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本形成困境及其破解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姜海龙　朱　秋

　　[摘　要]转型期地方政府竞争使我国资本形成陷入制度困境。文章对转型期我国资本形成困境进行了博弈分析，并提出促进资本形成制度创新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资本形成；囚徒困境；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6)08-0032-02
　　
　　一、地方政府竞争与资本形成的“囚徒困境”
　　
　　在地方政府竞争条件下，各地区的投资需求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被极力放大。由于全社会储蓄供给总量构成现实资本形成规模的上限，所以，从一个地区角度考虑，只有争取尽可能多的储蓄供给以提高资本形成规模才符合本地区和地方政府自身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在地方政府竞争博弈中，一个地区扩大了资本形成规模而其他地区未能扩大时，前者就将在地区经济增长、就业、居民收入、可支配财政收入、政府租金以及官员政绩等多个方面获得更大收益，并在下一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不论其他地方政府采取何种策略，参与竞争的地方政府都会有强烈的动因选择尽力刺激当地的投资需求，争取储蓄供给，扩大资本形成规模，以免在博弈中处于下风。虽然地方政府在推动当地资本形成的时候，对提高资本形成质量，改善资本形成结构等方面还是十分注重的。但是缺乏区域协作的竞争使得各地方政府以促进升级、调整结构为初衷的努力导致了资本形成结构在产业、产品等方面的新一轮同构与趋同。没有意识到的地方政府盲目刺激投资，意识到的地方政府欲罢不能，即使双方都意识到了也要“两军相逢勇者胜”，谁能获得投资上的优势谁就争得了先机，从而使地区间的政府竞争仍然主要归结为资本形成规模上的角逐。由此形成典型的“囚徒困境”博弈均衡。最终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致力于超规模扩大本地资本形成总量，从而造成宏观国民经济总体的资本过度形成与资本形成效率低下并存的状况，导致整个社会无效率。
　　从表面看来，这一理论分析结果与中国的经济现实颇不相符。尤其与前几年通货紧缩、消费与投资需求不足的情况相对照，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背道而驰。经验数据表明，即使是1998年通货紧缩以前，虽然出现过多次经济过热，但从储蓄一投资的总体情况来看，“在1978―1997年20年间，中国的储蓄―投资缺口有12年出现正值。”[1]除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初期以及1985、1986、1989、1993等年份较特殊地出现负缺口外，实际投资都没有对国内储蓄产生过分的压力。而且，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拉美和东南亚等新兴国家相比，中国与实际GDP增长率基本持平的9．3％的实际投资年均增长率并不为高，20年间扣除物价因素的实际投资增长率仅为13．9％。[2]似乎不能说出现了资本过度形成。
　　实际上，判断资本是否过度形成至少有两方面的标准。一方面是产业和企业标准，另一方面是国民经济标准。从一国的宏观经济总量角度出发，存在着三条递进的标线：一是投资的生产资料与基础设施容量；二是消费容量；三是储蓄容量。当资本形成面临生产资料与基础设施瓶颈时，意味着投资需求已经超过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自然增长率，继续扩大将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当资本形成对应的消费需求不足时，意味着消费与投资的内在比例被打破，资本形成过度导致需求萎缩，经济有进入不景气阶段的可能。当资本形成的投资需求超过储蓄供给时，将面临资本形成上限的硬性规定，国内储蓄供给出现缺口，积累压力加大。此时引进国外储蓄的需求上升，资本过度形成往往意味着对外依赖性的过分增强，经济的系统风险提高。一般来说，短缺经济多受储蓄容量与生产瓶颈限制，过剩经济则更多地遵循消费容量标准。我国经济在改革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仍属于短缺经济，受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等瓶颈制约的特点十分明显，相对于生产瓶颈而过度的资本形成时有发生，由此导致的成本推动是几次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短缺经济局面基本结束，消费需求的制约大幅上升。1996-1998年消费率延续了改革以来的基本走向，年均下降0．07个百分点，与1991―1995年均下降0．66个百分点相比，呈减速下降之势[3]，1999年后有所恢复，但即使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偏低。由内需不足而引致的通货紧缩使这一时期以来的投资需求受挫，不仅使当期资本形成相对过剩，也突出地反映了此前资本过度形成的滞后效应。2004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43％，虽然此时说经济过热为时尚早，但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是地方政府推动的结果是不容置疑的。
　　
　　二、资本形成制度困境的政府博弈分析
　　
　　从根本上讲，与其说改革以来我国资本经常处于过度形成的状态，不如说是持续具有过度形成的作用倾向和内在机理。地方政府竞争更强化了这一倾向，放大了其机理作用效果。各地方政府的资本形成竞争与努力虽然具有市场化与行政性的双重倾向，但由于资本形成渠道的市场化制度空缺约束，很大一部分往往更直接地体现在国有部门的投资上。因此，由政府竞争导致的资本形成依然遵循了政策性的周期，并从总体上继续表现为资本行政性形成过度与市场性形成的不足。
