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 文章参考了在新增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分析了资金流动对国家经济结构的影响。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进展，采取《中国统计年鉴》和WIOD等数据库中的数据，并结合当下“一带一路”的PPP项目中的资金流动模式，思考了外商直接投资（FDI）项目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以及对一般均衡模型中贸易量、劳动力等要素的作用，探索外商直接投资对资金流出国和流入国的经济发展需求的满足。结合当下中美贸易关系情况，分析了中美之间贸易收益模式和未来合作模式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中美贸易
　　 [DOI] 10.13939/j.cnki.zgsc.2020.01.015
　　 1 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FDI）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其是否与流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关以及怎样的影响流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很多经济学家热衷的课题，许多经济学家对此做出了一些解释。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的国家发展背景下可以发挥促进作用，Abramovitz早在1986年就指出，FDI使东道国获益需要该国具有最低限度的社会能力，也就是要有一定的人力资本水平、市场自由化以及充分的基础设施。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外商资本持续流入，并且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世纪初期，中國便以530亿美元的FDI流入量成为世界第二大FDI流入国，多年以来，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前文描述的经济增长获益于外商资本投资所需要的各种必备条件。因此，中国必然会抓住这个机遇充分发挥FDI对中国经济和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了解研究FDI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认识FDI的地位，也有利于政策制定者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时，中国的资本流出也在飞速增长，中国也在全球价值链中承担了一部分资金流出的作用，“一带一路”更是自从实行以来就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各国的经济、资本联系，了解FDI对流出国的影响也是有必要的。
　　 2 FDI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和中国的发展契机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下，资本收益递减约束了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FDI仅能对人均总产出增长发挥水平效应而不能发挥增长率效应。因此，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不能更好地解释FDI促进东道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几位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如R.Lucas等人提出了新增长理论，引领了对内生增长机制的学术研究方向。我们可以用新增长理论有效地分析人力资本、技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不同机制对国家内生经济增长的作用。R. Lucas等人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影响人均总产出，并且对增长率有很大的影响。新增长理论表明，FDI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是通过多种渠道来实现的。
　　 例如“一带一路”中的PPP项目。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世界市场需求较低，许多地区处在经济框架重构阶段， 因此全球价值链逐渐呈现区域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怀着和平友善、共谋发展的初心，在原有的背景下，稳固和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基础，构建互信、互融、互通的全新合作框架。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拥有足够的储备和资金，中国具备抵抗风险和做出改变的能力。同时作为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的生产能力初步满足了独立生产高附加值环节的要求， 具备了足够的技术和经济实力构造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中国与沿线各国可以取长补短，弥补各国生产能力的差异。中国作为生产大国，有较大的下游生产集中现象，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中国可以借由PPP模式向世界进行资本输出，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同时技术支持也有助于沿线其他合作国家技术的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 上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产业互补性吸引了许多的经济学家选取多种指标对其量化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资源禀赋上具有高度互补性，产业结构也存在互补的可能，中国有机会将产业链向高端化转移。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可以减少贸易壁垒的限制，促进贸易增长，合理化生产链结构，同时较高的产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相结合，平衡普通离岸外包中劳动力市场。PPP模式在建设和服务方面能够给“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基础设施提供强有力并且全新的支持。PPP模式是互利多赢的，能够有效满足项目地区发展的需要，也能弥补资金不足的问题，缓解融资困境。同时，我国企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眼光逐渐看向海外，全球化竞争意识增强，离岸外包改变了企业的劳动力构成，使得劳动力向更高学历、高技术转化;同时，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也可以完善自身资源配置，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研发与创新环节，加速新产品的推出与转化，并最终使得企业保持自身生产优势与研发活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PPP项目中当地政府和承包企业都能获益，当地基础服务能力提升，中国企业的产能升级，也有利于中国国家整体价值链生产的高端化，政府充分发挥职能。
