺少的不是研发团队，而是大体量、下注长周期的巨型投资公司，只要解决了资本供应问题，让科技成果瞬间爆发的中国模式将會完胜将高科技产品束之高阁、漫天要价的美国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具有科技创新最适宜的土壤和环境，即使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中国的科技产业也未必会一败涂地，科技创新能力的赶超趋势不会被逆转。 第四，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所有封锁都是平面的，而中国的发展空间是立体的。虽然美国的教育、科技、文化、经济、军事力量遥居世界首位，但思维方式却严重落伍，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平面思维、零和思维中。在人类历史上不同部落、国家、民族在生存空间的争夺上都集中在土地和海域的平面领域与美国对中国的处处围堵的零和思维方式如出一辙，好像找几个跟班国家一起围堵着中国，中国就会衰落了。但在即将到来的由科技创新作为引擎的时代，在中国版图的范围内就存在着无比巨大的立体发展空间，完全可以容纳下业已形成的巨大产能，即使在外部世界对中国形成一定封锁，也不可能阻止中国大踏步前进，因为完全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实现翻天覆地、凤凰涅槃的变化。高铁、移动支付等新科技应用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之先，只要坚持不懈，中国将在更多领域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比如：国土、海岛及沙漠的改造，智慧城市、智慧交通、5G乃至量子通讯，新能源、环境工程等领域，中国都有在全世界独占鳌头的能力，有干不完的事情，可以忽略掉外部的干扰而专心致志干自己的事情，将中国建设成全球第一个激发态经济体，长期的2位数经济增长不请自来，到那时，当前所有的对手都将不配称为对手，就是不动一兵一卒，中国的影响力也将无敌于天下。
三、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提出的18条建议
中国目前所处国际环境与30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30多年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大幅度落后于西方国家，出于地缘政治和利益考虑，西方国家可以用已经淘汰的技术与中国交换利益，这就导致了中国在基本上不付出研发成本的情况下将大量新技术应用在各行各业，带动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而现今，中国已成长壮大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西方国家而言，蓦然回首，中国在很多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或达到了国际前沿，一跃成为竞争对手了。
中国必须意识到，西方国家不会再让中国吃技术现成饭了，免费午餐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经济必须靠自己的技术来引领，这将是一次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结构性转型，它所牵动的社会重组将比改革开放初期的转型还要波澜壮阔。鉴于此，本文作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中国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科学技术创新产业体系，才能提供出现实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空间，否则，中国经济将陷入长期停滞。而要建立起这样的体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都必须进行方向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将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当做每个主体的中心任务。
第二，鉴于科技创新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变量，国家应该将建设创新型经济体作为中国未来50年的发展目标，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科技文明的激发态经济体。
第三，为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应当制定政策，引导全社会大幅度增加对科技创新和研发的资金投入，应在较短时间（3年）内，将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3%以上，再用10年时间将这一比重提高到5%以上，并设立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使科技创新产业成为我国经济体中举足轻重的第四产业。
