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客服

咨询热线

中国劳动力省际转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作者:未知

  摘 要:中國实现“增长奇迹”进程中表现出一些典型的特征,例如东部沿海地区的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和中西部省份持续的劳动力流出。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动对迁入地和迁出地产生异质性的影响。基于中国户籍制度等制度环境,采用博弈分析,探讨了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和行为机制,并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达省份和经济欠发达省份之间的相对技术水平差距、相对资本规模差距、相对价格水平差距和知识外溢性差距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对资本规模与劳动力净流入之间呈倒“U”型关系,资本规模扩张初期,该区域对劳动力吸引力显著增强,但当资本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吸引力逐渐变弱;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产业结构因素与人口净流入呈正相关关系,失业率对劳动力净流入有负向影响;政府的人才引进和户籍限制等制度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有限,户籍限制对劳动力流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劳动力流动更受经济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对认识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典型特征并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经济发达省份;经济欠发达省份;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劳动力流动
  中图分类号:C922;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9)02-0028-16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9.02.003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Labor Force Interprovincial
  Transfer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Based on the Game Theory
  CHENG Mingwang,LIU Jind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There are some typical featur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growth miracle” such as the large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and the continuous outflow of labor from midwest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The large scale mobility of labor has a heterogeneous impact on the inflow and outflow provinces. This article inquires in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behavioral mechanism of the decision-making of high and low-skilled labor migration based on the uniqu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China through using Nash equilibrium of Game Theory, and then the empirical test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econometric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elative gaps of technical level, capital scale, price level and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 affect the cross regional flow of labor in developed provinces and underdeveloped provinces.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ive level of capital scale and the net inflow of labor force presents inverted “U” typ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 scale, the attraction of the region to the labor forc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ut when the level of capital scale increas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region to the labor force became weaker. 3)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verage years of educat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third industry, which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net inflow of the labor force.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net labor inflow. 