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下水资源协同治理创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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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京津冀三地近些年在水污染联合防治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但该区域仍是水污染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京津冀三地的水污染治理模式为“爆发问题—治理”。这一模式的弊端在于治“标”不治“本”，极易陷入水污染“爆发问题—治理—再爆发问题—再治理”的“怪圈”。为走出“怪圈”，本文具体分析了陷入这个怪圈循环的三个影响因素：水污染的根源、地域壁垒的限制以及长效合作机制的缺乏，并从加快产业升级、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加强顶层规划这三个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以期对未来京津冀水污染问题的解决提供些许助益。
【关键词】一体化 怪圈 产业升级 信息共享 顶层规划
一、从一体化下的水资源现状谈起
京津冀一体化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发展规划。近些年，三地在协同发展方面取得了不俗的表现，但水资源的匮乏与污染始终是制约其更上一层楼的“牢笼”。这其中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因素。首先，京津冀均处于温带季风气候的地区，本身降水量和水资源就不丰富，“先天禀赋不足”。其次，京津冀是海河流域水资源开发程度最高的区域。三地以不足全国1%的水资源量承载着全国近8%的人口，创造全国约10%的国民生产总值，继而导致现在三地水资源严重短缺，人均水资源量仅有286m?，只有全国平均值的 1/9。[1] 为了京津冀的可持续发展，水污染的联合治理已开展多年，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但治理成效却并不如人意。
何以投入巨大却收效甚微呢？目前京津冀水污染的治理基本是按照“水污染问题爆发-治理”这一模式。这一模式的弊端在于，缺少事前的“防”与事后的“管”。继而陷入了“爆发问题—治理—再爆发问题—再治理”的怪圈。
二、何以“怪圈”循环不止
（一） 水资源问题的“表”与“根”
水污染问题的“表征”在“河里”，而“根子”却在“岸上”。河北省是京津“三高”企业的转移地，而河北的北部流域是京津的水源涵养地和供水水源地，在三地地表水和地下水交换频繁的状态下，工业水开采与污染使得三地的水资源状况均不容乐观。而目前的治理往往只是针对一个突发的水污染事件，收到一定的效果后，本可以依靠水的自净能力慢慢恢复水质，可后续的监管不到位，“岸上的根”还在，日后依旧出现水污染，陷入循环，水污染的治理 “治标不治本”。
（二） 地域壁垒的重重限制
目前，京津冀一体化下水污染协同治理的法律依据仅有《水污染防治法》第十六条。其规定了防治水污染应当按流域或者按区域进行统一规划，但这仅从原则上进行了政府间应该加强交流与合作，缺少可操作性。实践中带来的问题是，京津冀的水污染跨区域联合治理无法有效深入开展，停滞不前。合作出现问题后，无法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在此种状态下，各政府为了本地区的利益，很容易出现冲突甚至地方利益保护。地域壁垒一旦形成，将是京津冀水资源保护与治理的“绊脚石”。
（三）长效合作机制的缺乏
水污染相比较大气等其他污染来说，污染物的来源更复杂、多样，具有隐蔽性和积累性的特点。多种污染物参杂在一起，治理难度更大。因此，水污染治理是应该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过程：从规划的制定到实施、河流的上游到下游、从治理工程的建设到监管，相关人员的责任、还包括治理技术的不断创新等等。[2]这一“全生命周期”的实施需要京津冀长久、稳定、有效的合作。而目前京津冀水污染治理的协同作战机制不完善，跨区域政府合作大多仍停留在召开各种会议的阶段，依靠的是相关地区政府之间的协商，这易导致的各部门各自为政。在缺乏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下，易产生监管与保护责任的相互推诿。
三、如何走出“怪圈”困境
（一）產业升级：既要治“表”，更要除“根”
河北既是京津的生态保护屏障地，又是“三高企业”的转移地。因此，在当前，最切实可行的“除根”方式便是进行产业升级，将“三高”变成“三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格局下，京津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技术优势，帮助冀进行产业升级。[3]首先三地要联合对于现有的转移而来的“三高企业”进行整改，明确整改目标、制定整改方案、以及达标的奖励政策等。其次，京津冀要进一步优化三地的产业分工，在现有的产业分工基础上，京津要带领河北向高新技术产业迈进。最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京津可以和冀“共享”先进的管理模式和高新技术。经验和技术的共享，可以更快提升河北企业的转型升级，建设更高水平、更具创新力与竞争力的京津冀一体化。
（二） 信息共享：打破地域壁垒
打破地域壁垒可以以《水污染防治法》第十六条为基础，依托国务院颁布的《全面加强河长制建设的要求》来实现水资源信息的共享与政府间的平等互动。[4]在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下，可以综合考量三地的水资源现状，协商建立统一的污水排放标准。这不仅可以实现对整体区域内水资源信息的掌握，更可以在出现水污染重大事件时，实现流域内上下游共同的预防与治理，以免造成更到的损失。
（三） 顶层规划：全生命周期的合作
水资源的保护与治理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长久过程，包括：规划、治理、监管。
目前三地可以在国家层面上进行更高层次的规划设计。如在国务院的牵头带领下，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参与，如水利部、财政部等，和三地的政府共同制定京津冀水资源保护与治理的规划。[5]在已有的顶层规划下，建立长效治理机制，进行全生命周期的治理与监管。在监管环节，要杜绝“重建设，轻监管”这一长久以来的现象。在治理见到成效，达到标准后，依旧要进行科学、系统的监管。
参考文献：
[1]周潮洪，张凯. 京津冀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探讨[J]. 海河水利，2019，（2）：1-4.
[2]包庆德，梁博. 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的生态维度考量[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2018，（20）：100-104.
[3]王一文，李伟，王亦宁，付健. 推进京津冀水资源保护一体化的思考[J].中国水利， 2015，（1）：1-5.
[4]梁文君. 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制保障研究[J]. 法制博览， 2018 ，（9）： 8-11.
[5] 邱彦昭，王东，杨兰琴，刘操，京津冀三地水资源协同保护现状及对策建议[J].人民长江， 2018，（49）：24-27.
作者简介：张井忠（1993- ），男，山东枣庄人，河北地质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自然资源保护法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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