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教育爱、教育理想国

作者:未知

   摘 要:《林哈德和葛笃德》是裴斯泰洛齐教育小说和启蒙人類的经典之作。在精致化的教育叙事脉境中,全景展示了一幅教育隐喻图景。作为其逻辑起点,始于人性的探究并通过小说中不同隐喻形象的博弈使人的更高属性战胜了人的动物属性。继而,形塑了“母慈——父道——神爱”三位一体的教育爱系统。最终,构建了贫困与教育爱共同编织的教育理想国。
   关键词:林哈德和葛笃德;人性;教育爱;教育理想国
   中图分类号:G40-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5-0085-04
   1746年裴斯泰洛齐出生于瑞士的医生家庭,父亲早逝,家庭变故,童年在他者形象比较中的不如意,使他心中隐隐萌生改变现状的想法。一直地探寻,直至与卢梭的“相遇”。但是,18世纪欧洲农村所面临的整体性危机,不以裴氏的热情为转移,理想的热度在冷峻的现实面前败下阵来——苦心经营的新庄归于破产。当下重点转向了如何对付贫困?这是裴氏终其一生探究的课题。在自身贫困与贫困他者的透视中,裴氏最终得出结论:贫困其实是一个机遇而没有价值,只是通过人品好的教师的愿望,它才变得很有价值。作品将这种人品好的教师具化为母亲葛笃德、校长格吕菲、县长亚尔纳、牧师安斯特等链式形象描绘“母慈——父道——神爱”三位一体的教育爱图卷。由此,教育爱系统初具雏形。裴氏以此为动力,试图在遭受整体性危机挑战的德意志农村。构建由教育改革作为核心变革机制的教育理想国,力图塑造新人,重构全新社会。
   一、人性的博弈
   在《隐士黄昏》《林哈德和葛笃德》《我对人类发展中自然之进程的探究》等著作中,裴氏较为系统的阐释了其对于人性的基本信念,他认为人内在的天然秉性并非是完全类同的。从更加普遍和显而易见的角度来看是对立和矛盾的,对立双方包含了人存在的基本载体,即作为肉体本身的“动物性”,以及“人”升格为“人”所具备的更高层次属性两方面的对峙。在作品第一、二卷,较为深刻的展示葛笃德家庭所代表的村民群体与镇长胡美尔为首的农村恶势力的斗争,隐喻人性存在和发展的动力是葛笃德们隐喻的人的更高属性与胡美尔们隐喻的人的动物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在具体的情节中,胡美尔对村民的压迫、敲诈、勒索,利用权势策划破坏教堂修建计划,偷挖亚尔纳界碑等事件,体现的是裴氏认为的人总是想保存的、由于个体内在束缚的——本能和欲望,以及对这种内在束缚的原生需求及其满足,这种人的动物属性根据人的感官系统,使得人的经历浓缩或具化为某一看法和认识,并相应的产生积极或消极兴趣。同时,也包括好的或不好的感觉、天生的惰性、性生活需求、生老病死等。在小说中,林哈德对那些被认为是不可救药的人施以的救助、鲁迪以德报怨的给予胡美尔的支援等,充分隐喻人的动物性在人的更高属性上始终是短暂的。裴氏将其形象的比喻做“水果的外壳和内核”。更高的天性归根结底是持久的、不可摧毁的、感官的乃短暂的和易逝的。”因为裴氏坚信:人的更高属性高于人的动物性——认识真理,学会关爱,相信神灵,听从良知,实现正义,提高审美能力,顿悟并实现真、善、美等至上的价值。进行有创造性的工作,开展自如的活动,具有责任心和担当性,克制自身的动物属性。塑造共同的生活、让人的更高属性占据人的重要位置,追求自身的完美。胡美尔自食恶果,17位“首事”被撤销,鲁迪收回了被占有的牧场等系列情节的多重展示,一再隐喻人的更高属性之可贵并且态度鲜明的说明人性的更高属性应该是人的最重要属性。