4)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n talent introduction and the restriction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ave a limited level of influence on the inflow of labor. Wher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strictions have a certain inhibitory effect on labor force inflow. However, labor flow is more typically influenced by economic factors. This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bor mobility and formulating targeted policies.   Keywords:economically developed provinces;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provinces;high skilled workforce;low skilled labor force;labor mobility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综述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典型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7年间,中国流动人口始终保持在年均2亿人以上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www.nhfpc.gov.cn/zhuz/index.shtml。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一方面推动跨地区劳动力要素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也给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发展造成异质性的影响。近年来,经济发达省份的人口集聚态势仍在继续,常住人口超过城市规划人口已成常态,剧增的人口在为经济发达省份的经济增长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智力支持的同时,也对城市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形成巨大的压力。然而,经济发展滞后区域却面临劳动力流失之困,高技能劳动力大规模流失,甚至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都受到冲击,一些欠发达地区出现“空心城”“空心村”的现象。伴随着劳动力这种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和消费需求主体的流失,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颓势进一步加剧。如何破解经济发达省份人口过度集聚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流失并存的难题,成为近年来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关系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个经典的劳动力迁移决策模型是推拉理论[1]。该理论把人口迁移决策看作是迁出地的排斥力(推力)和迁入地的吸引力(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2]。基于推拉理论,已有文献将劳动力迁移的动力归因于人口规模、地理、经济和社会等众多因素。①人口规模的劳动力迁移效应。众多研究认为,流出地人口规模对劳动力流出人数有正向效应。同样的,流入地的人口规模越大,吸引区外劳动力流入的引力也越强[3-4]。②地理因素的劳动力迁移效应。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Tobler’s First Law of Geography)所指出的“所有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联,较近事物比较远事物关联度更强”[5],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迁移距离越远,社会文化差异越大,劳动力面临的迁移成本和社会融入成本也越高,从而对劳动力的流出形成一定的阻力[6-8]。③经济因素的劳动力迁移效应。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家庭迁移理论基于个人(或家庭)迁移收益最大化和区域劳动力需求差异对劳动者的迁移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劳动力的迁移率和迁移人數与迁入地的预期收入呈正相关关系[9-11]。迁入地的就业机会的多寡、物价指数的高低和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等也是劳动力迁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以刘易斯(Lewis)和托达罗(Todaro)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假设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认为城市劳动生产率高于农村是人口流入城市的源动力[12]。托达罗引入了“期望收益”来解释城市失业与农村劳动力流入并存的经济现象[13]。因此,发展经济学将劳动力流动主要归结为二元结构、城乡劳动生产率及收入差距和城乡期望收益差异等因素。劳动力市场分隔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城市存在正规和非正规两种部门,正规部门雇佣高技能劳动力生产高端品,并提供较高的工资和福利,而非正规部门则雇佣低技能劳动力生产低端品,提供较低的工资和福利。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成为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14-15]。④社会因素的劳动力迁移效应。迁入地年龄结构、社会风俗、户籍政策、教育水平等社会因素对劳动者的迁移决策的影响也受到学者的关注[16-20]。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迁移的可能性之间呈倒“U”型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口的迁移可能性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21-22]。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安排提高了流入人口获得城市户口的难度,给农村人口的城市融入造成很大的困难,成为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入的因素之一[23-26]。而劳动力所受的教育水平越高,其跨区域迁移的能力也越强,其迁往更高人力资本集聚区域的动力和可能性也就越大,人口迁移也可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27-29]。