第四，在具体政策层面，国家应制定鼓励基础理论研究、发明创造、攻克技术难题、填补国内空白、获得前沿性突破的相关政策来促进全社会向科技创新方向的转型;应在税收、财政、信贷资金上对基础研究、研发型企业和机构进行大力度支持;应更多的设立以财政资金为龙头，吸收社会资金参与的专业性巨型科技开发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孵化和哺育出更多的科技龙头;应制定相关政策，对科创版证券市场的进场资金提供税收优惠，以降低投资风险。
第五，院士制度应进行改革，最重要的标准不是头衔、资历和职务，而是能力和贡献。院士的评选要开放、公开、透明并允许社会参与，不能成为学究的圈子会所。
第六，国家应建立公开、透明、公正、开放的学术评价体系，以防止对科学技术成果的误判。尤其是在前沿技术分支细密，个别尖端领域知者甚少的情况下，无论是误报、误判科技成果都会给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尤其是重大科技专项，绝对不能成为科技浮夸风的土壤，否则，甲午战争的历史就可能重演，国家命运就有可能被谎报的科技成果所葬送。所以，必须彻查耗费巨额国家资金的科技浮夸，不能允许任何科技成果携带水分。已经发生过的汉芯、基因编辑等事件应该让各级政府惊醒了，也暴露出了学术评价体系功能缺失的严重缺陷。有关部门应该将建立健全的学术评价体系当做重要任务，决不漏掉一个货真价实的技术成果，也不让一个带病的技术贴上金字招牌，这是中国建设科技创新型经济体的制度保证。
第七，由于现有技术已经能够提供出了建设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系统的可行性方案，它不是现在的城市+智能化，而是全新的城市体系。由立体发展的建筑综合体所组成，其中有地下、地面、半空、高空、空空五个网络化交通体系连接，并形成不同的城市生活圈，而所有的道路都是封闭或半封闭的，由中央控制的无人驾驶模式来行驶，没有红绿灯，所有车辆不会出现堵塞和中途停顿，效率极高、能耗最低、交通事故接近于零⑦。国家应对这种创造未来城市的技术进行评估和规划，制定出中国未来50年的发展目标，并从系统角度来审视技术路线。鉴于未来的城市交通工具是在建筑综合体中立体穿梭的无人驾驶车辆，就应该预见到能源补给的方式是用导线来输送电力能源（储能电池）还是靠管道、罐车来输送气态可燃物质（燃料电池），谁更为合理，很显然，用导线输送电力能源在便利性、安全性、節约性上更占优势，从而确定出中国的电动交通工具发展战略。
第八，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体系是高铁之后的又一个比高铁大百倍的有效投资空间，全国性经济转型升级、建设激发态经济体就有了明确的载体。国家有关部门应该研究制定大规模建设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体系的规划，并在雄安新区、其它重点城市的新区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和数据后再向全国推广。
第九，建设能容纳全国一半人口的智慧城市和全国性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国土、沙漠、海岛的生态化改造和物质生产部门的智能化升级，这个综合工程需要大量的投资，国家决策部门应对投资来源和数量进行分析和统筹布局。粗略计算需要大约10000万亿元的不变价投资，相当于中国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多倍，如果用40年完成这个巨大工程，考虑到合理的通货膨胀因素，总投资应为20000万亿元，每年的平均投资也将达到500多万亿元。但这个看起来的天文数字在动态中就不那么可怕了，如果将2020年作为起始年，用于新经济基本建设的投资额以20万亿元计算，只占当年GDP的20%，年均增长12%，40年的投资总额就可超过20000万亿元，和历史数据比起来并不为过。动态分析显示，这一计划的实施将使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60倍，中国将因此进入发达国家的前列。 第十，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市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格过快上涨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隐忧，为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国家部委和各地政府出台了限购、限贷等行政措施，却陷入了一限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因此，应该在全国主要城市推广深圳经验，用占总供给量50%、价格相当于市价50%的共有产权房来满足城市居民的基本居住需求，对于改善型和投资型住宅完全放开，取消行政性约束政策。这种措施既摘除了“定时炸弹”，使房价回归理性，还能够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使之重新回归到支柱产业的定位，还能与建设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体系的大战略接轨，因此，深圳经验值得全国推广。
