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与《周礼》财政思想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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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理想国》和《周礼》成书时期类似，根植于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沃土，却均被认为是上古史时期理想化的治国理政方案的集大成之作，反映了中西方财政、经济、文化的民族特征和历史渊源。尽管《理想国》和《周礼》有着趋同的指导思想，重视国家的社会职能和阶级职能，把国家强盛的希望寄托于统治者而非民众。然而，《理想国》更为重视产品交换和市场关系，而《周礼》则以祭祀、军事和贡赋为主要内容。这一区别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西方国家通过市场经济最终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最终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思想根源。
　　 关键词：《理想国》;《周礼》;社会分工;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10月25日
　　 一般认为，原始积累时期是当代西方财政理论的形成时期。在中国，目前财政学被认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归属于应用经济学，学者也多从此角度进行研究。“财政”一词亦是于19世纪末从日本引入。然而，中西方对财政问题的讨论和研究，远远早于以上时期。早在上古时期，中西方经典著作《理想国》和《周礼》就提出了最为朴素的财政思想。
　　 一、成书背景及主要内容
　　 《理想国》被认为是柏拉图壮年时期的作品，借记录柏拉图老师苏格拉底的言论，阐述柏拉图的思想。柏拉图生活在约公元前427年到公元前347年，《理想国》成书于雅典城邦衰落时期，当时瘟疫流行，雅典城邦的政治军事领袖、民主政治的倡导者伯利克里染病去世后，群龙无首，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处于下风，希腊城邦政治面临解体，劳动者陷入贫困，富商大贾巧取豪夺，经济基础瓦解，社会秩序失控。柏拉图坚信哲学家能成为最伟大的政治家，提出了被后世称为“哲学王”的思想构建，《理想国》正是“哲学王”治国理政的思想纲要和计划蓝图。
　　 《周礼》于西汉武帝时被发现，相传为周公旦所做。关于《周礼》的成书时期，研究者颇有争论，一般认为《周礼》是战国人根据周公旦的事迹、言论和思想著成，成书时期可能为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与《理想国》的成书时期大致重合。也有研究者认为《周礼》成书于汉初。《周礼》以儒家思想为主，又融合了道、法、阴阳等家思想，其内容包括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为上古文化史的宝库，亦可被认为是中国上古时期的“理想国”。
　　 二、《理想国》的财政思想
　　 人类需要群居，正如《理想国》所言，“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为了满足个人的不同需要，人们聚集在一起，群居使得分工成为了可能，每个人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進行产品交换，维护公共安全，从而谋求“全体公民最大的幸福”。《理想国》认为，建立国家是为了满足交换产品的需要、分工的需要以及公共安全的需要。
　　 在此基础上，《理想国》充分探讨了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国家的职能、公共需要、社会共同体的构建、公共产品分配、社会成员分工等财政最基本的理念，指出“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即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一）社会分工和均衡条件的实现。柏拉图心目中“理想国”的构建之基就是社会分工。此处的社会分工不仅仅是职业的分工，也包含阶层的分工。柏拉图认为，人因其天赋本质的不同，分为两大阶级：治理者和人民，亦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因其时代局限性，奴隶并未被柏拉图纳入社会成员范畴。根据年龄、品性、工作内容的不同，统治阶级即治理者又分为统治者和辅助者（又称护卫或军人）。根据从事职业的不同，被统治阶级又分为农夫、技工、商人和雇工。柏拉图重视农业和工业（手工业），认为粮食是生存的基础，住房和衣服则是仅次于粮食的最重要的生存要素。商人和雇工则被认为是没有技术或者身体孱弱的人从事的职业。而艺术、奢饰品制造等产业则是导致健康国家向过于繁荣发展，从而衍生出正义和不正义的根源。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即为正义，正义即为柏拉图的财政观所追求的均衡条件。人人安守其职，互不干扰，阶层分明，社会即可实现正义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实现真正的稳定和谐。在柏拉图看来，这一社会分工和阶层划分自然是由天性高尚、追求智慧的统治者来主导的。阶层和职业之间并非完全固化，柏拉图为其设计的流通途径也依赖于统治者的智慧，由统治者负责在金子（统治者的后代）中发现杂质，在银子（辅助者）甚至铜铁（人民）中发现金子，并将其安放到合适的社会阶层上。