  从上述已有文献看,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和地理学等不同视角对人口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做出了分析。但博弈论作为一种对相互影响的策略性行为有力的分析工具,应用到劳动力流动及其城市选择分析的研究成果较少[30-31]。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又与历史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使得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一些独特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如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三留守”人群(农村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空心城和空心村”等现象,以及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下城市内形成的“新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格局[20,32-34]。这使得对中国人口流动的分析,要考虑到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些特殊因素。因此,基于中国的独特经济和制度环境,采用博弈论分析方法,建立更适合中国的模型,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迁移行为及迁移决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从微观主体出发,采用博弈分析方法,研究了在中国独特户籍政策下,中国劳动力的城市选择行为和迁移决策机制;第二,从省际迁移层面,研究了中国劳动力省际迁移的动力和影响因素,能更好地预测未来中国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和区域分布格局,也对博弈分析的结论进行实证的检验;第三,为破解经济发达省份人口过度集聚与经济欠发达省份人力资源流失并存的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和政策切入点。
  二、博弈模型建立及推导
  考虑一个典型的2×2×2博弈模型,即两个地区:经济发达省份和经济欠发达省份;两类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两种产品: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不失一般性,做如下假设并构建博弈模型。   1.模型假设与基本假设
  (1)假设有n人(n>0且为正整数)在两个地区进行选择,一是经济发达省份,二是经济欠发达省份。n人中有λ(0≤λ≤1)比例属于高技能人口,则高技能人数为λn,低技能劳动力数为(1-λ)n。个人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做出是否迁移的决策,经过市场化调整和个体博弈的均衡结果如下:高技能劳动力中有x人选择经济发达省份,剩余的λn-x人选择经济欠发达省份;低技能中有y人选择经济发达省份,剩余的(1-λ)n-y人选择经济欠發达省份。
  (2)假设受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的影响,经济发达省份和经济欠发达省份之间形成相互割裂的劳动力市场,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面临的工资水平不同,且流入人口对地区的工资水平影响有限,即地区的工资水平保持稳定不变。设定经济发达和欠发达省份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分别为WH、WL、VH和VL。
  (3)假设经济发达省份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投入劳动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进行生产活动。一种情景是投入高技能劳动力生产高端产品,如式(1)CH。另一种情景是投入低技能劳动力生产低端产品,如式(1)CL。其中,A(A≥1)和C(C≥1)为劳动增进型的技术水平,σ(0<σ<1)和γ(0<γ<1)为有效劳动的产出份额,1-σ和1-γ为资本的产出份额,x和y分别为投入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数量,k1和k2分别为与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投入相匹配的资本投入量。
  CH=(Ax)σk1-σ1
  CL=(Cy)γk1-γ2(1)
   同样的,假设经济欠发达省份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使用高技能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生产高端产品,其Cobb-Douglas形式生产函数如式(2)DH。使用低技能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生产低端产品,生产函数形如式(2)DL。B(B≥1)和D(D≥1)为劳动增进型的技术水平。不失一般性,经济发达省份的技术水平高于经济欠发达省份的技术水平,则有:A>B 和C>D。
  DH=[B(λn-x)]σk1-σ3
  DL={D[(1-λ)n-y]}γk1-γ4(2)
   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资本在经济发达省份和欠发达省份之间自由流动,则资本的价格即利息率均为r。假设经济发达省份的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的价格分别是P1和P2,价格指数为PH,计算公式为PH=ηP1+(1-η)P2(0≤η≤1),该指数由两种产品价格加权平均值来求得。假设经济欠发达省份的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的价格分别是P3和P4,价格指数为PL,计算公式为PL=εP3+(1-ε)P4(0≤ε≤1)。一般的,经济发达省份的价格水平要高于经济欠发达省份,即PH>PL。则经济发达省份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的利润函数分别如式(3)RH(x)和RL(y)所示。经济欠发达省份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的的利润函数分别如式(3)YH(λn-x)和YL[(1-λ)n-y]所示。