第十一，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体系，所需投资是八横八纵高铁投资的100倍以上，资金来源怎么解决？应制定相关政策，吸引地方财政、民间资本、境外资本、机构投资的资金进入这个主渠道。尤其是要对各地政府画地为牢的产业园建设紧急叫停了，在微观层面上盲目追求项目落地，导致极其严重的重复建设，仅新能源整车项目一个类别，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各地就有几百个项目开工兴建，而既有的整车企业都已面临产能过剩和行业洗牌，最终整车企业不会超过30家，上万亿的投资和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占用都将荒废掉。类似这样的盲目投资有可能超过整车项目投资的10倍，这种投资模式造成的浪费和地方债务将成为国家经济的巨大负担。所以，各地区投资的重点应围绕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体系这个主渠道作文章，用主渠道有效投资来带动各地区、各行各业经济的充分活跃和发展。
第十二，在经济系统中，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有许多替代方案，只要能达到经济活动的充分活跃就是最好的方案。近几年有一个普遍性的现象，随着税收征管体系的健全，各地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逐年提高，但是滞后的效应却是企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大批企业艰难度日，许多地区的后续税源面临枯竭。这种现象印证了拉弗曲线⑧的真实性，说明了我国在严格税务征管过程中，按照最初征管体系不健全时制定的税率实在太高了，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企业在20多年中承受的就业成本已经增长了20多倍，而这部分成本并不在增值税的抵扣项中，导致出现了税收与企业利润的剪刀差，企业生存愈发艰难。因此，应随着税收征管的严肃化而显著降低企业税率，两档增值税应逐步降低到10%和8%以下，企业所得税应降低到20%以下。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出经济充分活跃、通过经济总量的增长获得财政收入增长的良性环境。
第十三，国家应在货币政策上进行调整和升级，以满足为期40年、20000万亿元投资对货币的需求。由于金本位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货币的基础就只剩下了国家信用。所以，货币的发行和投放不能超出现有社会资源的弹性极限，超出了这个极限，就可能引发不受控制的通货膨胀，国家信用就崩溃了，这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都不允许发生的事情。如何在动态中调整货币供应数量，即促进经济强劲增长又不发生超出预期的通货膨胀，应该成为主管部门的新课程。
第十四，央行按照通胀可控原则增发的货币，借给政府和金融机构是最重要的投放手段。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负债率只占GDP的不足70%，而美国是100%多一些，日本是240%⑨，日本如此高的负债率并没有造成经济崩盘的风险，而有力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转型升级，应对日本现象应该进行重点研究。中国当前经济低迷，供应弹性非常大，可容纳较多的货币投放也不会出现高于3%的通货膨胀，这就为全面建设创新型经济、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体系创造了条件。
第十五，进行创新型经济、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体系重点工程的建设，是历时几十年的超级投资项目，国家应委托研究机构建立动态数学模型，计算出各个时间段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数量，用购买期货的方式争取到所需物资的最低成本，中国应主导设立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市场，用长期的大量购买需求吸引国内、国际的供应商，并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的交易，而将投机功能剔除在外，建立起中国主导的战略物资和大宗商品定价机制。
第十六，投机是社会经济中的毒瘤，对经济体有百害而无一利，在资本巨头赢家通吃时代，投机只对大财团、大资本等既得利益者有利，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巨额资金兴风作浪、制造行情，在期货、股票、外汇等市场将中小投资者洗劫一空。这本应视为资本市场的垄断行为而加以限制，但西方国家却将其标榜为投资自由。中国政府应对人为制造行情的国际资本说不，而且应在制度上设置防火墙，研究制定证券、期货、外汇市场的中国规则，不允许害群之马混迹其中，以维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第十七，关于20000万亿元的投资效果，会不会造成投资失败导致的债务违约甚至经济崩溃？当然存在这种可能，如果采用不计成本、长官意志、大水漫灌的方式，就会出现失控的风险。所以，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系统工程，必须精于算度，实现投资效率的最大化，才能将天量投资化为神来之笔。