   但是,人性的两个方面,虽然他们本质上看互不相同并各自对立。但是其表现形式却是相互关联的。原因在于,一切较高的无不植根于较低处,并从中滋生和发展。而把较低层次的提到尽可能高的层次,最终实现重大任务的责任便落在教育上。安斯特牧师对坡那镇全镇居民以布道形式,说明胡美尔肮脏的心灵和一切恶行的源头是:从小没有接受人品好的教师带来的优质教育。其父母在他小时候一味放纵,使他养成了许多恶习,逐渐沦落为二流子。并鬼使神差地混入县府当差执事。之后,变本加厉地逢迎上司,直至现而今窃得本镇镇长之职。公职期间在坡那镇巧取豪夺,导致民众怨声载道。裴氏借牧师之口对胡美尔恶行及其原因的揭露,隐喻人性本质上虽然是各自对立的,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是相互联系的,展示了人性从更高属性沦落到最低属性的过程。足见,裴氏二元论的萌芽含有—元论连续的因赢。这使他一方面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模糊;另一方面还使他有可能以二元论为基础,提出一种合乎事物本性的、符合发展规律的教育。
   作品第一、二卷的主线是描述林哈德代表的村民与镇长胡美尔为首的农村恶势力的矛盾与斗争。契合裴氏的人性观点,贫困的坡那镇所代表的德意志乡村社会不过是基于人的动物性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社会状态中最极致罪恶的展现[1],具体隐喻人性中动物性代表的胡美尔们与更高属性代表的葛笃德家庭们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胡美尔等人对村民的种种恶行,直接隐射人性两面的争斗过程,胡美尔等17位“首事”最终自食恶果。也正如裴氏在《我对人类发展中自然进程的追踪考察》坦言的那样,“人要通过教育与自我教育,信仰上帝,运用自身意志克服动物性贪欲,最终将获得使得人生幸福的真理”。反过来印证:接受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能够实现人的天性从肉体地向更高的发展。
   二、“母慈——父道——神爱”三位一体的教育爱
   “裴斯泰洛齐看来,有了教育爱,就会产生强烈的教育责任感,才能不辞辛劳,不怕挫折,不知疲倦地为平民教育而努力。”[2]作品中葛笃德对子女、邻里的关爱隐喻家庭教育中的母性慈爱。格吕菲校长的关爱隐喻学校教育的关爱,并与亚尔纳、恩多夫维系社会阶层新秩序隐喻的父权关怀共构父道之爱。以及安斯特牧师所代言的上帝之爱,共同塑造了“母慈——父道——神爱”三位一体的教育爱。
   葛笃德母亲形象彰显的慈爱,弥合裴氏:“在符合儿童人性成长的条件下,儿童对母亲的自然需求和依赖所产生的爱的印象,儿童对母亲提出请求在实现过程中留下的服从印象,母亲哺育儿童所留下的感激印象,儿童对母亲的天然依赖所留下的信任印象。爱和服从、感激和信任二者间的结合……让儿童的良心萌芽。同时让儿童们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任何事情单纯只为了自己,随之萌发了义务和权利感”。在第一卷中葛笃德教育子女处处关心、帮助穷人的孩子。第二卷中在老实人鲁迪家中,面对充满不幸的7个孩子的家庭,葛笃德用爱心义务帮助鲁迪教育子女。并教给鲁迪和他的孩子们如何料理家务,让鲁迪家逐渐变得整整齐齐。裴氏塑造了一位“尊重长辈、孝敬父母、努力学习的正直人的”母亲肖像。    父道之爱作为裴氏教育爱的重要组成无疑是一大创举,源于裴氏与卢梭教育思想的第一次交锋,初次讨论的话题即“自由与服从”。《裴斯泰洛齐作品全集(第1卷)》描述裴氏从实验和理论原则角度出发,认为:“自由是一种财富,而服从同样是。我们要把卢梭分开的东西连在一起。基于对压迫人类家庭的桎梏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他寻求无限的自由”。裴氏进一步指出放纵自由将会导致教育中的服从变得不可能,进而阻隔情感与知识在师生间传递。但是,若完全依赖父权式专制获得权威服从,将会滋生新的社会性专制[3]。因此,父道之爱还需来自学校的教育爱调剂,继而裴氏坦言:“我一切为了孩子……是我的双手,供给他们身体的和心灵的一切需要。他们都是直接从我这里得到必要的帮助、安慰和教学。