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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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走出去”目标战略的实施，目前中国的整体对外投资呈现出规模扩大、增速稳定的特点。有关于中国在对外投资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内容，但针对文化距离与中国的OFDI的关系研究尚未得出确切的结论。笔者基于国际折衷理论，从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及其二者叠加的作用来研究文化因素的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果，通过理论机制和实证检验得出中国OFDI受文化距离因素影响，且该影响呈非线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两者呈水平“S”型影响。
　　关键词：文化距离;对外直接投资;叠加作用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20）01-0122-03
　　 一、文献综述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在經济因素方面，而在非经济因素方面，目前的研究多在制度距离、碳排放和文化距离等方面上。许和连，李丽华基于引力模型和66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文化差距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之间会存在负相关关系，企业倾向于投资文化距离相近的国家及地区，文化差异过大会带来投资风险的上升。张建红、姜建刚从双边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指出双边政治制度的建立会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正效应。李元旭、姚明辉分别从霍夫斯泰德和GLOBE文化维度，从线性关系角度实证考察文化距离和中国FDI的流量与存量的关系，指出FDI的流量与Hofstede呈不显著相关性，而与GLOBE则显著负相关。孙朋军和于鹏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目标，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三种动因进行分析，指出文化距离与不同的投资动因呈不同的负调节、正调节和无影响的关系，不同投资动因的企业在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时要有效进行选择。可以看出，目前有关文化差异与OFDI间的影响效应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非线性影响，即认为文化距离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呈具有多重性，最终形成叠加作用。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规模不断增加
　　 “走出去的目标战略实施促进了中国国际投资的迅猛发展，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直接投资总体的规模迅速扩大。2008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金额为559.1亿美元，仅占当年全球流量总额的2.8%，与发达国家及地区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而2017年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 582.9亿美元，约为2008年的3倍，此时占全球的投资总额11.10%，与2008年相比提升超8个百分点。期间，2016年达到峰值，为1 961.5亿美元，2017年稍有回落，首次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但从总规模上看，仍排在全球第三名，也是中国历史第二高。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规模来看，中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2008年的存量为1839.7.1亿美元，而到了2017年该数值增长到18 090.4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增加4 516.5亿美元，全球排名升至第二，同比增长33.27%但中国与美国（7.8万亿美元）存量规模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仅相当于美国的23.2%。
　　 （二）洲际分布不均
　　 从总体上看，近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不断增加，但对世界各洲的投资比例存在较大的差异。近十年内中国OFDI的主要流向为亚洲，该比例约占着总额的七成。在亚洲区域中，中国香港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占据着主要的位置，2016年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投资流量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时占当年投资总额六成左右;2017年中国流向亚洲地区的投资为1 100.4亿美元，其中对中国香港投资额为911.5亿美元，占亚洲地区82.8%，同比下降20%左右，与此同时，对东盟地区的投资为141.2亿美元，占亚洲地区12.8%，同比增长12.8%。
　　 与2008年相比，2017年流量洲际分布最大的变化是流向欧洲的投资继续增加并达到历史最高值184.6亿美元，同比增长72.7%，而与此同时流向北美和拉丁美洲的流量则明显减少。拉丁美洲近十年的占比波动较大，与亚洲的相比，差距较为明显。对非洲的投资占比总体呈递减的趋势，2016年达到占比最低值。
　　 三、文化距离对直接投资的影响的作用机制
　　 （一）理论基础
　　 1.文化维度理论
　　 目前，在分析文化差异时，学者多引用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该理论指出文化是在特定环境中的国民共同具备或者拥有的心理程序，能以此将人以其特性区分开，他将文化归为五个维度：权力距离、男性化和女性化、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以及长期和短期目标，后来又将自身放纵与约束纳入该研究框架中形成第六个基本维度。并将世界各国在各维度的差异进行量化来描述。
　　 2.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由英国学者约翰邓宁提出，在《国际生产与跨国企业》一书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认为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会面临出口和国际投资的选择，而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会共同决定企业选择出口还是进行国际投资。当仅拥有所有权优势，企业会选择通过技术授权的方式来开拓市场;当同时具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企业选择出口的方式来对海外市场进行销售;而当同时具备以上三种优势时，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来经营。
　　 （二）作用机制
　　 上述理论中提到国际投资受三要素决定，而文化距离会从多方面对这三个基本的要素产生或正或负的影响，在结合上述理论的部分观点基础上，从理论机制分析文化距离对国际投资传导机制和具体流程，包括积极作用、消极作用和二者叠加后的共同影响。
　　 1.文化距离对企业优势的影响
　　 企业的长期生产活动与社会文化具有密切的相关性，社会文化会影响企业文化的形成，并对企业制度和组织结构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国家间的社会文化往往会形成两国的企业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对企业优势影响有两点：第一，当文化距离越大时，企业战略性资产的学习成本也就越高。包括东道国的管理模式、创新路径和企业组织框架。但这种这种战略性资产往往会与东道国的文化有关，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或者是相似的文化环境中才能体现出相应的价值，因此，文化距离的存在会增加战略性资产的学习成本，对企业优势造成负面影响;第二，较大的文化距离给与跨国公司能够发挥竞争优势获得当地市场份额的机会。企业自身特有的竞争优势是其打开东道国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种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服务差异化、产品差异化和技术差异化。企业的差异化战略会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加越发突显，企业竞争优势也就越明显。 　　 2.文化距离影响内部化优势