　　在中国对外进行资金流出的同时，自身也会得利。例如离岸外包活动中，离岸外包影响创新的一种方式是允许带来更多收益的专业化。许多早期论文都涉及这种生产专业化可能带来的效率提升（例如，Deardorff，2001;Pierce Jones 和 Kierzkowski，2001;PierceKohler，2004）。目前将生产概念解释为在不同地理位置执行的不同任务（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2012）。这些论文中显示，离岸成本降低导致生产率提高，这意味着离岸外包部门可能会扩大其剩余的国内生产。在 Rodriguez-Clare（2010）的工作中可以找到离岸外包和创新之间独特但相关的联系。在该论文中，增加的离岸外包降低了高工资国家的生产工人工资，从而降低了这些国家工人参与创新相关活动的机会成本。离岸外包改变了企业的劳动力构成，使得劳动力向更高学历、高技术转化;同时，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也可以完善自身资源配置，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研发与创新环节，加速新产品的推出与转化，并最终使得企业保持自身生产优势与研发活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FDI是双赢的，既满足了资金流出国减少机会成本、改善产业结构的需求，也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增长，以及内生生产要素的进步。
　　 3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3.1 模型构建
　　为了定量研究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需要考察总量生产函数，假定生产函数是关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且规模报酬不变，即：
　　式中，E是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λ是人均人力资本相对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比例系数。为了确切反映包含人力资本的总量生产函数中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文章用多有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来调整投入要素的贡献份额。
　　贸易结合度指数由经济学家布朗（A.J.Brown，1947）最先提出，后经过小岛清（1958）等人明确了指数在统计学和经济学上的意义，经常来衡量贸易联系是否紧密。
　　 TIIab= （Xab÷Xa） （Mb÷Mw）
　　 3.2 数据来源
　　（1）总产出增长率。总产出的增长率是以一年为基期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百分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18》。
　　（2）国内资本存量增长率。选取总产出中的投资份额作为国内资本存量增长率的替代变量，总产出中的投资份额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8》。
　　（3）FDI资本存量增长率。本文数据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0—2018年各期中FDI流入量数据，折合累计计算出来的。
　　（4）文章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表 （WIOD， 2016）以及贸易增加值 （Ti VA） 数据库。由于WIOD关于输入输出表的数据最新为2014年，所以部分计算只计算到2014年。
　　 3.3 实证研究结果
　　从表1得出的数据，可以计算在总产出增长中，各个要素的贡献程度，结果见表2。
　　可以看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双边贸易结合度指数从2011年开始一直大于1，且处于稳步提升状态，说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并有更加紧密的趋势。中国在大多数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竞争力较有优势，在电气和光学设备、交通运输制造业等高技术制造业上处于较为明显的领先地位，而低附加值的制造业方面中国没有明显优势，可取长补短，说明中国有产业链高端化的趋势。金融、邮政运输方面的优势说明中国金融体系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健全。中国在“一带一路”合作中通过与各国的产业链互补，以及资金输出、技术支持，可以实现互利共赢。这是现在PPP项目的主要方向，也是契机，可以促进“一带一路”框架中，高铁、邮政等高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也符合前文提到的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合作考虑的生产链上下游关系，可以使贸易双方有更多的利得，同时中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向上游偏移，提升自身产业结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起点并不高，不到1说明在贸易上较为疏远，2011年只有0.736，却出现稳健增长的趋势，在“一带一路”理念提出后，有明显增长的现象，合作前景可期。与Yi（2003）提出的模型相印证，贸易壁垒的下降，刺激了中间投入的贸易影响，使得贸易量对相关政策的变化更加敏感，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国的友好协作有利于双边贸易量增长。
　　 4 对中美贸易关系的思考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在贸易政策领域采取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举措，所提名的执掌对外经贸主管部门的内阁级成员清一色被称为对华“鹰派”人物，在意识形态上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对华态度尤其强硬。他们，1994年以来的美国贸易政策存在很大错误;WTO争议解决机制是一个错误的机制，超越了成员国授权;中国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构成威胁，美国是不公平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受害者;美国可以挽回因贸易政策不利导致的局面，并应当采取更加具有进攻性的措施保护美国产业和工人。退出TPP、重谈北美自贸协定，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至美国的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采取制裁华为等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商业活动，针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执法行动，貌似要在全球发动一场贸易战。
　　但长远来说，中美贸易合作为正轨，中美双方贸易所得都高于自给自足，现行的两国之间FDI活动也应良性进行，推动两国的发展。谭晶荣，郭俊良等人利用WWZ法，分析了2000—2014年数据，从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总值的角度，得出中美贸易合作存在互补的结论，并且认为中国支持美国高端制造业的模式仍将持续。
　　衡量美国进口的外国要素服务的最简单方法——观察美国进口份额图并分析阐释。考虑到全球投入产出联系后，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数据评估這些联系在数量上的重要性，得出结论：算上增加值贸易流量，美国的进口份额将从8%上升至11.4%，同样的向上调整也延伸到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所有国家;从附加值角度来看，美国和世界更加开放。美国国内生产也通过进口中间产品使用外国要素服务，这使得美国消费者在海外增加值支出中所占的比例高于美国消费者在海外商品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但这种情况只包括外国要素服务，不是包括所有要素服务。美国在进口方面的支出份额比其他大多数国家要小。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而不是在国际上进行的。这一基本观点意味着，美国从国际贸易获得的福利收益比大多数其他国家都要小。根据美国对外国要素服务的需求进行推测，我们对美国经济贸易收益的估计值介于GDP的2%～8%。这样的收益程度意味着，如果美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美国对外国要素服务的需求将变得缺乏弹性，从而暴露出一些关键的外国投入的重要性，进而从贸易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美国即使现阶段认为中国对其经济产生了威胁，最终都会认识到，双方合作才是长久之计，真实的数据也证明，贸易所得还是高于闭门造车，一时的赌气行为不利于长远发展，和平共赢也是中美双方企业期盼的。 　　 5 总结