  RH(x)=P1(Ax)σk11-σ-(WHx+rk1)
  RL(y)=P2(Cy)γk21-γ-(WLy+rk2)
  YH(λn-x)=P3[B(λn-x)]σk1-σ3-[VH(λn-x)+rk3]
  YL[(1-λ)n-y]=P4{D[(1-λ)n-y]}γk41-γ-{VL[(1-λ)n-y]+rk4}(3)
   (4)假设经济发达省份对高技能劳动力采取人才引进政策,如采取住房(租房)补贴、工资补贴、解决户口和解决配偶工作等形式对高技能劳动力进行补贴。这种补贴政策相当于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增加程度为α1。对低技能劳动力采取户籍限制政策,例如在公共服务等方面对非户籍人口采取歧视性政策,造成低技能劳动者额外支出为c。且假定这种歧视性的户籍制度,会造成一定的社会治理成本和效率损失,对于每个低端劳动力,政府需要的额外支出也为c。假设经济欠发达省份对高技能劳动力同样采取人才引进政策,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为α2。但经济欠发达省份对低技能劳动力采取中立政策,既不采取户籍限制,也不采取补贴政策。经济发达省份所带来的知识外溢性和选择多样性能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提升的幅度为β1,β1以一个标量乘数的形式进入消费者的收益函数。经济欠发达省份的知识外溢性和选择多样性能提高劳动力的生活水平,提升的幅度为β2,一般的,β1>β2。
  2.收益函数
  博弈主体做出策略性行动之后的收益函数如式(4)所示。第x个高技能劳动者的收益函数如式(4)HL所示,即他的收益为其选择经济发达省份或欠发达省份能得到的收入最大值,取决于两类地区的工资水平、补贴力度、知识外溢性和物价水平。第y个低技能劳动者的收益函数如式(4)LL所示。即他选择经济发达省份或欠发达省份时的最大收入,取决于两类区域的工资水平、补贴力度、知识外溢性、户籍限制政策及物价水平。经济发达省份政府的收益函数如式(4)BC所示。该收益是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共同创造的产出,扣除政府对高技能劳动力的补贴及户籍限制政策造成的损失之后的最大值。经济欠发达省份政府的收益函数如式(4)SC所示。该收益的决定同经济发达省份类似,只是经济欠发达省份没有户籍政策的损失。
  HL=maxβ1PH[WH(x)+α1],β2PL[VH(λn-x)+α2]
  LL=maxβ1PH[WL(y)-c],β2PL{VL[(1-λ)n-y]}
  BC=max{RH(x)-α1x+RL(y)-cy}
  SC=max{YH(λn-x)-α2(λn-x)+YL[(1-λ)n-y]}(4)
   3.博弈均衡
  (1)经济发达省份的均衡。   经济发达省份的目标函数如式(5)所示:
  BC=maxP1(Ax)σk11-σ-(WHx+rk2)-α1x
  +P2(Cy)γk21-γ-(WLy+rk3)-cy(5)
  
  分别令经济发达省份的收益函数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人数求导,得到收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如式(6)所示:
  RH(x)x-α1=0
  RL(y)y-c=0(6)
   整理得式(7):
  α1=σP1Aσxσ-1k11-σ-WHc=γP2Cγyγ-1k21-γ-WL(7)
   由式(6)得:經济发达省份对高技能劳动力的补贴力度α1=R′H(x),即增加一个高技能劳动力所带来的边际利润增加额;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限制力度为c=R′L(y),即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限制力度等于增加一个低技能劳动力所带来的边际利润增加额。
  (2)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均衡。经济欠发达省份的目标函数如式(8)所示:
  SC=maxP3[B(λn-x)]σk31-σ-[VH(λn-x)+rk3]-α2(λn-x)
  +P4{D[(1-λ)n-y]}γk41-γ-{VL[(1-λ)n-y]+rk4}(8)
  
  经济欠发达省份收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如式(9):
  YHx=-α2YLy=0(9)
   整理得式(10):
  α2=σP3Bσ(λn-x)σ-1k31-σ-VHVL=γP4Dγ(1-λ)n-yγ-1k41-γ(10)
   由式(9)得:经济欠发达省份对高技能劳动力的补贴力度α2=-YHx,即减少一个高技能人才所造成的产出损失额等于补贴一个高技能劳动力的支出额。经济欠发达省份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无差异政策意味着直到减少一个低技能劳动力所带来的产出减少额为零时,才能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
  (3)高技能劳动力的均衡。
  若β1PH[WH(x)+a1]>β2PL[VH(λn-x)+a2]。则第x个高技能劳动力就有选择经济发达省份的动力,随着时间的调整,选择经济发达省份的动力直到β1PH[WH(x)+a1]=β2PL[VH(λn-x)+a2]时而耗尽,均衡数量由式(11)决定。
  β1PH[WH(x)+a1]=β2PL[VH(λn-x)+a2]
  a1=σP1Aσxσ-1k1-σ1-WH
  a2=σP3Bσ(λn-x)σ-1k1-σ3-VH
  (11)
  
  此时,如式(12)所示,达到均衡时的选择经济发达省份的高技能劳动力人数x为:
  x=λnABσσ-1
  k1k31-σσ-1
  P1P31σ-1
  PLPH1σ-1
  β1β21σ-1
  +1
  (12)
  
  从式(12)能得到以下结论: ① 经济发达省份和经济欠发达省份之间相对技术水平的差距,影响高技能劳动力在两类地区的选择。②两类地区之间的相对资本规模的差距也是经济发达省份吸引较多高技能劳动力的原因。③高端产品在两类地区间的价格差距,也是劳动力流入经济发达省份的动力之一。与之相反,综合物价水平越高的城市对劳动力的流入越形成一种排斥力,因为劳动力倾向于选择较低生活成本的城市。④经济发达省份相对于经济欠发达省份,有更高的知识外溢性和选择多样性,这是经济欠发达省份人力资源流失的一个重要贡献因素。高技能人才因其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技能,在经济发达省份中能找到更高匹配度和工资福利更优越的工作,并得益于经济发达省份集聚了较多的高技能人才,可以获得更高的技能提升和人力资本溢价,从而提高高技能劳动力选择经济发达省份工作的可能性。而且经济发达省份有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和更多样的选择,从而提高了劳动力选择经济发达省份的收入水平。
  (4)低技能劳动者的目标函数。
  如果 β1PH[WL(y)-c]>β2PL{VL[(1-λ)n-y]},第y个劳动力就有动力从经济欠发达省份流向经济发达省份。 随着时间的调整,劳动力流向经济发达省份的动力将在β1PH[WL(y)-c]=β2PL{VL[(1-λ)n-y]}时耗尽。此时, 对于第y个劳动者而言,他选择经济发达省份与选择经济欠发达省份在收益上来看是无差异的,从而达到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均衡的数量由式(13)决定。