　　 跨国公司形成的原因既包括了因内部化而取得在国际市场中的交易节约成本，又包含内部新形成的分工体系和交易模式，从而实现更高的收益。只有内部化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时才会有意义。当内部化收益是固定值时，优势大小会取决于其成本的高低，而文化距离会影响跨国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协调与管理成本从而影响内部化优势。
　　 国家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会使得母国与东道国在市场销售、科技研发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不同，从市场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若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较大，会出现委托代理机制不兼容的问题，增加高层的管理成本，最终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绩效水平，甚至会减少后续的投资总额。
　　 3.文化距离影响区位优势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时最先面临的问题是区位选择，包括在国内还是国外投资生产以及在国外区域上的选择。因此，区位禀赋因素的引力程度决定了OFDI的流向。区位优势受多种因素共同决定，既有东道国的又涵盖投资国。主要包括了经济市场特征、生产劳动力水平、政府的政策性规定、东道国文化特征等。文化的历史性、丰富性、差异性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区位优势，并呈显出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信息交流成本的增加，文化距离的存在会对间接区位优势造成负面影响。语言和宗教的差异是文化距离最直接的表现，当地区之间存在不同的宗教信仰时，人们对道德标准往往存在不同的判断，而价值取向也会随之受到改变;而当地区之间存在语言差异时，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中的交流成本和人力资本也随之提高。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企业创造力的增加和要素流动性的提升。当两国存在文化距离时，东道国企业能够以此为基础进行要素资源转换，以富裕要素换取生产稀缺要素，更新和维持企业生产经营的有利条件和竞争优势。同时，当文化背景差距较大时，人力资本也具有差异性，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会激发企业员工的创造性思维，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企业创造力。
　　 4.文化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叠加作用
　　 前文提到文化距离的存在对国际直接投资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将两者作用叠加后的影响趋势呈“S“型，既在不同的文化距离区间上，两者的作用程度不同，叠加后的效用也是在不断变化。文化距离与对国际投资的消极影响呈负相关，当距离越大时，企业对战略性资产的学习成本、生产经营中面对的协调与管理成本、地区间的信息解释成本会越大，两者会呈现同步变动的趋势，因此消极影响会随着文化距离的变大而对直接投资的阻碍作用越大，表现为母国对东道国的投资会越来越少。文化距离对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趋势，当文化距离较小时，企业由差异化带来的竞争优势不能发挥明显的作用，协调与管理的成本占主要的地位，此时积极影响会随距离增加而增加，但较为缓慢;当文化距离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因语言、宗教等差异带来的信息解释成本较小，差异化竞争优势会随着文化距离的逐渐增加而愈发显著，同时东道国的战略性资产价值以及员工的创造性思维价值会逐渐显现并提升，因此这一阶段积极作用会强于消极作用;当文化距离进一步增加达到相对较大的差异程度时，竞争优势无法获得新的效益，而学习成本和解释成本仍在不断累积，消极影响成为主导。
　　 四、文化距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一）文化维度距离测算
　　 文化距离指数是对不同国家文化差别给予量化，进行比较差值，该数值的大小仅代表两国之间文化差距，并不作为文化优劣的评判标准。本研究采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六维度以及KSI指数进行测算：CD=∑[（Iij-Ii）/Di]/6
　　 其中，CD表示进行测算国家间的文化距离，Ii代表本国在第i个维度的分数，Iij则是j国在第i个维度的分值，Di表示全样本在第i个维度的方差。
　　 （二）模型设定
　　 本研究建立模型时考虑的因素包括：市场规模代表了一个国家及地区的经济水平，此处以东道国GDP表示，地理距离考虑到数据获得性采用首都城市的地理直线距离表示，文化距离用KS指数计算后的综合得分表示，贸易关系以中国对东道国出口额表示。同时引入文化距离的二次方以及三次方项作为解释变量，以此来考察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三）变量选取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中国对27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为2007年至2016年各年末中国对部分国家直接投资存量。基于各国的投资额占比不同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澳大利亚等27个国家为样本，2016年末投资存量占世界的76.65%。为尽量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选取的数据中不包括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群岛等投资投资中转地。
　　 （四）实验结果
　　 对2007-2016年的回归结果见表2。首先从文化距离的不同幂级数的系数符号来看，一次方和三次方项的系数符号为负，而二次方的系数符号为正，由此可见他们的系数的正负是交替变化，并且都是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且表1中CD和CD2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文化距离的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从R2角度来看，引入文化距离的二次项和三次项的拟合度效果最优。通过对不同模型的比较，得出结论满足水平“S”型曲线的验证条件。从回归结果来看，完全剔除各控制变量的作用，二者之间的水平型“S”曲线相关性仍存在。
　　 在此基础上，分析控制变量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果。首先，地理距离的β估计值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为负，说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上的差异，距离越近投资存量越大。其次，东道国的GDP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投资与东道国的GDP呈正相关，表明东道国的市场越大，投资存量越大。第三，贸易量的β估计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贸易与投资的互补性产生了影响，国际贸易的发生会直接促进母国对东道国的投资。
　　 五、结论
　　 本研究从理论机制具体解释了文化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理和作用，通过文化的差异性对投资三要素产生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同时随距离的不同，两者的效果程度不同，最终的叠加作用表现出来的影响也不同。
　　参考文献：
　　[1] 张建红，姜建刚.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12）：133-155+160.
　　[2] 余彦蓉，余 翔，郑晓云.基于国家距离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战略研究[J].江苏商论，2018（10）：59-62+69.
　　[责任编辑：马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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