　　从上述实证研究可以得到结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据显示，国内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程度较明显，影响数值基本上在45%～50%;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直接贡献在年度间并不稳定，在数值顶峰年份可以高达10%，在较低年份仅达到不足1%。
　　在人力资本、制度因素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十分明显的直接作用，主要原因是文章的实证研究是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积累效应的。在前面分析的资本积累的传导机制中，资本积累效应只是其中一个传导机制。
　　与此同时，在PPP项目中，融资等资金流动以及风险防范问题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刘浩，陈世金等（2018）构建了PPP项目成效影响因素模型以及风险结构和投资额的决定模型，较全面地衡量了已有PPP项目的成效。此外，PPP项目的融资问题也是经济学家们广泛讨论的内容，由于PPP项目自身资金运转周期受到基础设施建设周期的影响，风险与普通的外包活动有所差异，良好的制度和宏观经济环境，以及金融体系是否稳定都有决定性的作用，良好的环境有利于吸引私人资本进入风险较高的PPP项目，从而有利于中国产业升级，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中国的产业上游起到了正面的影响，说明中国产业有向生产链国际分工的更高端领域迈进的趋势。而相对生产价值链下游环节的工人，也可以借助“一带一路”项目带来的帮助，提高自身技术，充分实现劳动力价值，这也符合全球价值链理论中，外包对国内外工人都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从而提升了熟练工的数量。企业进行离岸外包对于产品转换与创新研发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一举措可以使企业将制造等低端生产环节的成本转而应用于创新研发这一高端生产环节中来，从而使企业的产品转换率增加，有利于企业进行进一步的产品创新。
　　PPP模式作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新模式，将社会资源有效分配和利用，加强国内外联系，进一步融入全球化。中国在合理规划PPP项目，防范风险、健全制度的同时，输出资本和技术，促进自身高尖端产业发展，在全球生产链中向上游发展，提高价值链地位，让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提升竞争力，发展是很有后劲的。
　　总之，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源于国内技术革新、内资资本积累和相应制度的正面变化。从直接和间接的效应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固然需要极高的重视，政策制定者更应该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从而促进中国内生经济的增长，刺激中国内生经济要素的进步。同时，作为资金力量雄厚的國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可以承担资本和技术的输出国，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国，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高端化进步。总的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卓有成效的助力。
　　 参考文献：
　　[1] 江锦凡.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J].世界经济，2004（1）.
　　[2] 陈浪南，陈景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2（6）.
　　[3] 江小娟.内资不能代替外资[J].国际贸易，2003（3）.
　　[4] 潘家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6（5）：19-89.
　　[5] 王直， 魏尚进.垂直专业化、贸易增加值与增加值贸易核算[J].经济学报，2016（3）：188-207.
　　[6] 李文.“零和”是歧途合作为正轨[N].经济日报，2019-06-19（003）.
　　[7] 杨广清.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J].中国社会科学，2018（9）： 108-127.
　　[8] 张柏伟，田朔.汇率波动对出口贸易的非线性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18（11）： 43-50.
　　[9] 李晨赫.中美贸易战前景应该是不战而停[N].中国青年报，2019-06-18（010）.
　　[10] BALASUBRAMANYUAM V N，ET 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owth in EP and IS countries” [J].The Economic Journal， 1996（106）： 92-105.
　　[11] ABRAMOVITZ MOSES. 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 [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6（46）： 385-406.
　　[12] ANTRAS POL，ET AL. Measuring the upstreamnes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flow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 （3）： 412-416.
　　[13] YI KEIMU. Can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Explain the Growth of World Trade？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11 （1）： 52-102.
　　[14] COSTINOT ARNAUD，JONATHAN VOGEL，SU WANG. An Elementary Theory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3， 80 （1）： 109-144.
　　[15] FEENSTRA， ROBERT C. 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 12 （4）： 31-50.
　　[16] MISTARIHI A，KHASAWNEH 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 Either three-Ps or back to one-P！ [N].Doha： Doha Institute for Graduate Studies， 2015.
　　[17] WONG E L，ET AL. How shall we examine and learn about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 in the health sector？[J].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5（147）： 261-269.
　　[18] WIDDUS 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for health： their main targets， their diversity， and their future directions [J].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1， 79 （8）： 713-720.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15110192.htm