  β1PH[WL(y)-c]=β2PL{VL[(1-λ)n-y]}
  c=γP2Cγyγ-1k1-γ2-WL
  VL=γP4Dγ[(1-λ)n-y]γ-1k1-γ4
  (13)
   此时,如式(14)所示,选择经济发达省份的低技能劳动力的均衡数量y为:
  y=(1-λ)n
  CDγγ-1
  k2k41-γγ-1
  P2P41γ-1
  PHPL1γ-1
  β1β21γ-1
  +1(14)
   从上述公式可知:①经济发达省份与经济欠发达省份的技术水平比率越高,选择经济发达省份工作的低技能劳动力的数量也越多。劳动力总是倾向于流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区域。②经济发达省份和经济欠发达省份的资本规模比率越高,流向经济发达省份的低技能劳动力越多。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省份资本规模和经济规模比较大,提供给劳动力的就业岗位也更为丰富,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也更强。毕竟低技能劳动力流向经济发达省份追求的是更高的工资水平和生活质量,其选择经济发达省份的动因必然地包含着工作机会多寡的考虑。③经济发达省份和经济欠发达省份低端产品的价格比率越高,更高的低端产品的价格通过收入效应影响低技能劳动力的选择,增加选择经济发达省份的低技能劳动力的人数。而综合物价水平的比率对低端劳动力选择的影响机制与高技能劳动力是相似的,即价格水平作用于实际收入影响劳动力对城市的选择。低端劳动力在经济发达省份工作固然面临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但若是通过价格水平调整后的实际收入低于经济欠发达省份所能获得的收入,那么留在经济欠发达省份就是低端劳动力更优的选择。④经济发达省份与经济欠发达省份知识外溢性的比率越高,则选择经济发达省份工作的高技能劳动力将越多,经济发达省份的知识外溢性越强,生活和选择的多样性是吸引低技能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的重要动力。   三、实证分析
  1.模型建立与变量说明
  根据以上博弈论模型的基本研究结论,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mgit=α0+∑Kk=1βk(Xit)+∑Mm=1βm(CVit)+αi+εit(15)
   其中,mgit是因变量,反应i省t年的劳动力净流入数量,考虑到劳动力的净流入既可能取正值,也可能取负值,为方便模型的估计与分析,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把人口净流入的值投影到了[0,1]。 Xit是自变量,包含4个细分变量:a是i省t年的相对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由该省的技术水平与全国平均技术水平之比来衡量。技术水平
  本文选取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等科技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反映技术水平的综合指标,作为另一种技术水平的代理标量。但实证结果与TFP指数指标较为相似,文中不再汇报。由TFP指数衡量,具体测算方法参考张军和郭庆旺等的研究[35-36]。k代表i省t年相对资本规模,由该省的资本存量与全国平均水平之比来衡量,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计算公式为:
  Kt=Kt-1(1-σt)+It(16)
   Kt和Kt-1分别表示t期和t-1期资本存量,δt为t期的折旧率,借鉴张军等的做法,将折旧率设定为9.6%[37-38]。It表示t期以不变价格衡量的新增投资额。新增投资额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来衡量,并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做平减处理。参考霍尔(Hall)等、张军和单豪杰的基期资本存量计算方法,2005年基期的资本存量的公式为K0=I2005g2005-2015+δ,即i省基期的资本存量等于2005年的新增投资I比上该省2005年到2015年投资的平均增长率g与折旧率δ之和[37-40]。k2为相对资本规模的平方项。从图1可以看出,劳动力的净流入与相对资本规模之间呈一定的倒“U”型关系,所以模型引入k的平方项能提高估计的准确性。
  edu 代表各省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知识外溢性强度的替代指标。在与周围具有更高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的交流和学习中,劳动力可以获得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
  CVit是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4个细分变量:inds衡量一省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产业结构不同,劳动力吸纳能力也有差异。第三产业占比的上升,一般会增加工作岗位的供给量,给流入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unem为一省城镇登记失业率,该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力失业或者找不到工作的风险。hr为一省相对户籍门槛指数,反映劳动力获得当地户口的难度,以及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公共服务和福利的可及性。a×hr详细的变量定义和计算方法见表1。
  表2给出了实证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可见,2005年以来,中国人口净流入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东部地区的人口流入规模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东部地区的人口净流入,与之对应的是中西部的人口净流出,人口流动表现出明显的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转移的趋势。进一步的分析显示,2015年三大人口净流入地分别是广东、上海和北京,三大人口净流出地分别是河南、四川和安徽,这再次确认了“孔雀东南飞”的事实。技术水平(a)、资本存量(k)、知识外溢性(edu)、产业结构(inds)和户籍门槛指数(hr)这几个指标在全国层面也都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并且呈东、中、西部依次降低的梯度差异。对于城镇登记失业率(unem),从全国层面来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从地域差异来看,失业率最高的地区分布在中部省份,其次是西部,东部失业率最低。