……他们生病,我在他们身边;他们健康的时候,我也在他们身边;他们睡觉的时候,我也在他们身边。我最后一个睡觉,第一个起身。”[4]在作品中,裴氏化身为格吕菲校长实践其教育理论,时刻关心和爱护贫困孩子。“少尉(格吕菲)在学校里常给学生们理发剪指甲,帮助他们整理一切,使他们保持秩序”等等。并将新庄的教育实践转化为格吕菲主持下的教育改革,借助改革者的形象展示其新庄实验的成果及其认为有待提升的方面。最后,裴氏又借乡民代表之口对学校教育中实践的教育爱表示肯定:“我晓得各家的父母今天都要感谢你,少尉校長先生!大家都承认,只有你才把人家的孩子看得比自己还宝贵。世上找不出第二个能像你那样爱护镇上的穷苦孩子!”[5]
   母慈将引导家庭中走出的儿童个体在走向社会的进程中保持原初的生命活力;父道在社会共同体层面从学校、社会系统保持被统治者与统治者间扩大化的父子(君臣)关系;统治者通过对学校的直接管理树立权威使被统治者服从。长此以往,缺乏一种保持母慈与父道的平衡“力量”。裴氏开出的药方是:依托家庭中母亲的技艺教育引领儿童对更高层次的存在——上帝,能够产生持久依赖与永久信仰。让儿童体悟世界之美和上帝存在,并在此后的(家庭、学校、社会)学习中逐渐实现自我完善并在心中嵌刻下热爱、信任和感恩上帝的具身印象。“建立在亲兄弟和亲姐妹间所少有的和平友好和真诚的关系”裴氏借上帝的代言人——牧师之口阐释:“上帝不过是能够清除那种伤害衣食泉源的毒素的伟大力量罢了,那些身上有伤害泉源的毒素的人,有的治得早,有的治得晚。这种伤害泉源的毒素,有的变成了新生觉醒中的芳香,有的就变成了死亡毁灭中的腐臭”。作为上帝的嘱咐“我们要经常追求那美满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要做到把人当作人,使人真能像人的话,首先就应该从被我们诬称为匪徒的、世上最穷苦的人的身上,开始做些拯救和改革的工作,必须把这点看为人类的头等崇高任务。”[6]反过来说明上帝之爱的本质是让最穷苦的人获得拯救和解脱。
   三、贫困与教育爱共同编织的教育理想国
   18世纪末欧洲社会由城乡发展差异和宗教改革等因素影响,产生农村地区整体危机。作为裴氏的重要发现——教育能够改变这一状况,迎来新时代。裴氏如是说,亦如是做。作品第三、四卷便开始通过教育改革对坡那镇进行重建。并在小公国统治者们的实地考察和论证后,向全邦推广。但是,现实终归是现实,面对乡村的整体危机——贫困。但现实终将是思考的逻辑起点,在这一问题上裴氏形成了超经济学而走向神学式的贫困观。在“贫困”与“对付贫困”的道路上,裴氏用一生来丈量和诠释。新庄破产和接踵而来的债务,终于让他也开始一步步由贫民他者的救济者角色,成为真正的贫民。裴氏也不得不为自身对治贫困而做出努力——教育在对付贫困面前显得无助之时,裴氏决心献媚于政治。他将目光投向维也纳皇室,对富有社会进步意识的国王约瑟夫二世充满希望。1783—1787年间,裴氏先后与皇家财政部部长青枣多夫伯爵、皇帝弟弟托斯卡纳建立通信联系,并试图对皇室贵族施以影响。裴氏还期望借助其著作在奥地利谋得一份差事。系列举措在作品中体现为:让权顿朝野的维也纳皇家财政部部长化身的恩多夫对裴氏所认为的改革良策逐渐持有积极态度。同时,裴氏希望通过改写其全部作品来实现这一想法。并在1790—1792年间,推出《林哈德和葛笃德》的三卷组简订本,但结果超出预期——没有出现原书出版时的轰动效应。随着维也纳皇帝约瑟夫二世和随后登基的莱奥波德相继去世,裴氏打算进献整套修订本的愿望落空。希冀向政治献媚的“曲线救国”思路就此隔阻。