　　 （二）社会共同体的构建和统治者的选择。柏拉图对如何构建社会共同体也进行了阐述，认为当时西方社会存在的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荣誉统治或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等四种政制都是不合理的，有其固有的缺陷。柏拉图倡导王政或贵族政治，如果是由统治者中的一个卓越的个人掌权便叫做王政，如果是由两个以上的统治者掌权便叫做贵族政治。在王政和贵族政治统治的国家中，加之“理想国”赋予统治者在社会分工、阶层划分、共同体构建等方面的种种特权，统治者的选择成为一个国家实现“正义”，实现人民共同幸福的最重要保障。柏拉图就此提出了被后人称为“哲学王”的观点，即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者将统治者培养成为哲学家。“哲学家”在古希腊语中就是“追求智慧的人”，是具有美好天赋、接受了良好教育且年龄成熟的人，是能把握永恒不变事物的人，是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理想国”中，最优秀的哲学家必须成为统治者，而统治者的工作劳心劳力，且全无私利和个人财富，对于哲学家实际上并无吸引力。统治者工作的承担是靠哲学家的奉献精神、先驱者意识，以及不承担即惩罚的强制要求来实现的。
　　 （三）公共品的提供和公共需要的满足。教育被认为是“理想国”应该提供的最基础的公共品。柏拉图甚至还设计了全套的教育体系，认为社会成员应当从小学习算学、几何学、天文学、和声等课程，经过2～3年体操训练，5年的辩证法训练，15年的公务实践，到50岁上，那些在实际工作和知识学习的一切方面都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的人必须接受最后的考验，即为人民服务。柏拉图有着先进的性别观念，认为妇女和男子具有相同的天赋，应当接受同样的教育，有同样多的机会成为统治者和辅助者。 　　 在柏拉图的天才构想中，婚姻、家庭显然也成为“理想国”所提供的公共品，并对社会成员的这一公共需要进行歧视。统治者应当制定一套隐蔽而周密的制度，在抽签等程序的掩盖下，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对社会成员的婚姻和家庭进行配对和选择。
　　 国防也是“理想国”中重要的公共品。柏拉图认为健康的国家不存在扩张领土的问题，然而一旦人们欲望扩大，追求享乐，要建立“发烧的”繁荣的国家，就势必想要扩大领土以获得更多资源。出于同一理由，国家也应当保卫自己的领土不受他国侵犯。统治阶级的工作之一就是保持国家的适当规模，过大过小均不宜。辅助者（获称护卫者、军人）的存在价值主要在此。辅助者没有任何个人财富，生存和生活需要均由人民提供，死后的哀荣也由国家保障。
　　 （四）财政支出和收入。正如前文所述，“理想国”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教育、婚姻、家庭、国防。然而，“理想国”的国家收入从何而来？柏拉图在文中曾提到，“在我们国家里治理者怎样称呼人民？——纳税者与供应者。”可见，国家收入来自于被统治阶级，即人民。
　　 柏拉图并未重点阐述国家收入的获取方式，我们仅能从其字里行间发现踪迹。由“纳税者和供应者”的称呼可见，国家收入的获取方式并不仅限于税收，还有其他的供应方式。柏拉图也曾提到市场上和海港上必须征收的赋税问题，认为这些并不是必须制定规则的范畴。柏拉图显然更为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教育带来的益处，认为优秀的人自然会形成自己的规则，而无需强制规定。这一思想也符合柏拉图哲学家而非政治领袖的身份。柏拉图重在构建思想体系而非执行细则，他的《理想国》也并非是真正用于治国理政，只是学者的思想纲领。柏拉图也承认这一理想难以实现。
　　 三、《周礼》的财政思想
　　 《周礼》开篇即指出，“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周礼》认为国家职能首先在于国家领域和行政区划的划分、官职的设定和人民必须遵守的规则的制定。
　　 （一）财政管理和官员分工。与《理想国》重视社会分工不同，《周礼》虽然也提出了社会成员分工的概念，但通篇更为重视的是官员的分工，而财政管理正是官员职责的重要部分。
　　 《周礼》的六官中，天官冢宰的职务是“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即均节邦国的财用;地官司徒的职务是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即开展教育，安抚天下;春官宗伯的职务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即掌管礼事，使天下和谐;夏官司马的职务是“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即掌管军事，平定天下;秋官司寇的职务是“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及掌管法律，公平刑罚。
　　 古代國和家不分，天子的家务与国务不分。在国家形成之前及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公共机构的职能中包括统治者家务和国务两部分。天官冢宰就同时掌管天子家事和国家财政。冢宰中最重要的三个官职：大宰、小宰、宰夫的主要工作就是财政管理。大宰职能是对整个国家管理机构进行宏观设计，财政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小宰则辅佐大宰，担任国家九贡、九赋、九式等工作的副职，以均节邦国的财用。小宰还有一些专属的职能，如确定服役人口，核查稽查财政数据，确认区域版图，制定借贷合同，管理买卖活动，兼做会计工作。宰夫也要度量其财用之出入，并在岁末进行会计核算——“岁终，则令群吏正岁会”。以六官为框架，《周礼》建立了一套完备的财政管理制度，财政收入和支出都分别由专门的官吏管理。
　　 （二）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与《理想国》相比，《周礼》构建的财政收支体系更为完善。国家和王室的财政收入有“九赋”、“九贡”，国家和王室的财政支出有“九式”。