  2.全域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3中模型(1)到(5)是逐步加入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全域回归结果。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5%的显著性水平),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中做出选择。其中,模型(5)纳入了所有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其调整的R2值最高,总体解释力最强,所以基于模型(5)做出以下分析。
  (1)相对技术水平对人口净流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6317。这再次验证了博弈模型的结论:技术水平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劳动力流动表现为劳动者追逐高工资率的跨区迁移,但工资率差距取决于区域间技术水平差距。工资率差异只是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动因,技术水平的区域差异才是劳动力流动的终极影响因素。
  (2)相对资本规模与人口凈流入呈倒“U”型关系。相对资本规模扩张一开始能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不过到达一个较高的水平之后,对人口流入的吸引力变弱,二者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再次确认图1的结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资本存量扩张的开始阶段,该区域倾向于为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水平,经济的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得到释放,诸如高房价、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拥挤效应尚未显现,区内劳动力的就地就业的意愿增强,对区外劳动力也形成强劲的吸引力;但资本存量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拥挤效应开始显现,“大城市病”导致的居民生活水平的负面影响开始对人口流入形成一种排斥力,进而降低人口流入的吸引力。
  (3)知识外溢性对人口净流入有显著的正效应,其影响系数为0.0976。高技能的人口集聚与相互交流所产生的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性,对集聚区的每一个劳动力来说都有人力资本的正效应,在人口迁移中的一个典型表现是“人往高处走”,即劳动力倾向于迁往那些有较多高技能人才和高工资水平的区域。这种迁移也可以视为劳动力对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
  (4)产业结构与人口净流入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总体来看,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比较强,且对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要求也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低技能的劳动力也能在服务业中寻找合适的就业岗位。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中占比最大的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一般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偏低,文化和技能水平不高。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为他们在城市的扎根提供了工作和收入保障,所以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区域对这部分人群的吸引力也就越大。   (5)城市登记失业率与人口净流入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影响系数为-0.0693。失业率的上升提高了流入人口找到工作的难度,也增加了区内劳动力失业的风险,流入劳动力的预期收入水平会受到影响,从而降低人口净流入数量。另外,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景气度与失业率一般呈反方向变动的关系,人口流动一般趋于流向充满活力的快速发展区域。
  (6)户籍门槛指数仅从系数来看对人口净流入有正向影响,背后隐含着这样的逻辑,经济发达省份户籍限制一般更为严苛,但是该区域的相对技术水平、相对资本规模等也均高于欠发达地区,能供劳动力选择的就业岗位更丰富,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也更高。并非户籍限制的藩篱越坚固,促使劳动力流入就越多,而是就业机会的多寡和工资水平的高低在起作用。户籍门槛指数与技术水平交互项的系数为负,则技术水平对人口净流入的边际影响为mg/a=0.6317-0.5620hr,意味着户籍门槛的提高会削弱相对技术水平对收入的影响。户籍歧视政策可能会造成经济发达省份对劳动力的“逆向选择效应”,以短期流动为特征的低技能劳动力可能会挤出高技能劳动力,从而降低经济发达省份的相对技术优势,最终引发该区域优质劳动力的流失。
  3.分区域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4汇报了分区域估计结果。模型(1)、(3)和(5)分别是东、中、西部未加入户籍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4)和(6)分别是东、中、西部全变量回归结果。全变量回归结果的调整R2较高,总体解释力更强,分析这三个模型得出以下结论。
  (1)不同区域的相对技术水平对人口净流入均有正向影响,且系数值均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但影响强度具有区域异质性。平均技术水平自西向东梯度上升,但相对技术水平的正效应自西向东梯度下降。由技术水平从低端走向高端的进程中,相对技术水平对人口净流入的正效应也在下降。