   故而对付贫困、高扬教育爱成为裴氏构建教育理想国图卷的核心机制。在小说中裴氏基于教育本位创设了系列的教育改革图卷。首先,确立了契合人的更高属性的多层次教育目标。就其社会目的而言:“为社会造福,仅高尚的穷人和自己精神上渴望的天下得以实现,他至死也要争取实现人类得到普遍幸福的天下。”[7]对每个体而言,教育目的是能够把人培养成有切实知识,“具有—种可以谋生的手艺”,“在生活中表现了勤劳、节俭、家庭秩序、道德品质等的实质”的人,即“发育良好……人世间顶天立地敢作敢为的男女。”[8]“为人在世,可贵者在于发展,在于发展个人天赋的内在力量,使其经过锻炼,使人能尽其才,能在社会上达到他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教育的最终目的。”[9]同时,裴氏在《1818年对我校师生的讲演》中坦言:“在我人生的沉浮经历中,我很快发现教育问题从本质上说,不管儿童的社会地位如何都是一样的,不在于传授专门的知识或专门的技能,而在于发展人的基本能力(人的基本能力当然是不分穷富的)。”
   其次,从儿童入手借助学校教育实现教育改革的路径。一方面,让孩子习惯于虽然清贫但是收拾整齐的生活环境。勤俭节约、拥有一技之长是养家糊口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孩子的劳动,不是简单将孩子沦为童工,在《裴斯泰洛齐书信全集校勘本(第1卷)》说:“不,痛苦的、无望的和不幸人家的儿子生来并不是为了推着轮子,让大户人家高升。不!不!他不是为此而投胎的!这是对人性的践踏(我的心为之而愤怒)。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把每个人看作是兄弟,别让恶意的行为和有失身份的经历,冲淡我爱的幸福感。”来说明这条改革之路的艰辛。另一方面,在劳动中实现教育改革。教育的中心目标是心灵培养、道德培养,突出身教重于言传。穷人的教育不是教育的特殊领域,而是在人性基础上对其天性具有普遍教育意义的东西。裴氏深信永恒不变的人性得到后天足够的培养(劳动),不管遇到外界何种突发事件,它都会根据内在的力量做出相应对策……当其力量及对外界形势的影响走到了极限,它便急流勇退,于逆境中甘之如饴。
   最后,实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裴氏是首位提出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付诸实践的教育家。并在《与友人谈斯坦兹经验的信》中说:“我试图使学习与手工劳动相联系、学校与工场相联系,使得它们二者能够合而为一”。在他看来,这种方式抓住了人生的真正需要,找到了对付贫困与实现社会发展的有效路径,是实现人生幸福与保证生活需求的根本之源。理论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是提高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能力,增加实际生产量,对付当下贫困的最好途径。
  参考文献:
  〔1〕林斯澄.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图景——从《林哈德和葛笃德》切入[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15(01):66-88.
  〔2〕李明德,金锵.教育名著评介(外国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80.
  〔3〕[瑞士]裴斯泰洛齐.裴斯泰洛齐选集(第1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164-165.
  〔4〕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198-199.
  〔5〕〔6〕〔7〕〔8〕〔9〕[瑞士]裴斯泰洛齐.林哈德和葛笃德[M].北京:北京编译社,2005.362,344,226, 227,319.
   (责任编辑 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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