　　麦金农认为，只要政府依赖于国家银行体系弥补其本身的财政赤字，那么银行自由化的范围就是有限的。在目前阶段，政府还承受不了一个平行的独立银行体系，让他们用不受限制的存款优惠为乡镇企业或私营部门服务。如果中国政府扔掉这一拐杖，爆发性通货膨胀一定会出现。(麦金农，1996)这段话对转型期政府控制金融的原因做了很好的说明。改革历程表明，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具有明显的财政替代色彩。在动员金融资源方面替代了一部分税收制度功能，在金融资源配置方面则替代着财政制度功能。“这种替代既是以往改革成功的关键，又是导致未来改革困境的根源”。(张杰，1998)因为国家为保证对金融资源的有力动员和控制而采取了国家垄断金融产权的形式，并在渐进的改革中一直保持了维护和扩展这种公有产权边界的倾向和态势。这一产权形式支持了体制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对渐进改革的平稳进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也造成了经济增长对国家金融控制的刚性依赖，导致国家维持金融控制和界定金融产权的成本与风险同时上升，进一步改革难度加大。更重要的是，金融产权的难以界定使国有金融资源成为事实上的“金融公共地”，必然引起竞争，并导向资本形成过度和使用低效率。
　　实质上，公共金融产权的“公共地悲剧”可以被看作一个中央政府“创租”而金融部门与地方政府重复“寻租”的过程。(殷德生、肖顺喜，2000)改革的地方性分权倾向更进一步将金融部门的

“寻租”行为部分纳入到地区间政府竞争的框架之内。由此，各地方对公共租金的竞争追逐一致以推动金融规模扩展为目标，政府间竞争的重复博弈共同导致了中央政府“创租”的制度刚性。体现在金融组织上则表现为组织的过度进入和结构的地区趋同。
　　张杰博士指出，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投资竞争，投资竞争表现为金融资源竞争，金融资源竞争又最终表现为金融组织规模竞争。[4]在地区政府竞争推动金融组织进行行政性扩散的背后，意味着社会经济增长对资本行政性制度形成路径的深刻依赖，以及相关金融制度在不断的复制和强化下“郁结”而成的制度刚性。而且，在金融组织的行政性扩张过程中，存在着加强的递减效应。即越到后来，金融组织扩展对储蓄和收益扩展的推动作用越小。因此，追逐同样的收益越来越导致更高的行政性组织扩展努力和制度复制需求。只有这一努力不再具有正收益，市场化的选择才会对资本的行政性形成倾向产生根本性的替代作用。
　　
　　三、促进资本形成制度创新的对策建议。
　　
　　在地方政府间的博弈中，其能够通过扩大当地国有金融组织规模获得收益的前提之一是中央政府的创租刚性。只有中央政府持续为地方国有金融扩展的外部性成本负责，地方国有金融组织的过度进入才能为当地带来正的收益。但是，中央政府的创租意愿是有限度的。当国有金融组织的扩展与地方寻租空间的放大导致国家控制金融的成本过高时，就会产生收缩国家边界以挤出国有银行及地方的局部偏好的激励。此时地方政府继续对中央政府进行金融博弈，获得行政性资金分配的成本将大幅提高。为节约越来越高的重复博弈成本，主动进行非国有的地方性资本形成制度创新或对民间金融产权形式给予默认与支持就成为地方政府的自然选择。[5]
　　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对国有金融资源博弈的可承受成本预期是有差别的。当博弈成本上升时，发达地区将先一步进人制度创新的可行区间。在给定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变化将使落后地区的博弈行为面临新的收益可能曲线，从而将延长其进入创新可行区间的距离。对目前资本形成“囚徒困境”的求解的一个可行思路是推动区域竞合，促进资本形成的制度创新。这要从政府宏观协调与启动区域竞合的市场过程两方面入手。前者需要建立地方政府间的协调机制以及规范地方政府职能和收益目标；后者需要培育区域经济与金融增长极，提高区域内非国有企业发展及金融成长的内生状态水平，缩小地区间的市场化差距，为此，有必要考虑以下措施：
　　1．加强地区政府竞争协调，完善区域经济利益获得机制，中央政府一方面要直接协调不同地方政府的博弈策略，使其在进行政策选择时考虑到全局性效用函数；另一方面要对国家各部委强化协调，并通过国家部委对各地区归口的条条管理贯彻全局性策略安排，以对地方政府的过分自利倾向构成牵制。同时，中央还要调整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尤其是针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区域再分配政策和区域协调政策。
　　2．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化。中央政府有必要从法律和制度上对地方政府的具体职能进行符合市场化要求的界定，并对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政绩考核内容进行适当调整，重点要增加对社会公平、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人力资本形成等方面的考核权重，以转移地方政府对资本形成的过度竞争与干预倾向。
　　3．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推动体制外金融发展。首先，为降低国有金融的“金融公共地”性质，必须削减中央政府的金融创租规模，拓展体制外金融的发展空间，对公共金融物品与私人金融物品的替代结构进行调整。其次，进一步采取措施提高国有金融的地方分支机构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使各地方政府封锁地区问资金流动，进行金融寻租博弈的行政努力成本提高。第三，可以酌情考虑培育以股份制为主的区域性商业银行，促进金融业规范竞争环境的形成。
　　参考文献：
　　[1][2]武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见《中国经济统计年鉴》1988年―2001年消费率数据。
　　[4]张杰．地方政府的介入与金融体制变异U)．经济研究，1996，(3)．
　　[5]杨瑞龙、杨其静．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再论地方政府在我国制度变迁中的作用[J]．经济研究，2000，(3)．
　　责任编辑 王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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