  (2)不同区域的相对资本规模与劳动力净流入之间呈倒“U”型关系,除西部外,系数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东部地区倒“U”型曲线的拐点出现在相对资本规模为1.4036时,拐点右侧曲线呈单调递减,二者之间负相关。2015年,东部12省(市)中仅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地的相对资本规模超过拐点值,其余省份均位于拐点的左侧。东部地区仍将长期吸引人口的净流入。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地的人口净流入有下降的趋势,这与高房价和户籍限制政策等因素造成的对外来劳动力的排斥力有关。 中部地区倒“U”型曲线的拐点出现在相对资本规模为1.8100时,2005—2015年间中部地区所有省市均位于拐点左侧,意味着中部地区均处于相对资本规模与人口净流入正相关的阶段。西部地区倒“U”型曲线的拐点出现在相对资本规模为1.5574时,样本期间西部地区所有省市均未超越拐点右侧,意味着西部地区相对资本规模对人口净流入有正向效应。
  (3)除中部外,各区域知识外溢性与人口净流入之间的关系也与全国模型的估计结果一致。“人往高处走”这条人口迁移规律依然发挥作用,即劳动力倾向于选择具备更高知识和技能的“邻居”,以获得知识的外溢性和自身人力资本的提升。
  (4)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对人口净流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东部和西部地区二者之间关系微弱且不显著。不同区域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与人口净流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全国的模型估计结果一致。其背后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机制也相似。
  (5)户籍制度对人口净流入的影响机制与全国模型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基于博弈论,建立典型的2×2×2(两类劳动力、两类城市和两种产品)的博弈模型,探讨了两类劳动力的城市选择行为及其决策机制,分析了在均衡状态下,两类劳动力的省际迁移和跨区分布状况。在博弈结论基础上,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结论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①经济发达省份和经济欠发达省份之间的相对技术水平差距、相对资本规模差距、相对价格水平差距、知识外溢性和选择多样性的差距,是劳动力跨区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②相对资本规模与劳动力的净流入之间呈倒“U”型关系。在相对资本规模扩张的初期,该区域对劳动力的吸引力显著增强,但是当相对资本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该区域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变弱。③知识外溢性和产业结构对劳动力净流入有正向影响,失业率对劳动力的净流入呈负向的影响。④政府的人才引进政策和户籍制度的限制政策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水平有限,劳动力流动更多的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户籍限制会削弱区域相对技术水平,客观上对劳动力流入起到抑制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得到的政策建议有:根据劳动力净流入和相对资本规模的倒“U”型曲线及拐点的估计结果,判断一省劳动力流动和相对资本规模所处的阶段。第一,对于相对资本规模较低且劳动力处于净流出状态的省份,要采取各种措施,着力解决其面临的劳动力流失和高技能人才引入困难的难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工资水平和知识的正外部性均低于发达地区,“理性人”假设下的劳动力,选择能带来较高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发达地区的动力更强,这加大了欠发达地区扭转劳动力外流趋势和引入高技能人才的难度。所以,欠发达地区要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引进外商投资,繁荣本地就业市场和消费市场,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相对经济发展差距,为区域内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对于高技能人才则可以采取“一揽子”人才引进政策,从户籍政策、住房需求、工资补贴等方面解决引入人才的后顾之忧,以让高技能人才在区内“安居乐业”。第二,对于相对资本规模较高,且劳动力流动处于净流入状态的省份,一般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和重要机遇期,对各层次的劳动力的需求均比较旺盛。要抓住吸引高技能人才的机遇,放开人才的落户标准,采取住房补贴、租房补贴等政策,降低高技能劳动力的生活成本,吸引人才流入该区域,为区域内涵式经济增长提供智力支持。要加大教育投资和技术研发投资,加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区域内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提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吸引低技能劳动力在不同层次的服务业就业,降低区内失业率,促进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让发展成果惠及区内各层次劳动力。第三,對于相对资本规模与劳动力流动处于负相关阶段的区域,面临高技能人才流向新一线城市的冲击,产业结构转型也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严格的户籍政策和飙升的房价,增加了流入劳动力的生活成本和社会融入成本,造成人口的逆城市化流动。但充裕的人力资本仍是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所以要降低外来人口的落户标准,逐步破除户籍歧视政策,推动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流入人口的经济和社会融入难度。采取综合措施,缓解高房价对流入劳动力产生的经济压力。在城市规划中,要根据常住人口和预期流入人口的规模,动态规划城市的规模和容量,而不是通过严格的户籍政策和歧视性的公共服务来限制人口数量。   參考文献:
  [1]RAVENSTEIN E G. The laws of migration[J].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 Society, 1976, 151(1385):289-291.
  [2]LEE E S. A theory of migration[J]. Demography, 1966, 3(1):47-57.
  [3]纪韶, 饶旻. 城市群农村劳动力净迁移率与区域经济发展互为影响因素研究——对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的分析[J]. 经济学动态, 2013(6):39-46.
