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视角解读乡土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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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岳斐文
在贵州考察水书和山林契约的过程中,两种观点引起了笔者的格外关注。 一种出自当地文化界的一位朋友。他说,“锦屏的山林契约非常珍贵,对研究黔东南清代区域商贸史和经济史意义重大。水书嘛,是巫书,文化价值不大。”同样的声音我们不止一次听到,看来持同样观点的不是个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实,散落民间的历史文献,从发现、保护到收集、整理,仅仅是其文化价值实现的一个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原始文本进行多元化的解读和研究,乡土历史文献的文化价值才会逐步彰显。目前对乡土历史文献的文本解读和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在文本解读不充分的情况下,对文献的价值判断很容易导致偏差,从而影响和波及原始文献的抢救和保护工作。
就拿锦屏的契约文书来说,其种类包括交易文契、合同文约、承继分书、私家账簿、官府册籍、政令公文、诉讼文案、会簿会书、乡规民约、信函书札等各种文书,再与当地的族谱、碑刻一道,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原始文献群。可以肯定的是,这十万件历史文献的利用价值,绝不会仅仅局限在“黔东南清代区域商贸史和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因为民间契约文书从表面形式上看大部分是属于物权交易文书,但是任何一种物权交易形式都依托在那个时代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社会、经济模式和民风习尚的大背景之内。就是说,这些契约文书的背后,本身就隐含着当地的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民俗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随着文本解读的不断深化和解读视角的多元化发展,民间契约文书的价值空间也会进一步拓展。
水书的文献价值同样存在一个多视角解读的问题。单从水书产生的直接使用价值去看,把水书定性成“巫书”、“鬼书”并没有错,因为水书就是水族百姓用来乡间占卜之用的。我认为这一点没有必要刻意回避。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会把水书与《易经》相提并论。但是,水书作为民间占卜的工具书,其直接使用价值和作为史料的文献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水书的制造时代极为古远,有学者推测,水书源头可追溯至夏代,今天通过对水书的多元化解读,水书本身所隐含的水族古代天文、历法、气象、民俗、伦理等文化信息就会逐步呈现出来。如有关专家通过对水书保留下的占老文字的破译,竟然奇迹般地发现“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 同时,水族人盖房造屋、丧葬祭典、出行农事、节日喜庆等生活中的大事情,均以水书作为占卜依据,以祈福祉,这样水书中所包含的水族古老习俗便具有了独特的民俗史魅力。所以有人将水书称之为“水族的百科全书,是破解水族悠远、沧桑、苦涩历史的重要典籍”,正是从对水书的多视角解读而言的。
从档案学的观点去分析,文件的第一价值和后续价值是剥离的。文件的第一价值就是它的现行效力性。当第一价值削弱、衰减甚至完全消失后,作为历史文献保留下来的档案,其后续价值则会随着利用者利用需求的多元化倾向而不断拓展。历史文献的后续价值具有明显的主体性特征,利用者解读文本的能力决定着历史文献后续价值的实现程度。
由此观之,乡土历史文献的价值并不能孤立地去考察,多元化解读文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出自一位水书专家之口。他在向我们介绍水书时说:“水书是水族上流社会所掌握的民族文化典籍,是水族精英文化的集中体现。”
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水族是一个以自然崇拜为基本体系的泛神信仰民族,在这样一个具有原始信仰的群体中,水书作为民间日常生活的一种占卜工具,其特点恰恰在它的平民化和草根性,完全是水族平民文化的集中体现。即便是破解水书“天机”的水书先生,他们也只是平民中的普通一员,并没有构成一个精英阶层。这一点在荔波的采访中已得到包括水书先生在内的确认。(作者单位:山西省档案局03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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