在这方面，还是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日本靠的是政府举债来支持企业发展、海外扩张、产业升级，取得了举世斐然的成就，但政府背负的债务却没有获得足够的收益来偿还，但这些债务中的大部分并不涉及国际市场，而是内债，肉烂在锅里，不存在崩盘性违约风险，说到底，不过是个数字游戏罢了，通过这个游戏，日本的国力空前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天下无双，从结果上看，日本成功了。而中国的高铁很类似于日本的财政，虽然大部分线路短期内无法赢利，天量负债看似无法偿还，但其产生的宏观经济效果却远超其负债，从这个意义上说，高铁赢定了。在动态模型中，20000万亿投资在未来40年可通过经济体被充分激活回收一部分投资，即使只能回收50%，还有10000万亿元成为政府负债，但是到那时，中国的GDP已经增长60倍，达到6000万亿元的规模，政府的负债率也只达到了GDP的167%，远不及2017年日本政府的负债率。只要经济强劲增长，高额负债就会被更高的经济总量淹没于无形，中国经济宏观决策部门应该成为这种动态经济模型的设计工程师和操盘手。 第十八，虽然中国已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外向型经济，如“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人民币国际化，但在美国的见招拆招下都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中最大的软肋就是货币体系。在当前情况下，人民币要想在国际上成为硬通货几乎没有可能，因为人民币只能与美元挂钩才能显示其价值量，而美元的根基已经在几十年前由金本位演变为信用了，不管美国的国家信用是否可靠，在当今世界上仍然是独一无二的老大，“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其它国家的货币都只能将无根的美元作为坐标，美元自然就成了所有货币的唯一参照物。歐元曾经想向美元发起挑战，已经被打压下去了，人民币想国际化也会遇到重重困难，根本原因就是人民币没有根。所以，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出台人民币币值的法定依据。很显然金本位制不适合中国，而中国最大优势是全球大宗商品的最大产能国和最大需求国，拥有大部分资源的绝对控制权，因此可以考虑将大宗商品作为人民币币值的依据。根据金属材料具有均质、易于存放、用途广泛的特点，可将金属材料与人民币挂钩，并将中国富产的钢、钨、镁、铝、稀土等金属材料的权重加大，确定出一个综合金属单位等于100元人民币的对应关系，按照合理通胀的比例每年允许浮动0-3%，从而形成人民币面值的综合坐标，使人民币在有条件下可与外币自由兑换，这不仅可使人民币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硬通货，而且由于涉及金属种类繁多，可以避免某些炒家借个别金属短期价格操控在外汇市场兴风作浪。这样就使人民币成为比美元更硬的货币，国际化就水到渠成，美元就是大起大落也不会影响人民币的稳定，这也将极大地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注释：
①美国将完成从“石油美元”到“科技美元”的转型，及预测美国经济总量在“科技美元”时代将达到全球的30%，纯属个人观点（目前是25%）。
②关于将科技产业作为第四产业来划分，纯属个人观点。
③关于三分之一的从业者将从事科技创新产业，和科技产业的总产出将占到全球gdp的40%，是本人根据动态模型对未来50年所作的预测，没有参考文献。
④见熊皮特《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周期》。
⑤《中华检验医学网》2019.1.19《美国癌症死亡率25年狂降27%背后，一个残酷的现实正在浮现》用数据说明，癌症的先进治疗只延长了富裕患者的生命。
⑥激发态经济形态是本人根据物理现象和工程理论对未来经济形态的预测和描述，未见相似文献。
⑦本人制作的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体系的动画视频已接近完成，需要者可电话或微信索取，号码15238304606。
⑧拉弗曲线是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Arthur B Laffer）对政府税率与税收总额关系进行描述的曲线，意思是：在税率为零的情况下，随着税率的升高，政府税收总额也将升高，但到达峰值后，如果税率再升高，企业就无法生存了，总税收反而会下降。
⑨关于中国、日本、美国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见《北京时间》网2018.8.8《规模高达2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占GDP比重约120%》和《搜狐财经》2017.11.24《全球政府债务量占GDP比重的国家排名》。
参考文献：
[1]韩建方.《发展型经济与第三次浪潮》.《哲学研究》1985年第一期.
[2]韩建方.《论生产力系统质态的相变》.《生产力研究》1987年第三期.
[3]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
（作者系研究经济体动力与结构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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