  [4]劳昕, 沈体雁.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人口流动空间模式变化——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5(1):15-28.
  [5]TOBLER W R. A computer movie simulating urban growth in the detroit region[J]. Economic Geography, 1970, 46(S1):234-240.
  [6]佟新华, 孙丽环. 中国省际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5):65-72.
  [7]PONCET S. Provincial migration dynamics in China: borders, costs and economic motiv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2006, 36(3):385-398.
  [8]刘毓芸, 徐现祥, 肖泽凯. 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倒U型模式[J]. 经济研究, 2015(10):134-146.
  [9]COURCHENE T J.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 adjustment[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0, 3(4):550-576.
  [10]KOHN R M, VEDDER R K, CEBULA R J. Determinants of interstate migration, by race, 1965—1970[J].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1973, 7(1):100-112.
  [11]CEBULA R J, VEDDER R K. A note on migration, 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the quality of life[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10, 13(2):205-211.
  [12]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 Manchester School, 2010, 22(2):139-191.
  [13]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59(1):138-148.
  [14]LYL Y. The attraction of cities: a review of the migration literatur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77, 4(3):239-264.
  [15]DUSTMANN C, FADLON I, WEISS Y. Return migrati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brain drai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0, 95(1):58-67.
  [16]FAN C C. The state, the migrant labor regime, and maiden workers in China[J]. Political Geography, 2004, 23(3):283-305.
  [17]FLEISHER B M, YANG D T. Labor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3, 14(4):426-433.
  [18]HERTEL T, ZHAI F. Labor market distortions, rural-urban inequality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s economy[J]. Economic Modelling, 2006, 23(1):76-109.
  [19]SEEBORG M C, JIN Z, ZHU Y. The new rural-urban labor mobility in China: causes and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0, 29(1):39-56.
  [20]ZHANG K H, SONG S.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 analyses[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3, 14(4):386-400.   [21]PANDIT K. Cohort and period effects in U.S. migration: how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ycles influence the migration schedule[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5, 87(3):439-450.
  [22]GULTIANO S, XENOS P. Age structure and urban migration of youth in the Philippines[M] //POOL I, WONG R. Age-structural Transitions: Challenges for Development. Paris: CICRED,2006:23-26.
  [23]WANG F, ZUO X. Inside China’s cities: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opportunities for urban migran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2):276-280.
  [24]FUJITA M, MORI T. Frontier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0, 84(3):377-405.
  [25]CHAN K W. Internal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trend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policies [EB/OL].(2008)[2019-01-14].http://pdfs. semanticsholar. org/elbf/zeac 551cce 52602129024b3ffa8e776987df.pdf#page=103.
  [26]ZHANG J, ZHAO Z. Measuring the income-distance tradeoff for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EB/OL].(2013)[2019-01-14].https://www.econstor.eu/obitstream/10419/69421/11735491712.pdf.
  [27]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The American Eonomic Review,1961,51(1):1-17.
  [28]曾旭晖, 郑莉. 教育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年龄与世代效应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16(5):29-30.
  [29]王秀芝, 孙妍.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迁移谜题”的解释——人力资本差异视角[J]. 人口与经济, 2015(3):57-67.
  [30]KREPS D.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 modelling[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7-24.
  [31]KEARNS M, LITTMAN M L, SINGH S. Graphical models for game theory[J]. Computer Science, 2013:253-260.
  [32]CAI F, WANG D.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J]. China Review, 2003, 3(2):73-93.
  [33]DU Y, PARK A, WANG S. Migration and rural poverty i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5, 33(4):688-709.
  [34]MU Z, YEUNG W J J. For money or for a life: a mixed-method study on migration and time use in China[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7(4):1-33.
  [35]張军, 施少华. 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J]. 世界经济文汇, 2003(2):17-24.
  [36]郭庆旺, 贾俊雪.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 经济研究, 2005(6):51-60.
  [37]张军, 吴桂英, 张吉鹏.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 经济研究, 2004(10):35-44.
  [38]YANRUI WU.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vidence at the provincial level[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2011, 16(2):129-142.
  [39]单豪杰. 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10):17-31.
  [40]HALL R, CHARLES I J.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2):83-116.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1480049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