　　 《周礼》中的财政收入主要由贡和赋组成。自夏代以来，诸侯和方国的贡纳就是国家或王朝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周礼》中“九贡”排在“九赋”之前。《周礼·天官·大宰》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斿贡，九曰物贡。”这些贡纳，是诸侯邦国每年春季的常贡，也就是《周礼·秋官司寇·衔枚氏/司仪》中“小行人”所承担的职务，“令诸侯春人贡，秋献功”。而远方的方国也应对周王朝纳贡，由掌“大国之仪，以亲诸侯”的“大行人”主持，且并非每年进行，《周礼》为此还规定了详细的朝觐频率。这些都形成了具体明确的分层级的纳贡制度，使得财政开支具有了制度性保障。
　　 除了贡纳之外，赋税也是周王朝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周礼·天官·大宰》称“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周王朝的赋税以实物形式征收，“九赋”中的前六种均为农产品，根据到王城的距离由近到远，由邦中到邦都，所征之赋由全合到精米。后三种分行业征收，以其出产为征收对象。《周礼》中多次谈及登记户口人丁、家庭成员健康年龄情况，这可能是为其征收户口税和抽调兵役服务，但户口税或丁税是否征收在《周礼》中并未明确提及。
　　 祭祀和军事是自古以来各王朝的最主要财政支出，《周礼》也不例外。大宰治理都鄙有所谓“八则”、“九式”，其中祭祀均居其首。“以八则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驭其神。……以九式均节财用：一曰祭祀之式。”而用于祭祀的收入即“祀贡”也是“九贡”之首。可见祭祀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祭祀支出是最重要的财政支出。
　　 西周时期，战争频发，战争消耗巨大。由《周礼·夏官》所述军备情况可知，当时已经有了规模庞大的常备军，而常备军的维持也需要巨大的财政开支。《理想国》中描绘的西方城市首先是为了交换产品而构建，而中国古代城市的建造首先就是为了满足军事职能，这对军事防御城池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周礼·考工记·匠人》称“匠人营国，方九里”，即天子的都城方圆九里。当时筑城技术为夯筑，巨大的土方工程需要的人力财力支出构成了财政支出的一大组成部分。《周礼·地官·旅师》中还有关于军费的记载，“旅师掌聚野之锄粟、屋粟、间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兴积”即为了战备而向百姓征收三种性质的粟粮，包括“锄粟、屋粟、间粟”。这可能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军费最早的记载。 　　 四、《理想国》和《周礼》财政思想的异同
　　 作为植根于东西方不同的土壤的奇葩，《理想国》与《周礼》各具特色。理解了《理想国》与《周礼》的异同，方能理解产品交换、社会分工在西方国家建立中的重要作用，方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正是这一基础理念的不同，从源头上解释了中西方财政经济文化的根本差异。
　　 （一）指导思想趋同。马洛斯“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这其中第二层就是安全需求。建立国家首先是公共安全需要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职能“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即社会职能和阶级职能。
　　 《理想国》和《周礼》均成书于奴隶社会时期，都有明显的“王政”倾向，都描绘了当时社会代表人物心目中的“理想国”，也对后世造成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两位先贤显然都赞同国家的建立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了维护公共安全。二者对国家政制的设计与规划均凸显了国家的社会职能和阶级职能，都要求人民各守其业，各安其职，都把国家强盛的希望寄托于统治者的英明领导和合理规划。
　　 （二）实质内容差异。《理想国》是柏拉图汲取当时已经存在过的政制之长，从“至善”“正义”的理念出发，推演出的对于未来世界的宏伟蓝图，可以说是抽象理论的集成，哲学玄想的产物。柏拉图曾前后三次去往西西里岛，推行这一“理想国”理念，最终都无功而返。《理想国》更像是一部乌托邦的交响乐，奏出了财政理念、公民意识，庞大华丽，发人深省，却没有具体落地的制度和执行细节。
　　 《周礼》则是统治者智慧的结晶，是对具体社会制度、财政制度无微不至的描述和构建。虽不能肯定这些制度在西周或春秋战国时期全部得以确实执行，但这一制度是由当政者所推行的，制定了完善的财政预算、收入、支出和管理制度，执行细则详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对后世学者研究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财政、经济、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理想国》更为重视产品交换和市场关系，而《周礼》重墨浓彩之笔多用于祭祀、军事和贡赋。二者关注对象的不同从根本上体现了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财政思想起源迥异之处。这也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西方世界通过市场经济最终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最终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思想根源。
　　主要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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